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永军
从古齐都临淄东去30公里许，便进入桓台新城镇。该镇南有座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砖砌牌坊，名唤四世宫保坊。
与其他牌坊相对照，此坊有三个显著不同：其一，“四世宫保”之名，气贯长虹；其二，坊名书法大气磅礴，为明后期大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所题。其三，正楼前后两面檐下居中处各砌一块竖形匾额，上镌镏金“圣恩”二字，以示敕造，象征着坊主的显贵和荣耀，故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
何谓“宫保”？宫保乃明、清各级官员的虚衔，最高级荣誉官衔为太师、少师，及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凡大臣加衔或死后赠官，通称宫衔，如太子太师、太子少师，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四世宫保”坊主，是明代中晚期兵部尚书王象乾。王象乾七十一岁时，因“总督蓟辽”“威名著九边”保国有功，明万历帝御赐追封上三代，其曾祖父王麟、祖父王重光、父亲王之垣，皆诰赠“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特许建造牌坊表彰，故称“四世宫保”，亦寓含着王家四代保国的意思。
明隆庆五年(1571)，年方24岁的王象乾得中进士，初授闻喜知县，一直到崇祯二年(1629)，在兵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任上因病乞归止，为官60载，长期守卫边关，位高权重，声名显赫，对明中晚期军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山西右参政任上，统兵驻宣府7年，他与外敌斗智斗勇，确保了北方稳定和京畿安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曾有过故事记载；在兵部右侍郎任上7年，他先代替尚书总督川、贵、湖广军务，兼右都御史巡抚四川，后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节制顺天、保定、辽东三抚，分别平息了播州土司叛乱和东北边民骚乱；万历三十九年(1611)，他晋升为兵部尚书，召理部事，以清播州地及平贵州苗乱的功劳，被朝廷加太子太保；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因病告归。此后，因边事紧急，不顾罹患病痛，分别于天启二年(1621)、崇祯元年(1628)两次出任兵部尚书，以原官提督九边，累加太子太师，总督蓟辽兼制宣府、大同等处。崇祯二年，已84岁高龄的王象乾，因病疴日益沉重，上疏乞归。翌年，在新城故里病逝。
由此可知，王象乾为守卫大明贡献了毕生，嵌镶于四世宫保坊的两副楹联，似乎在向世人诉说其赫赫功绩，前联为“佑兹岳牧公孤，世表勋名于中外；厎定獞苗蛮貊，赞襄威伐于昌明”，后联为“缵旧维牙，恩锡表榖诒于克绍；庆贤有涉，荣名耀竹册以弥光”。
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王象乾历任5朝，三次出任兵部尚书，以“世表勋名于中外”“赞襄威伐于昌明”等功绩，荣膺“四世宫保”，实现了光耀门楣的人生目标；作为一名古代将士，王象乾不避艰难，五次出守边关，尤其是晚年，在朝廷召唤之时，以国事为重，抱病戍边，最终病倒在岗位上，生动诠释了戍边将士的社会价值。尽管明代中晚期，皇权政治极端腐败，士大夫“济世拯民”之壮志难酬，但穿越时空隧道，刺透历史浓雾，用公道的眼光品评昨日，王象乾身上所体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仍然像阳光穿透乌云一样，散发着历久弥新的毫光。
一个人的德行及生活方式，既取决于他所处时代的氛围与习气，也取决于其骨髓和血液中所传承的种种特质。
说四世宫保坊，不能不说王象乾的家门：曾祖王麟，是一个在儒家文化氛围中成长的知识分子，14岁被保送入国子监，先后出任永平训导、鹿平教谕、颍川教授，他劝学兴所，广励功令，是新城王氏一脉家国情怀的奠基人；祖父王重光，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多次统兵镇守边关，在贵州戍边期间，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嘉靖皇帝亲书“忠勤可悯”四字表彰，追赠太仆寺少卿，并在永宁为他建造了忠勤祠，他是新城王氏一门家国情怀的带路人；父亲王之垣，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他一生为官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素有清名，因不愿沉湎于当时朝廷奢华和官场混乱，万历九年(1581)上疏请归，专注于王氏一族家风建设，培育出了新城王氏“象”字辈以王象乾为首的一门九进士。不难看出，王象乾的家国情怀发端于其家族忠勤保国的暝霭苍烟润养，他以出于“新城王氏”为豪，“新城王氏”以养出他为傲，“四世宫保”则是一个显著标志。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