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随笔｜行一：农村青年的赌博问题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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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眼下，农村的赌博泛滥已经成为乡村治理和移风易俗的难点之一。在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二十四条中，就特别提出要“深入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该问题与防范遏制“村霸”、“宗族黑恶势力”、禁毒和传销诈骗等农村顽疾并列，显示出赌博泛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农村健康发展的一大毒瘤。

为何农村赌博会走向猖獗？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经济社会问题？怎样才能“标本兼治”地解决农村赌博泛滥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行一在“返乡随笔”中指出，赌博问题不仅事关钱资流失，还透视出部分乡民扭曲的社会观念。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农村赌博的泛滥现在正在大规模渗透农村青年群体。因此，治赌也应当作为系统工程进一步展开。

此次回家，笔者听闻村里有不少青年因赌博欠债而家庭失和。起初，笔者以为这只是个例，但后来，听到的类似事件越来越多，且都发生在笔者自家周边，不禁令人感到唏嘘。

以本村Y组为例：Y组共有20多户100余人，近些年因赌博欠债的有6户，另有7、8户也属于常年嗜赌，只是目前尚未沦落至家庭破产。其他小组的情况虽然不似Y组严重，却也呈现出隐性增加的趋势——欠款形式、债务数额、聚赌对象等都仍在增加。

结合既有观察，本村村民的赌博方式与吕德文教授在《》[1]一文中描述的形态相差无几，且又叠加了近年流行的网络赌博。从结果上看，乡村赌博不仅通常会给村民带来家财耗尽、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甚至还会扭曲部分乡民原本淳朴正直的社会观念。因此，治赌也不仅仅是改变某些人“不良嗜好”的问题，还更应当被视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

农村的青年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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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的村庄位于中部某省，约1200户5000余人，80%的家庭依靠打普工维持生计，务工行业包括建筑、装修、餐饮、服装等。这些家庭大多为“半工半耕”模式，即老人在家种田、打零工，青年夫妻或一同外出务工，或一方留守在家带娃。

一般情况下，一个双劳力家庭的年收入为10-15万，足以支撑多数家庭的良性运转，甚至能够让家庭资产实现小幅稳步的积累。然而，一旦某位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年夫妻沾染上赌博之后，家庭的经济状况便很可能迅速陷入溃败——

笔者的小学同学S，常年外出务工，去年离婚了。原因是他因赌博欠了几十万。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孩子9岁左右。得知他赌博欠债，妻子曾给过他两次机会，条件只有一个——每年打工的钱要至少拿3万回家里。怎奈收不住手的S始终未能兑现允诺，妻子含恨离家，留下他一人带着儿子生活。过年期间，S依然忍不住往村里的赌桌上坐，试图一把翻盘，解决债务问题。

同村的B某，在本镇经营副食生意多年。小有积蓄的他，受到社会朋友的不良引导，逐渐开始频繁出入赌场。2022年左右，B卖掉店面用于偿还赌债。年近50岁的他，现在正在外地务工，艰难谋生。

X某，女，28岁，婚后一直在家带娃。一次偶然的机会，X在某交友软件上认识一位朋友。受此人诱带，X陷入网络赌博。2023年，因欠债近30万且一直戒不掉赌瘾，其丈夫与X离婚。

与之类似，L某，女，31岁，在县城陪读。从最初的打小牌消磨时间，逐步发展为搓麻将、炸金花，高峰期一晚输掉2万多。其丈夫因无法忍受L欠下几十万的赌债而提出离婚，只是因家公坚持“孩子不能没有妈妈”，暂时保住了L的婚姻。现在，L正和丈夫一同外出，打工偿还赌债。

类似的本村青年赌博欠债的事件，还在继续增加。

就村里的赌博群体构成而言，50岁以上的人大多打纸牌，玩法包括但不限于斗地主、“三捉（打）一”、长牌，起底价1-2块，一个下午至多输一两百块；相较而言，20-50岁这一群体的赌博，赌法多样，浮动较大，比如前些年流行的“炸金花”，一晚上至少输赢几千元。

据说，之前隔壁村的某个小包工头曾来到本村赌博，结果一夜之间输掉几十万，第二天喝药自杀。他被救之后，赌场的头头不得不打电话来协商解决方案。

在赌博空间分布上，50岁以上的群体大多在村里小店或私人家里赌博；而中青年群体的赌博地点更加灵活，跨镇聚赌也是常有的事。甚至在某个山头、某个隐蔽的小村支起一张桌，赌场便开始“营业”了。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笔者村里就经常发生夫妻一方因沉迷赌博而产生家庭矛盾的故事。时隔数年，赌博已成为村民见怪不怪的事情，甚至不乏有人以此为营生，过上了“一朝有，一朝无”的日子。

然而，与过往不同的是，今天的赌博欠债，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做生意的或包工头等“有点小钱”的人群。越来越多的普通打工青年、居家带娃的年轻妈妈也深陷其中，一不小心就背上了“10万+”的债务。从家庭生产角度看，青年群体若因个体投机、环境诱导等因素陷入赌博泥潭，轻则“在外辛苦一年，回家一夜返贫”，重则背负巨债、家庭破碎。

眼下，农村赌博泛滥的问题已经并不仅仅局限于笔者所在的北方村庄。据吕德文教授观察，以两湖平原为代表的南方农村，近年来也存在赌博风气盛行的现象。

总的来说，赌博行为的蔓延正在席卷农村青年群体。一旦无法控制，或将导致农村中产及其以下家庭的再生产困境。因此，这一问题尤需警惕。

农村赌博的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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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说，农村青年赌博蔓延的现象，折射出的是农村赌博的常态化。以笔者所在村为例，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赌博场景向家庭延伸。乡村赌博屡禁不止，重要原因源于村民对此行为的不以为意，只是将其视作一种娱乐消遣方式。甚至，有不少村民家里也买了麻将桌，如此一来，有的人自孩童时代起便接触麻将、桌牌等。

上文提及的L，她的父母就喜爱赌博。L自小就在村里各个小卖部里围观父母打牌，如今自身也沉迷麻将。

正如村民Z所言，“屋檐滴水照旧涡”——家庭赌博已经逐渐成为嗜赌青年的首要培育土壤。

其二，隐性赌博产业培育出以赌博为业的群体。早些年，村民赌博属于季节性、临时性的娱乐活动，参与对象以男性为主；现在，村民们的赌博场所和“上下游产业”日益多元化、参赌频次更高，赌博成为了男女老少“皆宜”的项目。

相比于其他社会活动，打牌、搓麻将的组局门槛不高，3-4个人便可“开张”。本村以村部为核心的2公里范围内，几个小店合起来至少有25桌/天，这还不包括在村民自家设立的赌局。除此之外，村里另有部分人从事赌博服务业，比如开赌点、“放炮子”（放高利贷）、“二五仔”（收贷）等。

相较于“高端”的城市赌场，农村里的赌点比较简陋，有时亦会选择某个偏僻小寨作为临时赌点，这些均强化了赌博行为的隐蔽性。为了躲避执法部门的打击，有的场子老板会有偿雇用一些返乡青年沿路放哨。据了解，这些青年大多在外也从事帮人看赌场的营生。

与此同时，赌博活动的有效运转还离不开“放炮子”的人。如果对方欠债不还，“二五仔”便上场了。虽然，“二五仔”的手段远比过去“文明”，但对欠债人来说仍是十分“消磨人”的。用村民的话来说：‍

“像蚂蟥一样，天天吸着你，赶集上店都有人跟在屁股后面。搞烦了，那人（欠贷者）也就想办法还了。”

其三，对赌博行为的认知扭曲化。曾几何时，村民们普遍认为打牌属于不务正业，对赌博者持有较大的负面评价。

近年来，关于赌博行为的社会认知逐渐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大家将上桌打牌视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觉得赌博欠贷只是少数极端行为；另一方面，部分以赌博为业的群体发展出一种“职业化”心理，即认为从事与赌博相关的职业也只不过是“工作的一种”，只要能挣得来钱，且“通过适当手段约束在法律法规限制内”，便没有什么问题。

正因如此，一些店主或组局者以“玩一玩”、“开心开心”等话语，诱劝农村青年习染赌博兴趣。有些父母还无视子女依靠赌博场所谋生，炫耀子女为其购买的黄金珠宝等物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部分民众的收入观念，让传统意义上的勤劳致富、按劳分配等社会规则被赌博投机理念替代。

总体上，农村赌博的常态化，既有主体的成瘾性因素，更因为日益组织化的赌博环境不断浸润。在这条隐形的产业链上，尽管获利者始终是少数，但“一夜暴富”的美梦还是足以驱动足够多的“猎物”不断涌入。

农村赌博的系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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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赌博已超越现实的物理空间。复合型的网络赌博加剧了基层治赌的难度。由于网络赌博技术和手段不断革新，且呈散点高发态势，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有效预防青年涉网赌博。一方面，网络终端的个体化增加了执法排查的规模和难度；另一方面，执法部门的治赌行动也面临着多部门协同的困境。基于此，执法部门应违法赌博行为，同步开展线上线下打击整治。

另外，就农村赌博的发生原因来看，赌博的系统化治理还需更加关注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塑造。

首要任务在于引导居民树立良好的休闲娱乐观念。整体上，中西部农村社区的公共文体活动比较少，形式也过于单一。近年来，虽然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活动日益增多，比如到农村社区放电影等，但实际参与的人数寥寥无几。大家普遍对此类活动感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