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认为，从平台组织“收渣套现”开始，平台嵌入的“幸运售货机”游戏已成为赌博工具，具备以小博大、筹码套现、使人形成“赌瘾”等特征，至此所谓的“交友陪伴”平台彻底演变成公开化、规模化的线上“赌场”。
新京报记者 | 韩福涛
实习生 | 刘香君
编辑 | 胡杰
校对 | 杨利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近年来国内有多家网络公司因开发运营网络游戏涉赌被查。有法律学者提醒，对于网络游戏这种互联网时代的新事物，如何合法经营，如何规避法律红线，成为摆在从业者面前的课题。
日前，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对北京星螺公司相关涉案员工进行了一审判决，认定他们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缓刑并处罚金。再往前数月，该公司老板张某某涉开设赌场罪被判刑。根据判决书，该公司开发的“语聊平台”中嵌入的一款游戏沦为赌博工具，非法获利一千多万元。
2023年11月份，成都一家游戏公司多名管理人员同样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带走。
新京报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除这两家公司外，近年来国内还有多家网络公司因开发运营网络游戏涉赌被查。2022年4月，新京报记者也曾就国内某直播平台暗藏赌博游戏的问题进行过调查，发现该平台的不少玩家沉迷于平台上的抽奖游戏，有人一天输掉十几万元。
近来，司法机关加大了对网络游戏涉赌的打击。也有法律学者提醒，除了一些有意为之、钻法律空子的不法企业，也有游戏经营者及开发人员自辩，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触犯了法律。对于这种互联网时代的新事物，如何合法经营、不触碰法律红线，成为摆在从业者面前的课题。
“以小博大”：涉赌的抽奖游戏
根据判决书，从2020年11月开始，星螺公司老板张某某招募多名管理人员和员工，先后组织开发了“青柠语音”“MUA语音”“星螺约玩”“声甜语音”等多个语音聊天软件，这些平台上的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是游戏陪玩和语音直播。
据张某某供述，他们通常先招募公会进驻平台，再由公会招募主播开展直播，玩家进入直播间后，可以充值购买虚拟礼物打赏给主播，主播获得玩家打赏的虚拟礼物后，可以向平台申请提现作为报酬，不过提现过程中，平台会从中收取相应比例的提成。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杨迅律师介绍说，目前国内许多直播平台都采用类似打赏分成的盈利模式，主播将玩家正常打赏的虚拟礼物变现，这种方式本身不涉及赌博问题。
被指控涉赌的是一款名为“幸运售货机”的游戏插件，判决书指出，这家公司后期在运作语聊平台过程中加入了一个名为“幸运售货机”的游戏插件，正是这个插件供不特定的人进行赌博活动。这个游戏插件具备以小博大的功能，玩家充值购买金币后，可以通过该游戏下注抽奖，抽奖分为三个档次，投入2元、5元或30元人民币等值的虚拟币，分别最多可以获得价值1314元、3344元或8888元的虚拟礼物。
在判决书中，张某某供认，对于通过“幸运售货机”游戏获得的虚拟礼物，表面上玩家只可以在平台内消耗掉，或者无偿打赏给主播，不能直接变现，不过实际上玩家可以通过一种叫“收渣套现”的方式将虚拟礼物兑换成现实货币。
“星螺约玩”的微信服务号，最后一次更新停留在2023年5月18日。网络截图
据判决书记载，所谓“收渣套现”其实就是玩家和主播之间以“打赏”为幌子，买卖虚拟礼物。即玩家将虚拟礼物打赏给特定主播后，两者约定一定的返现比例，据星螺公司的多名管理人员透露，这个比例一般是80%，也就是说玩家把价值1000元的虚拟货币打赏给主播后，主播会私下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给玩家800元。如此一来，玩家通过“幸运售货机”游戏获得的虚拟货币，便通过“收渣套现”的方式兑换成了人民币。
“收渣套现”的存在，意味着玩家可以将赢来的虚拟礼物反向兑换成人民币，这也是后来法院认定星螺公司的老板和管理人员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关键。
8名管理者涉“开设赌场罪”获刑
据判决书，张某某供认，早在2021年，一家与其运营方式相似的语聊平台因涉赌被查，他意识到当时自己运营的“声甜语音”也存在涉赌风险，于是又重新上线了“星螺约玩”这个平台。据该公司一名负责运营的管理人员供述，“星螺约玩”的功能和“声甜语音”几乎一样，只是换个名字，都开发了类似“幸运售货机“的抽奖游戏。
据该管理人员供述，新上线的“星螺约玩”平台在涉赌方面确实更加隐蔽了，尤其是在玩家变现的方面，“比如说在‘声甜语音’平台有专门‘收渣套现’的直播厅，是公司的人直接管理的，后来星螺约玩平台都是专门的收渣人员了，是和公司分开的，这些都是老板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特意安排的。”
该公司的多名管理人员透露，尽管不再安排公司的人负责“收渣”，不过对于其他主播“收渣”，公司层面一直是默许，甚至纵容，如果有玩家举报涉赌，公司也只会象征性的封停一些“收渣”的账号，并不会较真。
2024年3月25日，河南沈丘法院就星螺公司涉赌一案作出第一次判决，法院认为张某某以营利为目的，建立语聊平台网站并利用赌博插件接受投注，组织赌博活动，情节严重，构成开设赌场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同时认定其还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二个月。
2024年10月31日，河南沈丘法院开庭审理了北京星螺公司部分员工涉嫌帮信罪一案。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沈丘法院同时认定张某某以外的另外七名公司管理人员，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运营活动、技术支持、发展会员等服务或工作，属于共同犯罪，亦构成开设赌场罪。判决书中记载，“星螺约玩”平台上参与赌博的会员达1万3千余人，赌资数额6800余万元，法院认定星螺公司通过“幸运售货机”赌博模块获利1228万元。
张某某等公司管理人员被判刑后，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分三批陆续起诉了星螺公司的其他员工，罪名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据判决书记载，被以帮信罪起诉的员工中，既有在这家公司里从事软件开发的程序员，也有运营人员，基本是普通员工，他们大多通过公开渠道应聘进入这家公司。
多家网络游戏涉赌被查
记者检索发现，在“星螺约玩”被查前后，与其运营模式相似的多家语聊直播平台，因嵌入的网络游戏涉赌被查。
2022年6月，千音网络科技（广州）有限公司被浙江警方调查，这家公司开发了“欢欢语音”“多多语音”等多个语音社交软件。据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检察院官网刊发的文章显示，公诉机关认为其开发运营的语聊软件内设的打气球、开宝箱和开福袋等模块，内设有“以小博大”的概率性玩法，玩家充值后便可进行赌博，后通过平台的公会会长、主播进行套现，千音公司从中抽头获利。
另一家被查的是“窝窝语音”，2024年3月，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被告人在窝窝平台上投放的“砸金蛋”“开箱子”和“至臻卡”游戏均是以小博大的概率游戏，窝窝平台的数据库包含充值、提现、积分兑换等功能，参与游戏的人员通过充值支付钻石进行游戏，获取礼物后将礼物刷给会长或者主播，按照价值80%的比例进行提现。吉安中院认为六名被告人利用互联网开设赌场，情节严重，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2023年11月21日，知名直播平台斗鱼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CEO陈少杰被成都警方逮捕。一天后，成都都江堰公安发布通报称陈某杰涉嫌开设赌场罪，已被依法执行逮捕。据媒体公开报道，在陈少杰被捕之前，已有多名斗鱼平台的主播因开设赌场罪获刑。
涉赌的不止是语聊直播软件嵌入的抽奖游戏，记者检索发现，包括捕鱼类游戏和棋牌游戏在内的多种网络游戏此前均有涉赌被查的案例。2023年1月，湖南郴州苏仙区人民法院就“东方忘忧”传奇私服游戏涉赌一案进行了宣判，三名被告人因创建并利用网络游戏组织赌博活动，均构成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至六年十个月不等。据判决书记载，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三名被告人在游戏中加入“天选地图”“东方之珠”等具有赌博机制的游戏，以此吸引玩家，游戏中玩家使用人民币充值，通过充值购买道具后，在限定时间、区域进入游戏地图内打怪获得装备，所获取的装备可与游戏方兑换人民币，游戏方随时为玩家提供提现服务，并在玩家提现时收取10%的手续费。
普通员工涉嫌犯罪，关键在于是否明知
据判决书记载，被以帮信罪起诉的员工中，有一名入职刚九个月的数据工程师陈亮（化名）。陈亮自述他2022年7月底通过招聘网站应聘进入星螺公司，工作内容主要是数据开发。
沈丘检察院指控包括陈亮在内七人，作为张某某招聘的技术人员，在“星螺约玩”平台设计赌博活动及为平台主播传播淫秽物品提供帮助期间，明知平台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仍为平台的正常运营提供不同程度的技术支持。
庭审时，陈亮的辩护律师林准为他作了无罪辩护，林准认为判断其是否构成帮信罪，首先得明确他本人是否明知“星螺约玩”是涉赌涉黄平台。林准说，“星螺约玩”软件可正常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被法院认定涉赌的是该软件内嵌入的一款名为“幸运售货机”的抽奖小游戏，“根据相关鉴定意见，星螺约玩平台总会员数达到134560人，使用过幸运售货机的用户人数为13081人，仅占比 9.7%。”
林准说，使用过“幸运售货机”的用户中又有一些是正常的娱乐抽奖，只有其中一部分用户使用该功能赌博，根据常理可判断使用该功能赌博的人数比例要远低于9.7%，“这说明星螺约玩本质上是一个直播娱乐软件，在普通技术员工看来更是一个合法合规的互联网产品。”
陈亮告诉记者，在这家公司工作期间，公司老板张某某先后多次向包括他在内的员工强调平台完全合法合规，并且他在星螺公司期间只是获得了正常的工资收入，而且这份收入与其他公司相比甚至略低了一些，老板也没有额外许诺其他的好处，他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因为这份工作遭受牢狱之灾，谈到网络游戏和网络赌博的区别，陈亮坦言他至今不是十分清楚。
2024年12月31日，沈丘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陈亮等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犯罪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中陈亮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在星螺公司老板张某某等公司管理人员被判刑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官网刊发了一篇阐述此案的文章，题目为《“幸运售货机”背后的网络赌局》，这篇文章指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提供“幸运售货机”游戏能否认定为开设赌场犯罪。在这篇文章中，检察机关指出“语音聊天”类平台通过玩家和主播间的礼物赠送，收取相应比例的提成，属正常经营模式，但是在本案中，该平台为吸引更多人参与，将提现对象扩大到主播之外的不特定人，实际已属于平台以回购获奖礼物方式给予玩家金钱回报。
检察机关认为，从平台组织“收渣套现”开始，平台嵌入的“幸运售货机”游戏已成为赌博工具，具备以小博大、筹码套现、使人形成“赌瘾”等特征，至此所谓的“交友陪伴”平台彻底演变成公开化、规模化的线上“赌场”。
游戏公司要做好法律合规工作
杨迅律师介绍说，判断某款网络游戏是否构成赌博，一般来说从三个方面去衡量，第一看它是否具备射幸的性质，也就是说主要不是靠技能，而是靠运气获得奖励；第二是从玩家角度来说，看资金是否实现了闭环，游戏币是否能反向兑换成人民币；第三就是游戏运营者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比如游戏公司从中按比例“抽水”。
杨迅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国内网络游戏很多都具备射幸属性，基本也以盈利为目的，避免涉赌风险最核心的环节，就是不能允许资金实现闭环。“只充值，充值的钱都用在游戏里面，用来买游戏道具，钱出不来，那就不是赌博。”
“在某些情况下, 游戏网站可能通过第三方间接参与虚拟货币的非法交易，同样可能触犯开设赌场的罪名。“杨迅介绍，在某些平台涉赌的案件中，通过第三方帮助玩家变现，平台或游戏方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参与其中，玩家的资金在平台上也没有实现闭环，但在这类涉赌案件中，尽管平台不能直接变现，但是明知或应知通过第三方帮助玩家变现，从玩家的角度来说，充值的资金的确实现了闭环。
“虽然那个资金出来的渠道不是游戏平台运营的，但是很明显游戏平台应当知道有这个渠道，毕竟整个游戏生态要依赖变现渠道来运行。”杨迅告诉新京报记者，有不少小型的游戏公司，抱着打擦边球的态度，默许甚至纵容第三方渠道帮助玩家变现，没有认真去打击第三方变现渠道，这会被认为是共谋。
“游戏公司不能抱着侥幸的态度，看着别人这样做自己也跟着做，在监管力度逐步加大的情况下，这些公司很难全身而退。”杨迅建议，游戏公司必须在早期就要做好法律合规工作，提前规避法律风险。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浩文表示，如果网络游戏运营方故意设计游戏规则引导玩家进行类似赌博的行为，如设置高额奖励诱导玩家不断投入资金参与射幸环节，或者对游戏中出现的赌博行为不采取任何管理措施，那么网络游戏可能会被认定为赌博。
“不法人员为了攫取非法巨额利益，有的将网络棋牌类软件、App进行包装，以娱乐、返利等形式，招赌、吸赌，犯罪团伙以高回报、高胜率为噱头吸引人参与，在赔率设定、提高提现门槛等环节设置层层陷阱，诱骗他人一步一步走进赌博的圈套。”商浩文介绍说，线上赌场依托网络平台，通过网络游戏等为掩护，以虚拟筹码进行交易，整个赌博过程都在网络中进行，无需实体场所，很难被察觉，监管起来较为困难。网络赌博具备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传播速度快和迷惑性高的特点，给司法机关打击和惩治该类犯罪带来一定的困难，虽然我国刑法等法律对网络赌博行为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践中如何查证是比较大的技术难题。
商浩文建议，一是加强监管力度，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网信、公安、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加强合作，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对网络游戏类平台进行严格审核和实时监测，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利用App开设线上赌场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强化技术防控，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加大对网络安全技术的投入，研发先进的监测技术，及时发现和识别赌博App的异常流量和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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