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源
作为基本物资，盐关系每个人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古代王朝的命运，因此，盐史研究历来是中国经济史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唐代盐业发展上承汉魏南北朝，下启宋元，并因安史之乱创建榷盐法而全面推行专卖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唐史学者吴丽娱的《盐与唐帝国：唐代的盐法、财政与国家复兴》新近出版，该书以盐政盐法为脉络，展示它们与唐代国家财经政策及社会人文等各方面的关系，从盐的角度勾勒出唐帝国的兴衰图景。
《盐与唐帝国：唐代的盐法、财政与国家复兴》
吴丽娱 著
领读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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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盐法由来
“盐铁之利，国之大本”。中国的盐业专卖政策，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管仲治理齐国时提出“官山海”政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经营盐业、矿产以及各种山林资源。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的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盐铁官营。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填补常年对匈奴战争的财政漏洞。同时，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强的势力，防止他们成长为盐铁巨富，重演汉初七国之乱的悲剧。所以，古代盐铁专卖从一开始就带有国家控制的双重目的，既是经济利益之争，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自汉代以来，盐作为财政资源，深度影响了各个王朝。特别是在唐代，一度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的说法。唐政府如何在盐这种小小的结晶上获得巨额财税收入呢？答案是实行榷盐法。“榷”有专卖、专营的意思，榷盐法即对盐实行专卖与课税制度。
唐初，朝廷并没有实行榷盐制，大部分地区对盐业实行无税制，管理较为宽松，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140年。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元年（713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请求朝廷发展经济时就曾提出：“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可见当时私人生产盐是被允许，甚至被视为一门好营生的。即使是官营盐池，也并非完全直接由政府负责运营。《通典》就记录了当时私人租用官方盐池的情况：“蒲州盐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意思是，唐代蒲州盐池虽为国有，但盐民可通过向国家租用盐池并交纳一定税收的形式获取经营权。
由于管理宽松，税收压力小，允许官民参与，使得唐初盐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在经历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之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战乱持续七年，大唐户籍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安史之乱不仅打乱了唐朝的政治格局，也使唐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人口锐减、支出激增、赋税无源，财政体系几近崩溃，迫使唐政府不得不从单纯依赖农业税转向重视间接税，这就是榷盐法实行的背景。
乾元元年（758年），改革家第五琦被任命为盐铁使，随后正式颁布榷盐法，覆盖唐朝所控制的一切产盐区。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于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设置监院，负责收购和出售食盐；二是订立食盐专卖价格为每斗一百一十钱；三是建立亭户制度，将制盐民户编为特殊户籍，即亭户，免其杂徭，专制官盐，隶于盐铁使；四是建立惩治私盐的法律。第五琦初步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专卖体系，并形成食盐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产销方式，唐代的盐专卖制由此初具规模。
榷盐法实施后，唐政府盐利年收入达四十万贯左右，这在当时人口锐减、赋税紧张的条件下，极大地缓解了朝廷财政紧张的状况。但榷盐法也并非尽善尽美，此法仅规定在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设置监院专卖食盐，并未涉及非产盐区和边远地区盐的运销管理；监院的食盐销售对象没有排除商人，商人转销食盐实际就涉及私人贩盐的问题；仅靠在产盐地设监院来监督非产地的食盐运销也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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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改革
针对官运官销方式存在的问题，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改革家刘晏对榷盐法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改革。一方面，沿袭第五琦在产盐地设置机构榷售的做法，维护国家对盐利的垄断；另一方面，承认商人的作用，官定榷价低于市场盐价，鼓励商人积极转销，使商人和政府的利益达到统一，在让利于商人的同时，扩大榷盐的范围。
刘晏的盐法改革，确立了官方控制下的食盐商运商销体系。他将盐专卖置于国家经济的总体规划中，以盐专卖为基础，灵活调度，找到了恢复唐朝经济和重掌国家财政经济命脉的方法。这些改革在提高盐商积极性、打击私盐运销、提升产销效率、稳定盐价等方面有所成效。《新唐书》记载：“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在以盐作为国家经济和贸易支撑点的同时，地方经济也获得了空前发展。唐时海陵监所在都会扬州“兼水陆漕挽之利，有泽鱼山伐之饶”“富商大贾，动逾百数”，成为食盐集散、繁华富庶的“歌钟之地”。唐末五代之际，江淮残破，扬州衰落。但占据通、泰盐产地的吴与南唐，一方面，对内实行以盐博米和“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的“博征”之制；一方面，实行“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的政策，继续进行广泛的食盐交易，使其地“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桑柘遍野，国以富强”。
遗憾的是，刘晏去世后，盐法制度逐渐僵化，朝廷又极其重视盐利，致使榷盐法弊端暴露无遗，盐价高涨就是表现之一。建中三年（782年），全国盐价已由唐中期的每斗一百一十钱涨至二百一十钱，贞元四年（788年），江淮盐价涨至每斗二百一十钱，后又“复增六十”。盐价之高已超出贫穷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淡食”者甚多。更危险的是，盐价虽然高涨，但官府对盐的收购价依旧是每斗十钱，巨大的获利空间下，大量亭户铤而走险，私卖食盐，出现“私盐厚利，煎窃者多”的情况，民间贩盐成为唐朝后期无法杜绝的问题。
榷盐法失去秩序的支撑后，政府盐利明显减少，至贞元末年，盐利“官收不能过半”成为常态，“榷盐法大坏，收入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自此榷盐法全面崩溃，加上政治腐败、民生不济，在贩卖私盐的群体中，黄巢这样的盐商“转型”为起义军首领，失去民心的榷盐法，成为唐朝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同时，中央与地方对盐利的争夺颇为激烈，导致政治、社会矛盾积累爆发，起义频频。最终，唐朝走向灭亡。
《盐与唐帝国》认为，由于盐利在晚唐愈来愈成为朝廷的依赖，故唐末开始，围绕盐池发生了朝廷内部朝官宦寺之间、朝廷与强藩之间的激烈争夺，而唐与朱梁、后唐之间的强弱交替乃至政权易手，均以盐池的拥有为最后筹码及依傍。“所以如果说盐是导致帝国兴亡、政权易主的一个要因，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唐代社会处于中古时代的转型期，唐代盐业的发展上承汉魏南北朝，下启宋元，并因安史之乱创建榷盐法，全面推行专卖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的朝代，除了个别时期，基本都沿用刘晏的盐政政策，长达850年之久。一直到明朝万历后期，才被袁世振主导推行的纲运法所取代。此后，政府不再收盐，由盐商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即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盐商专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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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视野
有关唐代盐史的研究，自20世纪初始，即得到学者的重视和关注，产生了一批著作。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盐业史》全面撰写了中国古代、近代乃至当代的盐业史，其中唐代部分即由《盐与唐帝国》的作者吴丽娱完成。
近年来，唐代盐史研究基本处于消歇和停滞状态。在吴丽娱看来，主要问题是，相关研究往往集中于盐政及盐业本身，与其他方面综合不够。如果转换思路，则盐的问题就不仅是盐。其实，历史学家陈寅恪早有论断：“转运江淮及创盐法间接税，乃天宝后维持中央政权之最大政策。”因此，作为最大政策的盐法间接税相关联者是王朝的存续，也涵盖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之全部。以此破题，盐史研究的格局也就打开了。在这方面，佐伯富《盐与中国社会》一文可以给人启发，该文从“盐为食肴之将”及“盐为国之重宝”的双重意义展开而论盐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可贵的思路。
吴丽娱认为，以盐作为支点，去研究它与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并由此观察社会整体变革的步骤、方式，分析其中原因，不但可以使有关唐代盐史的研究全面深入，而且可以对古代变化的社会增加认识。特别是由于唐代盐法变革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商品经济引入国家财政，它所面临的将是经济模式的改变，以及如何与国家权力进行协调的问题。“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的反应如何，接受程度如何，如何体现和发展，以及对盐法变革产生的反作用，都是应当具体研究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去认识的。”
所以，围绕盐的运作进行研究，成为吴丽娱早年攻读唐史的主要课题。她注意到，唐代盐的运作涉及政治体制、方针政策的建构、方向，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唐后期举凡税收、物价、官制、理财方式、中央地方关系乃至政权交替，无一不受盐法牵制。而每一次政治冲突、经济整顿，不但常常与盐有关，且常常由盐而始。“因此可以认为，中古国家社会的变化是盐政实施的前提，又导致盐法改革不断进行。盐几乎成为中古至近代影响国家与民生最重要的介质和资源。”
《盐与唐帝国》是多年来吴丽娱对于盐史研究成果的汇集，该书从庙堂之上的组织架构，到推而广之的盐政、盐法，再到具体某地的生产方式、物价等都有详尽的介绍。全书内容翔实，调查、考据严谨，是少有的从盐和盐政的角度深入分析唐代历史的作品。作者用史家的广阔视野，以盐为媒介，绘制了一幅唐帝国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的全景图，打开了唐史研究的别样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