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刷重新剪辑的《花样年华》，后排的观众整场嘀咕：这都拍了啥，看不懂啊。现在的年轻观众，看不懂是正常的。看懂它，需要一点生活阅历，也需要一点背景知识。
1959-1961年，国内经历三年饥荒。1962年开春后，浩浩汤汤十余万人涌入广东，要从深圳去往香港。部分逃港者有组织、有指挥，每人持有4尺多长的木棒，甚至开枪也不退。广东省委组织抽调万余名官兵，遣送逃港群众返乡，但三个月内，还是有3万多人逃到香港。
1962年的香港，就是这个背景。从大陆涌去的各色人等，有吃得上饭的，也有穷困潦倒的，但本质上人人都是流民。拎着皮箱坐船逃港，在香港奋力写作的张爱玲是，为逃罪责偷渡香港，后因写武侠成名的倪匡是，周慕云、苏丽珍两家人，也是。甚至更早到港，被王家卫在片尾特别鸣谢的刘以鬯，也是。
风雨飘摇的无根之人，想抓又抓不住的命运。
二、
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滋生长久的感情，也很难托付感情。人的感情，始终被时代压着，不得喘息。
回到故事。一群逃港的中产流民，挤在香港筒子楼里。大时代的风雨悬在头顶，但该发生的照旧发生。周慕云的老婆、苏丽珍的老公，选择了眼皮子底下轧姘头。被出轨的那一对，要怎么办？要当什么都没发生吗，还是解开谜团一探究竟，或者是自己也出轨报复一下？
周慕云和苏丽珍，就是这么“意图不轨”地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开始，注定了这段感情只能无疾而终。因为他们没法做一对敞亮的爱人。无论世俗意义上的，还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都不行。
因为这种先天的“不行”，他们总是渐渐靠近，又迅速分开。眼神瞟过去，又立马收回。苏丽珍穿着红色风衣，一遍遍地跑上楼，又一遍遍地逃下来。
意图不轨地靠近，但真实的爱上了。想爱，但又没法爱。没资格，不配。时代、世俗、内心，都摆在那里。多去了几次酒店一起写小说，房东太太便教育她：年纪轻，玩要有分寸。周慕云打电话到公司，老板递给她电话号码，眼神如尖刀剐，可老板自己有两个“老婆”却理所应当。这就是世俗和时代，个人很难超越。更何况，她内心还有一份“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体面。
他们没有办法持续放纵。
1963年，周慕云选择去新加坡发展。走之前，电影里有个镜头，电话声响三下，画外音是周慕云问：“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是在问：你爱过我吗？但事实是，这句话，他也没有问出口。镜头的下一帧，是一部并没有被接起的电话机。这个电话，只是心里打过。
苏丽珍也去新加坡找周慕云。去时，手上的戒指已从无名指到中指。她离婚了。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法问他一句：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时代很大，个人很小。生存很大，感情很小。
我们这代人，其实很难体会个人被时代碾压变成流民的心境。离我们最近的，可能就是疫情三年。在那三年里，我身边有人离婚，有人分手，有人遇良缘，也有人错半生。
当时代刮起大风，个人渺小如尘。
三、
故事在“刮大风”的1966年结束。
王家卫不擅长讲故事，每次故事要断气了，他就往屏幕里扔一段文字，或一闪而过的镜头。片尾，电影里播放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柬埔寨，那是1966年。那一年，国内开始搞文革，香港发生大规模工潮暴动，东南亚出现严重排华。电影里周慕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房东太太从香港移民去美国带外孙，都是时代缩影。缩影里，每个人都只能自顾自，谁也没有多一张船票。
人在彷徨梦中，爱情是短暂而自身难保的。
周慕云和苏丽珍，注定是要擦身而过的。周慕云问房东顾先生，隔壁住了谁？顾先生说，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周慕云临走看了一眼房门按铃。这可能是周慕云和苏丽珍，此生最后一次近距离量子纠缠。
在流出来的花絮里，有周慕云和苏丽珍在柬埔寨偶遇。周慕云问，你有给我打过电话吗？苏丽珍说，我忘记了。幸亏王家卫没剪进去。当然，也不可能剪进去做结尾。
真实的人生，没有那么多偶遇。真实的人生，是把头埋进岩洞里诉说伤心。
有过开始，有过遗憾，这就是我们的花样年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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