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却没有几个人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印迹
去年今日，2月25日，宗庆后去世。
我没有机会为他写家传，但曾为他早期的一名「打手」写过。
她的一生，前半段是洋学生，中间是红司令，后半段是宗庆后的爱将。人生经历之丰富，几乎经历每一个时代波峰。
「司令」的美好时代
特殊年代，她是红司令，曾带人进出省军区，白吃白喝。
作为教师造反派头头，她在教育厅前后搞了一年多时间，斗了不少当权派。时任教育厅长余从善整天被喊到办公室交代问题。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看见造反派咄咄逼人的气势，马上低下头来，向革命群众认罪。
「革命」了一段时间，造反派要上北京见毛主席，当面要求为教师解决一系列民生问题，再向主席汇报被反动路线「迫害」的事实。
去北京，需要一笔不小的路费。说来也算革命行动，不能从自己兜里掏钱，就让教育厅长余从善过来解决问题。余厅长平素不敢得罪红卫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则性问题上却很硬气，迟迟不肯签字，资金始终未到位。
但还是想去北京见毛主席反映问题，怎么办？
后来就按地区分头组织，指派代表，每人负责一个地区，最后组织了 2000 多人，统一听从她的指挥，浩浩荡荡来到杭州城站火车站。挤在站台上，来一辆空车就集体趴到列车厢顶，要求把车调度到北京方向。
两千多人这么胡闹，从下午五六点耗到凌晨。眼看铁路运输系统就要瘫痪，搬来军管会也没用，只好继续做思想规劝工作。但看司令未发令，大家都不听话，他们就做单人工作，讲道理，说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不要去北京，得在本地复课闹革命，意见都可以反映上去。
她想，党中央的声音要听，毛主席的话更要听，我们又不是乱七八糟的，我们是群众闹革命。于是一节节车厢挨个通知，一喊「大家下去」，所有人全下去了。
像铁路大罢工的领袖林祥谦一样，她不叫，一个都不来；她不下令，一个都不走。
「有权威的。」几十年后，她大声说。
人一散掉，造反总指挥部的图章也丢在车站，不知在谁手上。她这个司令也就自动下台，像其他人一样，随人潮逐波浪，回到农村学校。
回到本地闹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减。但在乡里一个会场上，批斗公社、区里的领导，演讲结束后照例带领大家喊口号，喊完「打倒刘XX，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本应切换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XX，保卫XX大革命，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上来，然后响起热烈的掌声，批斗大会就胜利结束。
可这一天，喊完口号之后，原本应该沸腾的人群无动于衷，下面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射来。她有些忐忑，仔细一回神发现自己犯了大错：顺着「打倒」一词，她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毛XX」……
本来以为风光过了，世面也见过了，结果在这种小事上翻船了。
台下的小兵们一从惊愕中反应过来，迅速冲上来四个，「高帽戴起、牌子挂起，两只‘翅膀’往后一剪，‘喷气式’搞起。」说起当时场景，她的回忆依旧清晰而简洁，毫不拖泥带水。
回头看，多亏了这次失误，让她在火热年代靠边站了很多年，1976年清查时仅关了几天牛棚审查一番就放出来了。
开电梯的「教师」
对于儿子后来说1976年之后不得势甚至受审查，她很反感：「我一个人民专业教师，怎么可能会这样。你现在是对我‘血泪控诉’，万想不到你是这样的。」
经过一番折腾，她调到教育局成人教育办公室，接触了有关职工教育的知识。时间不长与科长闹矛盾，被派去开电梯。
以前电梯有驾驶员，拿只小板凳坐在角落专门负责按楼层。2004年我在新京报时，电梯里还有个传说中的处级驾驶员，一到下班时间电梯一锁回家，夜班编辑只能走楼梯。
她怎么受得了这个，跟领导提出想当老师。
恰巧由于十年破坏，青年工人普遍文化水平很低，无法适合岗位需求。不得已，很多企业办学为他们补课，需要引入大批教师。
职工教育和她曾经搞过的农民识字补习教育有相同之处，之前也曾得到贫下中农的肯定，说她搞群众工作有一套，又在机关受了职教知识的熏陶，自觉完全可以胜任。
一问之前的编制、待遇和职称都不变，有了保证，1982年，她主动报名，从教育局分配至国营杭州罐头食品厂教育科工作。
杭州罐头食品厂专做外贸出口，利润可观，给老师的待遇相对社会上要好不少，月薪等同于上提一级工资。何况每天去食堂打餐，吃的是肉骨头，一毛钱一大碗，营养又好。自己吃饱喝足，还能给家人带上一些。
可惜，这家罐头厂最终在1989年因外部制裁而遇到了出口困难，眼看抢救无望，不得已，1991年，罐头食品厂被卖身给校办企业娃哈哈。
这起兼并案可谓轰动一时，成为娃哈哈历史上的重要一步。
但对她而言，这里是教师生涯的最后一站。
一合并，宗庆后砍掉了教育科，说人要各司其职，学生才要好好读书，工厂里上什么课。如果真有需要，就送到外面去培训。
娃哈哈（原杭州罐头食品厂）还剩了半扇厂门，原来叫秋涛路 1 弄，2020 年 10 月份拆除
宗庆后的「对面桌」
她闲不住，想做往外跑的公关工作。但领导觉得有能力胜任繁重的工作，想把她安排到总经理办公室，和宗庆后面对面打交道。
这是后来党委书记、现三捷集团老总杜建英的工作。
但她觉得自己心直口快，不喜欢明枪暗箭、捧高踩低的工作氛围，干不了办公室的工作，干脆在外派单位干了一年月，等第二次安排，根据她的意愿，顺利到了市场部法律顾问室，负责企业品牌商标、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产品质量法》的贯彻等工作，负责市场调查、打假。
那时市场经济刚起步，社会上假冒伪劣产品遍地都是，若企业不自己组织打假，迟早被假冒产品把口碑做死。娃哈哈一跃成为国内龙头企业，问题就更严重，而且也很难处理。
为了打假侵权，她跑过很多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一到当地，先跑到零售店暗访，问到进货地点，再顺藤摸瓜，搜到工厂，和人斗智斗勇，叫他们赔偿、销毁生产线。
有次她跑到山东，一个人和黑心厂商谈判，叫他赔钱，对方死活不同意，她也没办法。
无论怎么能干，到底是手无寸铁的女人。在打假办干了差不多半年，她就转到市场部，和公关部相辅相承，市场调研、企业宣传、形象维护、广告策划，统统都要做。
「被迫」提前退休
1994年，娃哈哈公司投资了一部电视剧，导演拿了钱，却没写公司名字。她匆忙赶到临沂处理此事，赶在导演上飞机前见了一面，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此人各种推诿，让她直接去找制片人，而制片早已不见人影。
镜头加不上，钱也没要回来。
为了此事，她连续五十六个小时没睡觉，一直在奔波。
回到酒店，因劳累过度，犯了低血糖，她摇摇欲坠，腰撞到了桌角，伤到了肾脏，顿时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清醒之后，人已经爬不起来了，只能趴在地上，拖着身体匍匐爬到门口开门，大声呼救，这才及时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就诊。
此事过后，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五十多岁，吃不消做强度太大的工作，便做了娃哈哈集团公司报的编辑。
领导虽常夸她文章写得漂亮，却始终没有重用。后来又因为公司里有人嚼舌头，她尽心尽力工作，却被污蔑成一个小人，一直咽不下这口气。
儿子们孝顺，见母亲一大把年纪仍为这件事难忍怒气，便劝她办理提前退休，眼不见为净。
当然，也有她处不好人际关系的原因。企业小的时候，惜才；等到企业做大了，人才多了，她对企业的价值也没那么大了，加上与领导关系闹翻，有些被迫提前退休的嫌疑。
1995退休之前，她向宗庆后反映了身边的情况，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与处置。
如果她再干10年，就能趁着达能合资拿到员工股了，那就将是另一个故事。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出身居多；个别平民家庭出身的，则通过读书、从军等方式，升华出家族新命运、家风新基因。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通过家庭记忆传承，孩子汲取父辈记忆和智慧、经验、教训的力量，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积累的二传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而记忆的中断，便是文明传承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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