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凭什么是汉学？”近日，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以这句犀利的设问，向东西问客户端阐明了汉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研究范畴。深耕藏学、汉学领域多年，沈卫荣不仅深入探究了中国学研究领域持续上百年的变迁，还阐述了“世界中国学”作为整合性学术范式的现实意义。
▲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受访者供图）
沈卫荣指出，19世纪欧洲汉学以研究中国古典语言文本为核心，建立起系统的语文学传统。伴随冷战后的区域研究转向，“中国研究”将古典文本分析与现当代政治经济剥离开来，这也由此出现了两种困境：一是专注1949年后中国的学者“不再需要读文言文”，二是传统汉学沦为“博物馆里的技艺”。
沈卫荣认为，“这种对‘中国学’的研究，本质上是将中国降格为政治经济学标本”。他援引德国哲学家尼采“我们无法真正消灭上帝，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的隐喻，强调汉学的核心应是对中国文明基因的深度解码——只有回归对语言、文本、修辞的精密分析，才能突破固有偏见，重建对中国文明的整全性认知。
他特别提醒学界警惕两种倾向：一是将西方汉学成果简单等同“国际标准”，忽视其殖民史背景下的知识生产逻辑；二是陷入“中西对立”思维，错失文明互鉴的契机。
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沈卫荣提出“世界中国学”作为解题之钥。
“中国学应是‘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双向对话。”沈卫荣以清华人文传统为例：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融合德国语文学方法考释蒙古史，陈寅恪以梵藏文献互证中国佛教史，实为“世界中国学”的早期实践——既深植本土文本，又贯通跨文明视野。
这一概念跳脱出“东方主义”与“本土主义”的二元对立，主张将中国文明置于全球史视野中重新审视：既要以语文学方法深耕古典文本，解码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也要将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等跨文明互动纳入研究框架，揭示中国与世界的共生性演进。
沈卫荣提到西方汉学留下的启示：19世纪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同时研究汉语与满蒙文献，伯希和更是中亚语言专家。这种将中国视为“多元文明互动产物”的视野，恰恰弥补了当下北美“新清史”片面强调“内亚特性”的局限。而这种整体观正是世界中国学亟需继承的遗产。
沈卫荣以傅斯年1928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例，指出“制度性创新”的重要性：该所引入法国汉学模式，将甲骨文研究与边疆民族语言考察结合，开创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先河，同时实现了对中国旧式人文学术研究传统的现代化。而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立“西域文献研究所”，清华大学开设“多语种古典文本解读”课程，皆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当中国从“被观察的对象”逐渐成为“叙述的主体”，世界中国学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沈卫荣认为，当下，中国学研究者需在方法论上突破三点：语文学根基：重拾文本细读与多语言对勘，避免理论空转；整体文明观：将汉、藏、满、蒙等民族文明纳入研究框架；问题意识革新：从“中国特殊论”转向“文明互鉴论”，在全球化语境中定位中国经验。（完）
作者/孙晨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