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玉平(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人小传
游彪（1965—2024），四川简阳人。1986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河北大学，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攻读硕士。1989年留校任教，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7年被聘为教授。1997年至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正说宋朝十八帝》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是我的师兄。他离开这个世界两个多月了。这段时间，我的脑海里时不时地闪现出他的画面，让我恍惚觉得那个洒脱、真实而又有不少小缺点的师兄并没有真正离开。
意气风发的大师兄
我是1997年认识游师兄的。那一年秋天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随赫治清先生攻读清史方向硕士，游师兄随王曾瑜先生攻读宋史方向博士。同一期还有随陈祖武先生读博士的林存阳师兄。当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名师很多，研究生招生名额却很少，这一届就只招了我们三人。当时研究生院还在望京，一个很小的院子，教学楼和宿舍楼的墙上满是爬山虎，虽紧靠机场高速，却很安静。入学后不久，时任所长兼历史系主任李学勤先生专门把我们三个人叫到所里谈话，介绍历史所的传统和学风，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历史所在建国门的院部，一个研究室一个办公室，老师们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我们每周都是坐403路公共汽车去所里拜见导师和其他老师，躲在角落里听他们聊学林掌故。学生少，因而金贵，老师们不以长辈自居，而是非常平等地对待我们。
第一次见游师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无疑是这人长得怎么这么瘦、这么黑？又瘦又黑的游师兄，为人却极其豪爽，他迅速以“大师兄”自居，时不时地召集我们一起聚餐，并自豪地宣称，在研究生院的几十个系所当中，历史所的研究生最团结、最亲热。这当然是游师兄的功劳。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而时年32岁的他，已经是河北大学正教授，这个简直是史学界的神话。所以每次聚会，游师兄都会非常豪爽地大手一挥：“服务员，买单！”
游彪出身贫寒，很早就懂得唯有拼命读书，才能改变命运。1986年他考入河北大学，原本报考的是秦汉史方向，结果阴差阳错被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招入麾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游彪硕士生活过得异常艰苦，每月58元助学金，除维持最基本的饮食外，还要大量买书。他为了买《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必要书籍，不得不向已经参加工作的同学借款200元，等到后来有能力还账了，却始终联系不到这位朋友，成为他一辈子的遗憾。游彪每天都读书到深夜，没有丝毫松懈，最终透支了身体。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硕士入学的第二年，他即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读史札记。硕士毕业前，他的论文《论宋代军队的剩员》更是刊登在《中国史研究》上。
游彪的博士论文写得也很辛苦。当时博士学习只有三年时间，而1999年他拿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到早稻田大学跟随近藤一成教授学习一年。近藤一成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初，获悉作者的留学咨询时，得知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因而非常担心。由于我自己十年前稍有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经历，所以了解初次到异国他乡生活是多么困难，更何况是正在做博士论文？”凭借刻苦努力，游彪在日本写完了博士论文初稿，然后回北京参加答辩，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的游彪，气质大变，衣服干净整洁，也很帅气。回想起来，这是游彪一生中最自得、最舒心的时候。
2000年，我们都毕业了，离开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我去北京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游彪则是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书。世界很小，2007年，我也调到北师大，和游彪成了一个教研室的同事。无论是学生开题、答辩，还是别的什么活动，他都会找我一起做。不久，我接替游彪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我们组织的第一次支部活动，是到京郊凤凰岭考察新农村，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孜孜以求的学者
学者只能靠作品说话。游彪的学术发展脉络很清晰，即坚持从原始史料出发，由经济史入政治史，再从宏观走向微观，借由微观来反思宏观，形成了鲜明的“游氏风格”。
硕士三年，游彪在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毕业论文《宋代寺院经济研究》，为他在宋史学界亮相和立足打下了坚实基础。文章对宋代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经济状况、田产来源，所占土地的数量及经营模式，寺院农业经济领域生产诸关系，寺院僧人的赋役负担，寺院经营的手工业、商业和高利贷，寺院经济的地域差异，寺院内部的阶级结构等九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经过多年修改，游彪在2003年将该论文以《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为名出版，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先生特意为此书撰写序言。该书出版后，吴晓亮随即在《光明日报》撰文《佛国里的世俗生活——〈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评析》，刘秋根、周国平也在《中国史研究动态》撰文《读游彪博士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都给予非常充分的肯定。最近，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作为30年前的硕士论文，即使放在今天充当优秀博论也绰绰有余。”
如果说硕士论文体现了游彪在宋代经济史领域的贡献，那么他的博士论文《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则体现了他在宋代政治史领域的辛勤探索。更让人佩服的是，游彪在日本交流期间，并没有只埋头于博士论文的写作，而是利用难得的机会，积极参加各种读书班和研究会，扩大学术视野。比如他参加东洋文库由中嶋敏先生主持的《宋史·选举志》研究会，针对补荫部分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并被吸纳进入《〈宋史·选举志〉译注》。后来，他又把这种读书会的方式引入北京师范大学，长期带领学生研读宋代典籍。
在详细爬梳史料的基础上，游彪对宋代荫补制度的确立与调整、官员致仕荫补、遗表荫补、后妃荫补、宗室荫补、宦官荫补、先师及勋臣后裔荫补、殉职荫补、荫补考试等，做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他敏锐观察到，宋代科举制度虽然非常发达，但在宋代数量众多的官僚当中，大部分人并非来自科举考试，而是官员子弟，即通过荫补而入仕，而荫补入仕的大多为泛泛之辈、平庸之才，“两宋时期既是一个科举制空前发达的时代，又是荫补过多过滥的时代”。通过研究，游彪无奈地承认，“宋代冗官问题基本上就是由荫补过滥而形成的”，尽管宋朝政府绞尽脑汁想削减官僚荫补，但冗官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愈演愈烈，而究其原因，则与专制体制本身有直接关系。他指出，在这种体制下，一切都处于人治状态，法律被践踏，成为一纸空文，多么严密的法制在特权面前也不堪一击，法外滥恩禁而不止，“这无疑是中国历代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特色，也是专制体制本身无法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
到北师大工作后，游彪的学术研究再次发生转型，即由宏观走向微观，并通过微观来反观宏观。《宋代特殊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是他开始转型的尝试。在书中，他基于前期的研究成果，更为细致深入地探讨了宋代社会的特殊群体，如皇族后裔、官员子弟、僧人、士兵等，其目的在于通过微观研究，来揭示宋代政治运作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独特层面。此后他又持续在此领域用力，先后发表的《小人物与大历史：一个被遗忘的北宋将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名门后裔：宋代一个普通人的异常生活轨迹》（《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可以视为游彪的代表作。
在《小人物与大历史：一个被遗忘的北宋将官》中，游彪指出，郭景脩是北宋中后期的一名中下级武官，在历史上只能算是个小人物，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通过仔细研读他的墓志铭，游彪详细勾勒出郭景脩的人生轨迹。郭景脩少时的理想是通过科举直接担任文官，可他的仕途却从武举开始。他供职于北宋的边防机构，从最低级别的武官开始，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主管民政的州级行政长官。与历史上某些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大人物相比，他显然没有很高的才能，他的业绩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成功地经营了阶州（今甘肃武都），使当地羌人归顺宋廷。从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与吐蕃、西夏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到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深远影响。
《名门后裔：宋代一个普通人的异常生活轨迹》研究的是出生于山西忻州的农家子弟田子茂。田子茂从一名保丁成长为宋代的武将，一生多数时候都在宋夏、宋辽边境地区担任各种武官，历经北宋中后期与西夏、辽朝的种种交涉。我们可以从他的人生窥视出这一时期朝廷上下鲜为人知的诸多情形，尤其是哲宗、徽宗时代激烈的政治斗争，并非只是在朝堂之上，而是延伸到官场的中下层，甚至直抵民间。作为一个普通人，田子茂从平民到官员，其仕途的沉浮正是北宋某些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
这两篇文章游氏风格突出。游彪努力通过以往较少被人关注的史料及人物，以小见大，揭示出背后的大历史，可见他的研究已趋纯熟。
2024年3月，他根据重庆市合川区的佛寺碑刻，完成了跨领域研究清代社仓的文章《论清代民间社仓制度的实践及其变异——以重庆市合川区涞滩二佛寺碑刻为中心的考察》，发给我征询意见。这篇文章认为，南宋孝宗在位时期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社仓法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尤其在清朝，从康熙皇帝开始就为统治者所推崇，对清代地方社仓的广泛建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位于重庆合川的涞滩二佛寺保留的清朝社仓制度的碑文，有助于在制度以及实践层面更深入地理解社仓法在清代民间的发展演变过程。非常明显，游彪通过新发现的碑刻资料，清晰论证了清代仍然在执行自宋朝开启的民间社仓制度。这种以小见大的视角，正是游彪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术风格。可惜，这也是他的绝笔之作。
我在北师大工作的那些年，游彪成果颇丰，连续出版专著，并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他参与编写的《中国民俗史》获2010年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13年第六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他本人也顺利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近些年，游彪虽然还坚持写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但逐渐把更多精力放在宋代历史的推广普及上。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宋朝十八帝》销路很好，随后出版的《赵宋》《追宋》《问宋》等系列著作也极受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从事普及读物的写作，游彪也始终坚持论从史出，不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解析历史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角度可供选择。史学工作者对历史上出现过的人和事可以见仁见智，但前提是必须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资料”（《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前言）。正是凭借深厚的史家功底，加上鲜活的文字，他的作品才会广受欢迎，他也成为当代宋史普及读物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重情重义的朋友
游彪在学术上得到了几位导师的悉心指导,他对师长的敬重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在撰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漆侠先生对他照顾有加，逐字逐句审阅修改了大部分稿子，鼓励他写出一部通史性的寺院经济史。游彪最终出版《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一书，也是为了完成漆先生之重托。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恩师泉下有知，定能想到您尚有个不肖弟子在等着您批评呢。”王曾瑜先生对游彪有极高的期许，在给游彪的博士论文《宋代荫补制度研究》撰写的序言中，他写道：“学生超过老师，是师生的共同光荣，超不过老师，则是师生的共同耻辱……愿游彪同志以高标准自勉自律，力争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游彪将两位导师的期许转化为内在动力。在东京访问期间，他成天泡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由于过于刻苦，“身体每况愈下，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严重失眠状态，无法自拔。在这种情况下，身心受到的摧残可想而知，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坚持下去，把论文写完。然而，一想到两位恩师沉甸甸的期待，一切苦痛便烟消云散，硬撑着疲惫不堪的躯体继续坚持每天写作。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完全凭着一种顽强的信念支撑着，那就是不能愧对恩师和支持我读书的亲人、朋友们”。
作为师兄，游彪在读研究生时就很提携我。入学不久，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给郭东旭先生刚出版的《宋代法制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写一篇书评，并表示由他负责联系发表。对连茅庐都没有出过的我而言，这自然是难得的机会，我立即答应并很快写出初稿，游彪修改后投给《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这篇书评在1998年第8期刊出，从撰文到发表，一年的时间都不到。这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
游彪（后排左5）与朋友、学生在一起。
在北师大，游彪住家属区7号楼，我住8号楼，经常去他家串门，有时还带着孩子。他的书房兼卧室很小，家具也很简陋。每次到他家里拜访，他都坚持送我们礼物，不让我们空着手离开。记得游彪在书房里养了一只小乌龟，每次过去，我和孩子都会忍不住逗一逗小乌龟。想必这只乌龟是游彪孤独寂寞时唯一的陪伴吧。
对学生，游彪在学术上要求极其严格，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论文，一条史料一条史料地过，从不马虎。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读书会、论文答辩会上，他都曾经因为学生学习粗心而当面批评。游彪自己公开说：“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学生完成学业，但如果他们有问题，我会毫不客气地当面痛批。师生之间，还是坦诚一些好。”他的研究生田丽丽讲过一个细节：“有一年冬天，我拿着闭关写了好久、自己觉得还挺好的文章给他看，心里特别期待被表扬一句，结果被批评说语言太晦涩，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愣在那里，眼泪一颗又一颗地往出蹦。他注意到我哭了，也愣在那里几秒，下一句话突然就非常非常柔和。我看到他突然呆住的脸，听到他语气的变化，没有绷住就笑了，一边擦泪一边笑。游老师的内心世界是温柔的。我永远忘不了那时他的样子。”
在生活中，游彪非常关爱学生，总是和学生打成一片。他喜欢热闹，喜欢看大家开开心心地笑。每年年底，他都会把学生召集在一起聚会。有学生回忆：“每次去家，他都会给我们准备一大桌丰盛的菜，总是担心我们离家在外，不好好照顾自己。”他为学生的学业负责，也为他们毕业后的去向操碎了心。如果谁在工作中受了委屈，游彪会第一时间冲上前，为他打抱不平。一年暑假，他应邀去邯郸讲学，准备顺路去看望一名他教过没多久、后来因故瘫痪的学生。不想下了大暴雨，去往乡镇的公交车都停运了，他就自己雇车到乡下，不仅留下了钱，还联系当地有关方面请求多照顾这名学生。
游彪为人豪爽，重情重义，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圆滑变通，也绝不退让妥协。有几年，游彪常去参与高考命题。2008年高考，因为汶川地震，四川、甘肃部分考生高考延迟。当时游彪已经结束封闭，在一次聚会上，我无意间提到四川的高考题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平时一直嘻嘻哈哈的游彪，这个时候却一句话也不接。我知道，这是他在严守高考命题纪律。
在游彪心中，学术是纯洁的，他绝不与损坏学术纯洁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针对史学界的一些不良倾向，他痛心地指出：“学问贵在精专，而非粗制滥造。个别号称研究古代史者，竟然连标点断句都大成问题，甚至连学生都能断开的古文，而文章上百篇的教授却全然错断。这种现象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此类劣质学术究竟是如何发表出来、公之于众的呢？”
游彪的身体一直不好，好几年前就因为肺气肿住过院，做过好几次手术。2021年5月，他带我们一大堆朋友到山西晋城考察，先后去了王莽岭、皇城相府、郭峪村、珏山、青莲寺、玉皇庙和洞头等地，让我对晋城的历史和文物有了许多新的认识。那趟晋城之行，游彪的兴致很高，但爬山的时候，他只能走走停停，或者坐缆车。他的身体早已经出了问题，只是他一直不告诉我们，怕朋友们担心。
2024年11月4日，我突然接到游彪住院的消息。第二天，从他女儿子孟那里要到他的病历，我才知道，早在2020年10月，游彪就已经确诊癌症，四年中经历了化疗、放疗以及开颅手术。游彪带我们去晋城考察，正是他做化疗的间隙。我把游彪的病历发给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他们都说无力回天。
在医院，看到生命垂危的游彪，我心里很难受。没想到，见到我，他挣扎着要坐起来，问：“兄弟，你怎么来了？”接着又问我家里夫人可好，孩子可好。游彪非常激动，不停地和我说这说那，只是头脑一会儿清晰一会儿糊涂。我知道，这是他在“临终托孤”。
临走前，游彪说，他的《宋代特殊群体研究》要再版，但估计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我知道这是游彪的心结，随后让负责联络此事、我的硕士生贾启博加急做出几本样书，完成游彪的心愿。启博不辱使命，提前赶制出来样书，送到了游彪的病床前。见到书后，游彪很是激动，含混不清地指示启博尽快把这本书送给学界的各位朋友。
11月23日一大早，我再次来到医院探视，游彪抓着我的手说：“兄弟你怎么来了？等会儿我们一起下去吃饭哈。”我眼泪都快要下来了。被病魔缠身的游彪，在头脑并不清醒的情况下，居然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请朋友们吃饭。重情重义的精神，已经深入到他的脑髓。
12月8日，我正在外出差，收到了子孟的短信，说游彪于当天凌晨去世。子孟也请我代为约请学界好友，送游彪最后一程。10日上午，数百人齐聚八宝山，向游彪告别，很多人失声痛哭。我在悼词中说：“游彪师兄的著作会传之后世，游彪师兄的事业会得到继承，游彪师兄的品德会得到传颂，游彪师兄的爱会永留人间。游彪师兄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是的，我们会一直怀念这个讲义气、有才华、爱学生、爱朋友，有不少小毛病却最为真实洒脱的学者。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4日 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