鲜卑神兽考——从一件陶器的神兽纹谈起(邵国田)
1981年8月，我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杨虎先生沿老哈河右岸进行史前遗址调查时，在敖汉旗康家营子乡吴家营子村的农民家征集了一批保存完整的鲜卑文化陶器，其中有一件印有“神马”纹的陶壶。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唯一一件印有“鲜卑神兽”的陶器，而且不只是神兽，还有骑者，两者一前一后，构成互应关系的一组纹饰。笔者从释读这件陶壶的纹饰内涵说起，对鲜卑神兽的相关问题略作分析。
一、对敖汉旗出土的鲜卑陶壶神兽纹的释读
这件陶壶首发在《敖汉文物精华》一书中，初定为“神马纹”，并作了如下描述：“泥质灰陶，盘口外叠唇，圆肩，平底，颈部压磨竖向条纹，腹肩界有一道弦纹，腹部横向压印出四排马纹，两匹为一组，前一马乘坐一人，其一手握缙，一手持策在击打马的臀部，后一马为“神马’，身上有花纹，四蹄为‘爪’形，其面上部出一‘角’，状如犀牛角。近底部一侧穿一小孔。过去在鲜卑的墓葬中曾多次发现神马纹铜牌饰，神马纹出现在陶器上还是第一次。此类马当为史籍所载导引拓跋鲜卑走出大山的“神兽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因此，这件陶器（图一）的纹饰对研究鲜卑的宗教信仰是十分珍贵的资料。”③
图一
以上便是最初报道对这件陶壶的描述。需要补充的是整个神兽与马均头向右做奔跑状。这件陶器虽发表已过近20年，但没有引起研究者对这件陶壶神兽纹的关注。在最初报道时虽已指出这便是导引拓跋鲜卑走出大森林的“神兽”，也提到“神马”，但在鲜卑崇拜的神兽中有神马，与似马的神兽是两回事。这里关键的一点是“似马”的“似”字，“似”是相似而不是相同，是指整体外形和主要肢体相似。《魏书·序纪》载：“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①
“似”马的另一层意思是还有一些不像马的地方，也许正如这件陶壶神兽纹饰所反映的独角、卷尾、爪足等部位差别是不似的部分。至于类似牛吼叫的声音是表现不出来的。
有神鲁前一马作比较，更显两者的形相似，局部差别很大。还可从中看到，鲜卑神兽和真马大小相似，奔跑的姿势相似，步调一致，亦步亦趋。
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即乘马者在前而神兽却步其后尘，似与史籍所言有矛盾，不是说靠神兽导引拓跋鲜卑才走出大山走向草原，表现在陶壶纹饰上也应该是神兽在前，骑者在后才是。
我们再看《魏书》在论述神兽导引迁徙之前，尚记载一段神人有关献皇帝拓跋陵的提议：“献皇帝讳腾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②献皇帝得到神人的指点，复徙居南迁，但因再一次南迁艰难险阻，山谷高深，于是欲止，才有神兽出现。故看纹饰中的人与兽的前后关系，便得出骑马者在前应为神人的认识。
如果此说有道理，那么，这种神人、神兽纹饰便是一幅拓跋鲜卑迁徙图，叙述着鲜卑先祖在神人和神兽的导引下，历经九难八阻，途经数千里从“大泽”迁至匈奴故地。因此，陶壶的这组图案可称为“神人神兽引迁图”。
在一些鲜卑文化陶器中，见有多件饰以成排的马纹，如在通辽市舍根等墓群就出土有6件马纹陶器，其“腹部滚轮压印马纹，做万马奔腾状，我们称之为万马奔腾壶”。20世纪70年代，笔者在敖汉旗三道湾村征集一批鲜卑陶器，其中一件即印有“万马奔腾”纹饰陶壶”。对这种万马奔腾画面过去一般认为是鲜卑游牧经济的体现，而现在，我们考证了神人神兽引迁图后，也是否可认为这是在描绘鲜卑迁徙的场面呢？
对于神人神兽组合成“引迁图”纹饰，神人可能是鲜卑萨满教中的萨满，神兽则是萨满的介质，或是作法时的一种道具。这便可以理解为每每在迁徙时，要举行宗教仪式和法事活动以鼓舞部民在征途中勇往直前，保佑旅途的安全。主导这类宗教活动的自然是萨满。构成神兽的主体要素是马（形态）和牛（吼声）两种，头上生角，身上的斑纹、虎尾、爪足等几种动物综合体，也是原始宗教的万物皆有神的表达。这种多种动物集于一身的形象最早见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如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被考证为红山文化大玉祖神像脚踏着的神兽便是牛首虎足，还见于兽身鸟首的青铜器等。鲜卑的神兽为马形，与鲜卑在他们的发展史中曾为游牧民族有关，马是他们的代步工具，有了马形神兽的导引顺利长途迁徙。
二、对砧子山岩画的鲜卑单骑图的再认识
与前举陶壶的骑马的神人相类似的还有一幅岩画，也应该与导引拓跋鲜卑迁徙有联系，而且刻在一座在百里之外就能见的拔地而起的圆柱体的砧子山上，则更有其探讨的价值。
砧子山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部的达里诺尔湖北岸约4公里处，海拔1341.7米，相对高度约110米。岩画便刻绘于山之南侧中部崖壁之上。岩画总长度为400余延长米，总面积达4000平方米，可分12组。崖画内容有乘骑者、群马、群鹿、虎、豹、人物等，以鹿最多，马次之。从东南向西北的第一组便有4匹马，头向东南，左向横排式做奔腾状（图二：2)。最高的一幅是一个单骑者，头向左，马扬首阔步，圆眼，翘鼻，头顶部出双勾形似角。全鞍绺，尾后扬，近尾根处起圆节，向后折曲，圆臀较肥胖，腿较细，前后迈开做行走状。乘者左臂握绺，右手握鞭在击马臀部。下着紧腿裤，足蹬靴（图二：1）。
图二
这幅单骑图刻于整个岩画的最高处，是这一处岩画群的至高点，刻工细腻，造型准确，是这一批岩画中最精彩、时代感最强的，也是内蒙古东部区岩画的精品。
对于这一批岩画的年代，最初调查者依据砧子山周围古代遗址的分布情况，仅提出大致的年代范围，即发现了较多的辽、金、元代遗址，为砧子山岩画的断代提供一定的依据”。其后又有人认为：“砧子山岩画应属于契丹建国前部落时代或更早到鲜卑时期，岩画为乌恒、鲜卑、库莫奚及契丹民族所遗留，其依据则是从凿痕看使用了金属工具，马和人物绘画风格接近于唐代和辽代壁画技法，马匹肥大健壮，马背上的马具齐全，骑士身着胡服，脚蹬短靴，人物、动物特征写实等特点明显。““这便是对这批岩画的时代判定为南北朝至契丹建立前的四个不同民族的依据，时间跨度有500余年（420—907年）。究竟是哪个民族和哪个时代还是未知数，或者说很笼统。
岩画的断代是很困难的，但这些岩画由于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把它拿到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两个以上相同的要素，达到就大致可以确定其年代和族属。
1.从马的特征看具汉代马的风格，头较小，体壮而肥健，四足细，马尾打结很具汉代马的遗
风，与前述教汉旗陶器上压印神兽神人骑马纹的马相比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2.岩画马上所乘坐的人物与神兽神人图的骑马人物相似。岩画的人物也是前后两臂左手执细、右手执策（有人认为是飘带或发辫，均不确)。两者所不同是一幅为高度图案化，而另一幅描绘而己，表达的是统一族属——鲜卑，同一内容——种人或部落长。
3.马鞍具是这幅岩画所定时代的关键。鞍具的演变有过多篇分析的文章，如杨泓先生的《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讲到马鞍的演变，西汉后期到东汉初，马鞍具成形，设有马鞍的一类，此时马鞍前后桥还很矮，鞍警基本是方形，最具时代特点的是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骑俑上的马鞍子“图三：2)。至于西晋才有了马镫。马镣的出现是马具的巨大改进，也是断代的重依据。辽宁省北票县喇嘛洞前燕时期墓出土的以及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木芯包银的双马镣，应是小国马具中较早的双马镣。冯素弗死于北燕太平七年（451年）。最早的马镫是在长沙西晋水宁二年（302年）出土的一组陶俑上见到的，以及南京象山东晋七号墓出土陶俑上的马鞍具的单马鞍“（图三：3)看砧子山单骑图的马具中似乎不见马锤，骑者的双脚不是踏在马镫的姿势，而是脚尖下垂。整个腿斜伸于前马腿后侧，这是没有发明马镫前较普遍的姿势，有马镫的骑者则是将脚踏在马鞍的踏板上（图三：1）。
图三
也许认为马管因骑者的腿部掩盖省略未表现。在此岩画群中，还有一辆金鞍警的残马图存有方形鞍懵、未有乘者，便不会有因人腿掩盖马蟹的现象，未见镫，说明此时的马鞍尚未配镫（图二：3)，也由此证明此画制作的相对时间应在2-9世纪。
4.辅助证明。在鲜卑陶器的排队中，即将前举神人神鲁图灰陶壶之排序在通辽六家子、新胜电和舍根组属于第三期典型陶壶（2-3世纪末)①。这种样式的另一陶壶也见于拓跋鲜卑的墓葬中。这对砧子山岩画的时代断代起到辅助作用。
以上四点大致可以证实砧子山岩画的年代和族属。这是迄今为止首见的以岩画艺术形式记录鲜卑迁徙、狩猎、游牧生活的画面，对于研究鲜卑的宗教崇拜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拓跋鲜卑迁徙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并基本确定了其迁徙的路线，砧子山即在迁徙路线旁”。第一次迁徙至“大泽”已确定在呼伦贝尔的扎责诺尔，再向西南迁徙，又会遇到第二个“大泽”即达里诺尔湖，它是天然的大渔场，自然会引起鲜卑人的注意。在广袤的贡格尔草原上突兀隆起的砧子山，风景优美，远远望去像一只头向西南的卧虎，在平坦如砥的草原之上，更显雄浑壮阔，它成为鲜卑人的圣山是很自然的。鲜卑人把他们信奉的神人或先祖如史籍所载率领他们从大山走向平原的宣皇帝，推寅献帝邻，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称号曰“推寅”③。由此看来，砧子山岩画群，即是鲜卑人以岩画的形式来祭祀先祖或神人导引他们迁徙伟业的一种方式。
在单骑图中的马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其一，马头顶部出弯勾形双角，原认为弯耳⑨，细观之双角出于头顶处，而不是出在耳的部位，故明确这是兽角，故神人所乘的也应是神马。其二，马鼻子处有上翻唇。翻唇的马更具神兽的特征，在西方称之为“格里芬"③。此马又是大圆目，这些都是神兽的特征。
三、各地出土的鲜卑金神兽
除了陶壶所见的鲜卑神兽图外，还出土了多件黄金神兽，在以往的报道中多数称之为“牌饰”，可分为单体型、双连体型、多连体型三类。
单体型神兽有共2件。其一，出土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苏木六家子鲜卑墓中，称为神兽金饰牌。为半浮雕式、模传而成，很接近陶壶的神兽像，头顶出一角，聚果立起，尾上卷，F蹄爪形、长吻如圭形、躯体有不规则形浅池装饰（图四：1、2)。另一件单体神兽见于赤峰市博馆，为长方形金饰牌，整体为马形、四腿很粗壮，爪足虎尾，为鹿角，出土于松山区宫家营子乡（图四：3）。
双连体型金神兽有1件。出土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力毛都苏木北哈拉旺村。纯黄金核铸。半浮雕式。中间应为一种人，两前伏于神人腋下，前爪握于神人脚腕处，神人立于兽后爪的还接处。原认为这组兽的头部看三道聚联，但从三道线与头顶的夹角形看偏斜，很像神人张开的对臂。四足粗壮，细腰，尾部量“S”形。上铐出不规则连环（图四：4）
四连体型金神兽有2件。均出土于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村的一处鲜卑金银器容藏中。一件背面刻有“猗违金”三字铭文（图五：1)。兽为上下排列，两两相背（图五：2)。“猗色”即“猗色”。是桓皇的名字，即拓跋猗色，其所统帅的部称为“猗色部”。“昭皇帝讳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色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金神兽刻上部落长的名字，说明这种神兽便是导引拓跋鲜卑走进中原分封于代郡并在建立了北魏政权的征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是拓跋鲜卑的精神圣物，也是部落首领的象征或宗教首领。这是唯一一件刻有部落长名字的金神兽，时代也较晚，整体有些变化，如身子变瘦，尾变短，面首部变长，呈现出格式化的形状，但马的外形没有变，一看便是由马变化而来的神兽。
史载，这个文帝长子叫猗色的桓皇帝于昭皇帝十年与帝率十万骑助晋并州刺史司马膝，破匈奴别种刘渊西河、上党。“乃使辅相卫雄、段繁於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定襄侯树碑於大邗城南，以颂公德”③。这是猗色一生中的大事件，所以在他的居地参合陂建亭立碑以记之，这与刻铭金兽有异曲同工之意。
在这处窖藏中出土的另一件四连体型金神兽更具图案化，以圆孔代目，面部简略，吻较短，左右出一半浮雕式兽面纹。分上下两排，首相背，下面两兽首相对。四兽均从肩至首有所表现，躯体、四足均合于一块长方金板上。这件四连体金神兽可分为左右两组，应是大小兽合于一组的造形，即一小马形兽立于大马形兽之背上。下边中部凸起一兽面，两侧见两个更小的兽首（图五：3）。这件金神兽最精彩的部分是在上两兽中骑一神人，从体态上看是一男性。其下着垂乳形的紧腿裤，足蹬靴。双臂均曲肘向上，似在握细驾驶双兽。这一举动与前举陶壶的骑者、岩画的骑者、金双神兽的骑者是相统一的，看得出这个风格的延续性，也许是萨满在举行法事中的一个特殊动作。赤峰市博物馆收藏一件二方连续的三组对兽纹金饰牌。在长条形金片上锤操出三个方格框，每格内为背相对半浮雕式金兽纹，形状和纹饰与前举“猗也金”铭金神兽相似，只是简略些，其尾很长，圆目，出双角”（图五：4）。
以上是已发表的鲜卑金神兽，分别收藏于通辽市博物馆、赤峰市博物馆、呼和浩特市博物馆和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共6件。这类黄金神兽还未见银、铜等其他质地，故更显珍稀和神圣。在民办博物馆也见有收藏。这6件金神兽有4件系孔，应该有金链相系而悬佩于胸前，佩戴者也应该是萨满或部落长。
四、对导引拓跋鲜卑迁徙神兽的探讨
1.鹿类不是迁徙导引神
在各种鲜卑饰牌中，还有两种动物大量出现，一种是鹿，最典型的是三鹿纹饰牌，以及步摇鹿首冠饰；另有单体鹿、双体鹿等形式，出土有铜、银、金等质地。
被匈奴赶到大山的拓跋鲜卑变成了居于山林的民族，原来的游牧业变为狩猎业和采集业的低等原始生产方式，猎鹿、驯鹿、养鹿是他们日常主要生产活动。学界部分学者认为导引拓跋鲜卑迁徙的“神兽”即为驯鹿，是一种蹄瓣大、体轻、善于穿行森林和沼泽地的牲畜，能负重百斤，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舟”。另外驯鹿在形态上，角似鹿非鹿，身似马非马，头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和“神兽”也基本相同。与之相对应的考古材料便是三鹿纹饰牌①。
那么我们便将三鹿纹饰牌作以分析。目前发现的三鹿纹饰牌有金、铜包金、银、铜等质地，是诸鲜卑纹样中很普遍的一类（也包括双鹿），为三只同样姿势，即仁立回首，应是梅花鹿，不是“四不像”那种驯鹿。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平和安静的印象，所表现的是追求恬静的生活状态，没有长途奔徙的内容。导引拓跋鲜卑南迁的神兽，是四蹄腾空奔走状（图六：1、2）。
将鹿视为导引迁徙神兽的另一种理由则是“四不像”是“森林之舟”，能驮百斤货物，善走山林与沼泽地。但我们知道，在商周之际的鲜卑祖先东胡，便是南至辽河北抵额尔古纳河的蒙古草原东部最丰饶的广大地区，学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便是东胡族文化遗存。东胡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最强盛时号称“控弦之十余万”，推算其人口达百万。公元前2世纪初，冒顿单于弑父篡位后，便对东胡发动了征服的战争，最终统一了蒙古草原，其版图也扩展到大兴安岭脚下，迫使东胡人逃进了深山，才保留下了民族火种。所以说，拓跋鲜卑南迁，其实是因匈奴势衰西移后又回迁原祖地，从逃进山林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存方式又恢复到原东胡的游牧生活。回迁中导引在前的马一类的神兽，似乎也有老马识途的含义在内。在夏家店上层文化贵族墓就曾出土了金马。故崇马为神也是鲜卑继承其祖先东胡文化的文化传统。
诚然，鹿纹也是东胡族以及鲜卑所崇拜的神，前举克什克腾旗的龙头山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葬中均出土有类似的青铜奔鹿，这不必说，明显看到两者的承续性和同一性。在蒙古高原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游牧狩猎各民族都将鹿当作崇拜之神，如匈奴的青铜鹿、斯基泰文化的金鹿以及分布草原的大量鹿石等，举不胜举。换言之，即使拓跋鲜卑将鹿当作神兽之一，也不是导引他们走出山林沼泽的神兽，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2.翼马也与导引迁徙之神无关
另一种观点是翼马是拓跋鲜卑迁徙的神兽，依据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鲜卑墓地出土的模铸铜带扣共2件，上饰半浮雕的相对“翼马各一匹，马的吻部出一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双翼展开，四蹄腾空。反映了早期鲜卑族的古老传说”。
同样的翼马纹铜带扣还出土于距离拓跋鲜卑迁徙路线较远的吉林榆林老河深鲜卑墓群第56号墓中，2件长方形鎏金带扣，“吻部有弯角上扬，似犀牛状，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翔状。墓葬中出土的马、鹿等动物牌饰，是北方民族喜爱的一种装饰。特别是那种与扎责诺尔所出的形制、内容一致，类马似牛、吻上生角的神兽牌饰，与《魏书·序纪》所记载的神兽相当接近，出土实物与鲜卑传说间有着密切的关系”①（图六：三）。
这一观点也被一些研究者所认同，“内蒙古扎赉诺尔和吉林榆树都出土有头带尖角、背树双翼的鎏金飞马铜牌，学者们认为此种飞马形象就是传说中的神兽。……拓跋鲜卑的神兽形象属于偶蹄类的马，它也许仅仅是一匹飞马”③.
这种翼马纹在中国出现得很早，至少在西汉之先就有出现。汉武帝时，还派人到西域引进汗血宝马与大宛马，汉武帝为此写了《天马之歌》，崇马之风达到了一个高潮，无论大型石雕或纹饰出现大量的翼马纹，还流传着马压匈奴的故事。中国的翼马纹也受到了古希腊、意大利、波斯的影响，狮子等神兽均有加翼，统称为翼兽。
这里还要更正一个问题，就是前举扎赉诺尔和榆树出土的带扣上的翼马的所谓吻部出“尖角”.这不是角，是动物的翻唇表现。前叙砧子山岩画的马有翻唇，不如这两套带扣的马纹明显，呈弯勾形上扬之状，这种风格常见于斯基泰、萨尔马泰、塞人等文化中。也有学者认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出“四灵纹”陶尊上的野猪也如翼马纹的鼻上卷钩，是翻唇的最早实例”。在鲜卑以动物为题材、为装饰的各种质地的饰牌中，马纹与马形象占据很大比例，大马背上立小马的子母马就是其中的一类（图七：1），还有单体马、双连体或多连体的马或马纹，较为典型的有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苏木六家子鲜卑墓，与金神兽同出的单金马（图七：2）和双金马（图七：3)，其中单金马耳后和臀部各出鼻套以系金链，双金马和金神兽也出套系金链的双鼻，金链脱失，说明都应是悬挂于胸前的牌符类器物，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
3和4两件马形饰牌的马均为卧式。通辽市开鲁县福兴地黄金子母马，母马为卧式。这样的卧式与伫立鹿一样，显示出平静祥和的恬静状态。
五、小结
通过对拓跋神兽的综合分析，可以归纳两个特征，即单一性和珍稀性。现梳理如下。
单一性，是指神兽的“职能”单一，即专职导引拓跋鲜卑迁徙的一项“任务”。目前发现鲜卑负责迁徙之神兽共7例，陶器纹饰1例，金器6例，均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这种现象并不偶然，与拓跋氏迁徙的路线相契合。已发现考古材料，有三个支撑点，即包括最东北的北魏祝文刻地——嘎仙洞、砧子山鲜卑神人骑行岩画、猗金神兽出土点内蒙古凉城，即《魏书·序纪》所记的参合陂，从出发地到参合陂总趋势是东北一西南，呈现出“S”形的迁徙路线，空间跨度有2000余公里，这些均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从凉城向南折去至洛阳算作结束，长达4个世纪。这三个支撑点中有铭文、有图像、有刻铭的金神兽，再加上近年考古发掘的一批鲜卑墓葬，鲜话地记述了拓欧鲜。
造的迁徙的伟业故事。
珍稀性，是指稀少而珍贵。已发现的较少，不像鹿、虎、翼马、翼兽那样普遍。质地均一资金，陶器纹饰也仅见1件。这可能与其专一性有关。刻铭的1件使我们知道，“猗也金”是文帝子统参合陂北，封桓帝、其弟猗虏、封盛乐故城，封穆帝，而文帝居上谷。那就是说，这三帝均有能格配享金神兽。只有他们才能掌控与神沟通的神权，最后达到迁徙的目标，完成了由部落走向是国的路程。金神兽给予拓跋氏部民迁徙的精神支撑，克服千难万险，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压也成了部落传承物、被珍藏起来，并在今天重见天日，使我们能通过这些珍宝来窥见鲜卑人的世界。
金神兽有单体、双体、多体等不同类型，这可能有早晚的关系，即单体与多体有一定时距，四连体的“猗寇金”是个时间坐标，单体可能是较早的形态。有一点很明确，即无论单体体，还是多体，都是独立存在的。不像三鹿纹金银铜饰、翼马纹带扣，都是腰带等服饰的装饰因此，金神兽是萨满活动的专用法器，有独尊的“身份”。
此类神兽到北魏王朝之后，又将“其形似马”改作“神兽如牛”，有人认为是附和拓跋氏为帝之裔”，宜为土德、故改马为牛。如牛，鲜卑金牛神兽还没见到，但我们从最初的神话传说中意有马（形）、牛（声）两个要素，体现马与牛在鲜卑萨满教自然中万物皆有神的突出位置。
我们也似乎看到鲜卑的观念对契丹族源神话的影响，即在两河（潢水与土河）出现的青牛白的神话。更为直接的祖宗则是阴山七骑之一奇首可汗。当我们看到砧子山岩画单骑图的鲜卑神）似看到了那幅名画《阴山七骑》的影子。
说到神人，能成为本篇文章所倚重的材料便是陶器神兽之前骑马人，与神兽为伍，当然可以理解为神人，进而也有萨满在迁行中举行法事的推论。赤峰岩画多集中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百金河，分布着多处神面像，是萨满胜地，巫现的舞台，是史前至商周原始宗教最活跃的集中地.
除了陶器纹饰上的骑驶者和砧子山岩画的单骑者可以考证神人外，在鲜卑金器中也见到两个验者，这四个人物中，只见有一人面目清楚，即通辽哈拉吐出土的所谓“双兽女神”像，之所以认为女神，是将双裤腿看成了双乳。细观其面应该是一位“男神”。原认其“高鼻深目”也不确，但颤骨高，头顶梳发辫和留出一绺三角形据发，言外之意是与西域相关的胡人，如果将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像相比较，两者十分相似，如较著名的立人柄青铜曲刃短剑的男女像额骨、鼻子较高，尖下颌。
有意思的是，在出土双神兽的墓中还出土两件金人像，两人似同模所铐，原认为“人面金饰牌”，实际上是完整的人坐像，这个人高颧骨、阔外、小眼睛，环头是高勾形饰，阔肩略耸，双腿内屈。这些弯勾形饰当为步摇，是萨满的巫与现（图八：1）。这组神人像应是与萨满有关的“神人”.是日常生活中的保护神，起到护身符的作用。同一墓地出土两种神人像，一个立于两神兽间，即迁徙的保护神，另一类是平常保护神，各负其责。这种宗教形式也一直延续到辽代，阿鲁科尔沁旗花根塔拉辽早期墓中出土两件男女金人像，头戴三叉形高冠，也是高额骨、小目、阔鼻（图八：2)
至于说到拓跋鲜卑的神人、神兽含有西域文化因素，就在已见到的对排或二方连续的呈条带状的分布，如赤峰6个兽排在一起的，就有中亚西亚纹饰排列的风格。还有翼马、翼虎等饰牌，也具有西方特色。明显的例子便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遗存就有诸多西方的因素，更何况有认为拓跋的族源在青藏，而不在大兴安岭，与西域拉近了距离，这便更具备直接有与西域联系的条件了。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