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本书
先祖父周作人先生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幼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在家乡浙江绍兴，一九〇一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追随兄长鲁迅往日本留学，在日与先祖母相识并结婚，回国后于一九一七年移居北京，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周作人先生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引人注目的成就和曲折复杂的经历以及他周边的人和事，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他的日记是对历史忠实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他重要的著作之一，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本书即是这部史料性的著作。
本书著者现存的日记自一八九八年二月十八日即戊戌一月二十八日开始，终止日期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时中国大陆处于「文革」的「破四旧」混乱中，著者也因「红卫兵」次日破门而入的「抄家」而被迫停笔。本日记记录时间跨六十九年，除日本留学六年、入狱三年和临终的一九六七年没有记写外，覆盖了其它所有年分。这些日记也命运曲折，有的已丢失，目前尚存者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著者后人保管。
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掠走了著者家中的大量物品包括日记，「文革」后，著者后人追寻多年，一九八八年终于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找到了部分物品并予索回，时其中的日记已做封套，保管尚好。
「文革」后的五十多年里，笔者三代家人一直不断努力收集和整理这些日记，四处联系出版，希望能以原貌全部公诸于世，还公众以历史的真实，如果以上世纪四十年代笔者祖母率家人转移、保护这些日记计起，则四代家人努力已近八十载。
长期以来，周作人先生的日记一直未能全文发表，但部分内容可散见于海内外某些书籍、期刊、报纸，其内容与原日记相较，文字严谨者有之，误传误读者有之，疑似受非技术性因素干扰与原文原意明显相悖者亦有之（详参见〈关于周作人研究史料〉，发表于二〇一八年早稻田大学「第一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大陆华东师大《现代中文学刊》二〇一八年第六期），影响公众和学界对历史真相的了解。
本书的整理依据为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影印版《周作人日记》、日记复印件和家藏日记原件。影印版《周作人日记》在出版中对页面做了剪裁、拼接及顺序编辑，个别地方字迹模糊，这种情况影响了我们的整理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我们未能和原件进行比对，如果读者在阅读中因此出现困扰，我们谨表歉意，并希望以后有机会改进。
关于本书的文字和符号，由于时代和习惯的变化，大概也由于著者记写这些日记是为了自用，书写上除使用正体字外还用了很多异体字，写法上除了正楷外还有行、草以及当时流行写法和著者个人习用写法，不同时期对同一人物、事物的书写表述也有差异，而且行文通常不加标点；日记中还有一些注音字母、日文假名、日文汉字、希腊文、英文以及某些特别的符号如红色圆圈等；有些西文书名、人名使用注音字母拼写；数字方面则除使用汉字和阿拉伯字码外也多处出现「苏州码」。此外，在漫长的岁月里，著者采用日记本的样式不一，记录格式上也多有变化，使用普通宣纸时格式自由，使用制式日记本时便按照页面印好的表格书写，页眉页脚等空白处也按著者自己所需，有时加文字有时加标记，有些年分又什么也不写。年分日期的记法也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如早期采用太岁、年号、干支等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自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出现公历记法，但有时又使用阴历记法。此外，日记的年末月尾甚至正文位置也可见有书单账单、通讯录、纪事乃至短文等，在没有原件参照的情况下，有时难以确定这些内容与具体日期的关系，但我们认为，既然记在日记本里，都属著者所记，自然应视为「日记」的一部分，作为史料这些也都是了解著者的窗口，因此悉数予以原样保留。
在整理工作中，出于对历史和学术的尊重，也出于对著者的尊重，我们主张「保持原貌」，即所有内容都与原著相同，有些地方日记日期出现重复，如一九〇一年旧历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相邻的两册日记里均有记录，但内容不同（著者自己有说明），本书一仍其旧，不避讳日期重复。但有些情况在排字版中无法实现与原文一样，如日记中的符号标记，凡本排字版能表现的都按原文再现，本排字版无法表现的变通以相近符号或「☆」来代表，原彩色内容改以黑色表示，如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壬辰元旦）等多处原标记的红色圆环，以及日记中著者加盖的红色、蓝色印鉴（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者为蓝色），本排字版也统一以黑色，想一探究竟的读者只好等待未来的日记影印本了，我们希望影印本能早日面世。而这些地方的处理方式也只好变通为「尽量保持原貌」了。此外，涉及「保持原貌」问题的地方还有：日记原稿中有着者所做删除标记者本书不予收录，但与著者所写眉批有关者除外，收录时加删除线或底色与其它文字相区别，以利读者阅读。
应社方的要求，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日记全文进行了断句和标点，接受止庵先生的建议，以尽量简洁的原则选择标点符号的种类，希望能方便广大读者的阅读，但限于我们的水平，这些断句和标点符号仅供参考。
关于体例方面，前述各项具体处理规则可见止庵先生编订的「凡例」，但有些事情我们想尽量说详细，为避免「凡例」过于繁冗，所以写在此处，重复之处请读者谅解。
当然，从公布完整研究资料的角度来看，本书的内容仍有些许遗憾。如著者在其它文章中引用过不少自己以往的日记，并加以断句和标点，个别地方还出现用字的不同，这些内容约有二万字上下，为我们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参考，但在本书中未明确予以体现。我们知道，为书籍体例一致计，原著者在各种引用中做的改变是难以一一体现的，这部日记时间跨度几十年，著者在从少年走到老年的漫长岁月里不可能始终保持同一的表达习惯，这使得全部完成还原日记中著者断句和添加标点的工作具有极大的难度，实际上已超出了我辈的能力。如果书籍需要某种连贯性和一致性，那么断句和标点就只能由整理者来决定。对于文字的变动，虽与原日记在意思上无悖，但毕竟日记原稿上没有改写，本书文字既依据日记原稿，则这些在其他文章里出现的改变即不宜采用了。如对于这些情况以注释或附录方式尽数予以包容，学术研究者想必是欢迎的，但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恐怕徒增篇幅，社方提出对此进行取舍是有道理的，我们也表示赞成，只在这里做一个说明，提示有需要的读者。
此外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参与整理工作的家人均无文史资料研究整理专业背景，这次付梓的文本，疏漏和错误一定会有，只是自信不会有篡改和隐瞒。我们希望，随着这套排字版日记以及日后手稿影印版的面世，史料原貌大白天下，可以破除既往的话语垄断、减少误读，同时，我们也热切希望各界读者对我们提供的文本给予指正。
二、关于日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著者因收入减少和家人卧病经济紧张，为解燃急意欲出售自己的日记，当时的国家文化部认为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之前的日记有研究鲁迅的参考价值，准予收购并交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其他部分便仍然留在了著者家中。此为现在周作人先生日记原件两存的历史缘由。
关于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日记，家母在世时曾告诉我们：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军警来八道湾十一号带走了祖父，之后祖母从原居室移出祖父的日记，交家母转藏到位于南长街的娘家，祖父出狱后又陆续找出取回。「文革」后，家母娘家被通知拆迁，搬家清理物品又发现了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日记各一册，至此这两年日记告「失而复得」，也因此没有在六十年代与其他一九三六年以前日记一并卖给文化部。
关于一九四四年日记，六十年代曾有香港友人向着者提出邮寄借阅旧日记，每次一册，阅毕寄还更替，至寄出一九四四年册后来信云未收到，至此邮寄停止，而该册日记则再无下落。另据笔者所知，日记被借阅的事发生过多次，曾有页面被借阅者私自剪下又以不干胶薄带黏回，现在黏接处纸张已变色变质，幸文字尚可辨识。
至于一九二八、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日记究竟如何失却踪迹暂无可考。一并写在这里对读者做个交代。
三、结尾
显然，把一位知识渊博的著名文人学者从少年到老年悠长岁月里写就的日记整理成统一格式、统一体例的排字文本不是件易事，这项工作似乎应该由一个专业团队来承担，但长期以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机会。随着家中长辈们陆续离世，诸姐弟家人勉为其难，各尽所能通力合作，自己动手历时十数年完成了本书的整理；其中繁体版舍弟出力最多，适署名最后，亦天意也。
此外，家人也曾根据大陆学术刊物发文的要求，整理发表了部分年分日记的简体字文本，为学术研究提供方便，但长期以来无法汇总各年日记印成书籍，简体版和影印版的《周作人日记》签订了出版合同但仍不能付梓的情况均曾发生，这当然不全是因技术性困难所致。无论如何，现在承联经出版公司陈逸华先生领衔，止庵先生拨冗编订凡例并参与审核文本，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使全部日记的真实内容以繁体字印刷成书公诸于世，有如帮我们卸下了一副重担，了却了我们和家中已过世的长辈们的心愿，是以向上述各方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吉宜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