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族的终极目标就是“多子多福”，可如今年轻人别说传宗接代了，一说生活反而叫苦“多子多累”。
在2022年的时候共有1041万人去世，到了2023年增加到了1110万。
那么在2024年，我国又有多少人口死亡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又是什么？
死亡率变迁的三次转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动荡，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再到当下的深度老龄化，死亡率的起伏背后，是人口结构、环境压力、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而近年来死亡率的回升与即将到来的死亡高峰，更是历史周期律与现代化进程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1. 1949-1980：从高死亡率到低死亡率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死亡率高达20‰，饥饿、传染病和战乱是主要推手。
随着社会稳定、赤脚医生制度和基础医疗普及，死亡率在1957年降至10.8‰，1970年代更降至6.34‰。
这一时期的死亡率下降，是公共卫生进步的直接体现——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被消灭，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67岁。
2. 1980-2010：低位徘徊的“平静期”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与工业化加速的背景下，死亡率始终稳定在6.5‰左右。
但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环境污染导致慢性病潜伏（1990年代肺癌死亡率年均增长4.5%），人口老龄化开始萌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4.9%升至2000年的10.3%）。
3. 2010至今：触底反弹的“转折期”
2010年后死亡率持续攀升，从6.34‰升至2023年的7.87‰。
这并非公共卫生的倒退，而是人口结构剧变的必然结果——老年人口占比突破21%，每年新增老龄人口超1200万，相当于整个希腊的人口规模。
死亡高峰的成因：历史、环境与社会的三重奏
人口死亡高峰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长期交织的结果。
历史出生高峰的“滞后效应”是核心推手。
1963年出生的2954万“婴儿潮一代”已迈入老年，他们将在未来二十年集中步入生命末期，形成“银发海啸”。
复旦大学研究预测，到2061年，中国年死亡人数将攀升至1900万，相当于瑞典当前总人口的两倍。
环境与生活方式变迁埋下隐患。工业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如PM2.5浓度升高）、高盐高脂饮食、久坐少动等，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占死亡原因的43%）、恶性肿瘤（26%）和呼吸系统疾病（10%）成为三大“健康杀手”。
以河北某工业城市为例，其肺癌发病率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0%，印证了环境与健康的直接关联。
而且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加剧了死亡风险。
城市三甲医院床位紧张、农村基础医疗薄弱、养老机构不足等问题，使得许多老年人未能获得及时救治。
北京三甲医院每千人床位数是贵州农村的8倍；农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到达医院时间平均比城市长2.3小时，死亡率高39%；
全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达300万，失能老人中仅12%能获得专业照护。
人口红利的消逝：经济与社会的连锁反应
曾支撑中国经济腾飞的“人口红利”正加速消失。
劳动力市场的萎缩首当其冲：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的9.37亿降至2023年的8.65亿，制造业重镇东莞的普工缺口已达23%。
社保体系承压则是另一种危机。养老保险抚养比从2010年的3.08:1恶化至2023年的2.13:1，东北部分城市甚至出现养老金延迟发放的窘境。
少子化陷阱更将问题推向长期化。深圳作为年轻城市代表，2023年生育率仅0.8，而北上广深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高达68-128万元，远超普通家庭承受能力。
这些压力叠加，使得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人均GDP尚未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却已背负全球最严重的老龄化负担。
危机的本质：少子化而非老龄化的致命挑战
人口问题的核心矛盾并非老龄化本身，而是少子化导致的代际断裂。
复旦大学张震教授指出，老龄化包含“长寿的喜”与“少子化的忧”：预期寿命延长（2023年达78.2岁）是文明进步的体现，但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如当前1.3）将引发人口规模的指数级萎缩。
黄文政教授更是警告，若生育率无法回升，400年后中国可能仅剩“最后一个儿童”。
这一趋势的破坏性远超老龄化：人口规模萎缩将导致消费市场收缩、创新动力枯竭、文化传承断层，甚至动摇国本。
以房地产为例，2024年商品房销量跌至2009年水平，但房价仍居高不下，折射出人口减少对经济支柱产业的直接冲击。
死亡高峰的时间密码
庆幸的是，1月17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 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 10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 7.76‰。
2024年年末全国人口数14082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
而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相比2023年数据，2024年我国多出生52万人，死亡人口比2023年1110万人少了一些。
那么，导致死亡高峰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1. 短期压力（2025-2040）：婴儿潮一代进入“死亡窗口”
根据北京大学曾毅教授团队预测：
2025年：年死亡人数突破1300万，相当于每天3.56万人离世；
2035年：死亡人数达1600万，超过当年出生人口2倍；
204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突破1亿，该群体年死亡率超14%（是60-69岁人群的7倍）。
2. 长期趋势（2040-2100）：人口结构深度倒置
到2050年，中国将形成“倒金字塔”人口结构：
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38%，超过美日当前水平；
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降至55%，养老抚养比达1.5:1；
年死亡人数在2061年达到1900万峰值，相当于每天5.2万人离世。
四、数据背后的生命启示
1. 健康窗口正在关闭
中国慢性病导致的"早死"（70岁前死亡）概率达18.7%，但通过控烟（可预防23%的癌症）、限盐（降低20%高血压风险）、运动（减少27%心血管疾病）等干预，可挽回至少800万人的生命损失年。
2. 养老规划迫在眉睫
现行养老金替代率（退休金/在职收入）已从2000年的72%降至2023年的44%。若60后人群完全依赖社保，其退休后收入将不足当前消费水平的50%。
3. 代际责任重新定义
到2040年，每个90后需要赡养1.2位老人，同时抚养0.8个子女。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瓦解，需构建“个人储蓄+商业保险+社区互助”的新体系。
破局之道：政策、科技与个体的协同应对
面对这场“静默的危机”，需从多维度构建应对体系。
政策层面，延迟退休已成定局（预计2035年延长至65岁），同时需加大医疗与养老投入——例如日本通过“介护保险”将养老负担社会化，值得借鉴。
生育激励措施亦需突破“小修小补”，如北欧国家将育儿成本压缩至家庭收入的3%（中国当前为40%以上），并通过住房补贴、教育免费等系统性改革降低生育门槛。
科技赋能是另一关键路径。
智能养老设备可缓解护工短缺，远程医疗能提升农村地区救治效率，基因检测与慢性病管理技术则有望延长健康寿命。
个体层面，中老年人需未雨绸缪：钟南山团队研究表明，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可使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8%；而养老储蓄需达到退休前收入的70%才能维持生活质量，仅依赖社保恐难以为继。
结语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无法逆转人口趋势，却可以调整应对的姿态。定期体检、科学膳食、适度运动，这些日常选择既是对个体生命的负责，亦是对社会责任的践行。
正如一位社区医生所言：“我们无法阻止潮水退去，但可以学会在礁石上种花。”面对人口结构的沧海桑田，这份理性与从容，或许正是破局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