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很多地方有“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传说。甚至还有真实案例，某年大年初二，外甥理发，当晚舅舅酒后车祸去世。一个“大仙”告诉舅妈，说外甥明知“正月理发死舅舅”的习俗，仍去理发，才导致舅舅去世。舅妈秉持此因果关系，将外甥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
虽然好多人信誓旦旦地说：“正月理发死舅舅”这句俗语传错了，它在清朝的原文本来不是“死舅”，而是“思旧”。“不剃头”是思念旧明，来自清朝百姓对剃发令的反抗。这些说法有何出处，暗藏哪些可以解读的文化密码？
五月端午，不剃头，恐妨舅
所谓三人成虎，“正月理发思（死）旧（舅）”的说法似乎成了一种潮流。可白纸黑字的证据，在文献记载中只有一条，那就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掖县志》。在这本县志中，对“正月不剃头，剃头死己舅”有这样的解释：“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掖人称舅者，恒加一‘己’字，所谓自己之舅云。”
回过头来，再查一下清代的《掖县志》，我们就会看到，在清朝前、中期的掖县（今烟台莱州市），这风俗似乎连影子都没有。那是不是因为清朝人怕这条风俗暗示“反清复明”，所以在官方志书中不敢写呢？其实，在“文字狱”最盛的清中期，就存在着多条关于“剃头伤舅舅”的记载。只不过，“剃头伤舅舅”的时间不在正月，而在五月。
写过《桃花扇》的山东老乡、孔子后代孔尚任，写过一本专门讲解当时风俗的书，叫《节序同风录》。书里讲，五月五日端午节“不剃头，恐妨舅。”这里的“妨”，就是因触犯禁忌而伤害到什么人。孔尚任把不剃头时间限制在端午节当天。
几十年后乾隆时代（1758年左右），曾在皇宫内担任宫阙制作督销之职的潘荣陛，赋闲在家时写了一本关于北京民俗的书——《帝京岁时纪胜》。他把“不剃头，恐妨舅”时间延展为整个五月。
读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古人为什么要避免在端午节前后剃头呢？其实，五月五日在古人眼里是个“阳极阴生”的危险日期。古人最早设立端午节，是为了辟邪消灾，对抗那种“阳极阴生”的“威胁”。
五月五日很“危险”，有关这一天的忌讳，从先秦到近代一直特别多。有些忌讳会与押韵有关。在端午节正式形成的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应劭的人编了本书叫《风俗通义》。其中有一句说：“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屋”“秃”在上古语音中同属“屋部”，这句顺口溜用古音读也是押韵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端午节“不剃头，恐妨舅”，或许是与“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同类的押韵型忌讳。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那么问题来了：不剃头的禁忌最初是在五月，后来为何被挪移到正月？
正月又称金月，谐音金钺（一种兵器），正月剃头暗指金钺砍头，很多地方由此形成了“正月不动刀剪”的习俗。如湖北省建始县，把正月剃头叫作“正无发（法）”，寓意在正月剃头，会带来“无法无天”的灾祸。
至于为何把剃发与舅舅联系起来，正如《掖县志》里所说“思及旧君”。这云淡风轻的俗语背后，其实字字血泪。
1644年、1645年，入关后的清军两次颁布“剃发令”，要求京城内外限十日内，外省自诏令到达之日起亦限十日内，军民须剃发，违者以逆贼论斩。要全体男性国民将头发剃成满洲的“金钱鼠尾”发式，即脑后留鸡蛋大小一片头发，留一根能够穿过铜钱孔那么细的辫子。这种发型原本极丑，慢慢到了清末才出现了影视剧里常见的粗辫发式。
剃发令是摄政王多尔衮在汉人孙之獬的建议下颁布的，旨在快速筛选出有反心的汉人，属于一种服从性测试，没想到一颁布却出现了不可控的混乱后果。明末军事家、政治家、烈臣王家祯在《研堂见闻杂记》中记：“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清顺治三年（1646年）秋，山东爆发谢迁领导的反清起义，孙之獬正巧衣锦还乡，被活捉，人们在他身上遍刺针孔，插上毛发，斩首，暴尸通衢。
后来，孙之獬的老乡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有《骂鸭》一篇，讲一个人偷吃了别人一只鸭子，身上因而长满鸭毛，痛痒难当，最后多亏鸭主人出面骂了一通，那小偷才褪去鸭毛。这故事或许就源自孙之獬。但是，只怕不管人们怎么骂，也难使孙之獬褪掉那一身鸭毛。
反抗渐如野火般蔓延，直至愈演愈烈。大同总兵姜瓖起义，民间反抗层出不穷，人们高呼“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由于抵抗激烈，清军屠城极多，那时路边常见毛骨悚然的景象，旗杆上挂着刚割下来的头颅和剃发圣旨，人们被清军押着剃发，如若不从当场砍头，“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抓住的反抗者，清军往往施以凌迟等最残忍的刑罚。其中最著名的是“江阴八十一日”，江阴二十万民众不愿剃发，在典吏阎应元带领下抵抗来犯十万清兵，打了整整八十一日。最后城破、屠城，二十万人横尸城内，血流漂杵。
到清乾隆年间，剃发渐成习惯，很多百姓对留辫子的来历很含糊，只知道是祖宗留下来的，至于是什么时代的祖宗，也说不清楚。直到清亡以后，这属于战败者的屈辱印记、奴隶标签的“金钱鼠尾辫”才彻底离开历史舞台，而“正月理发死舅舅”的说法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发须爪的“迷信”背后
历史总是吊诡而奇妙，当辛亥革命枪声响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布“剪辫令”：令各衙署局所职员仆役于一个月内，各衙署书吏差役于两个月内剪除发辫，至期不剪者除名；人民未剪发者，停止其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诉讼权。南方各省民众闻听剪辫令下，大都踊跃响应；而北方各地，从乡野到都邑都有抗剪辫之风。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济南还有“履衢市、入餐馆，目之所接，无往不遇垂辫广袖之徒”的景象。
在著名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江绍原的研究视野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发须甲观。在他的代表作《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中，他将自己关于头发、胡须、指甲的信仰掰开揉碎，指出在古代先民的心理中，发须爪是极其尊贵的，是人体生命精华之所在。发须爪有药物的功效；发须爪被认为与本主有同感的关系，可以被用为本人的替代品；剪修指甲，应该慎重择日；死者的发须爪被认为有埋葬的必要。
江绍原认为，研究小事物，不能不牵涉大事物；而且小事物的研究，就是大事物研究之一部分。发、须、爪三件小事物的诸多言行，处处与古今人的药物观、身心关系观等有关。
一个民族在政治、宗教、学术等方面，无论经过怎样剧烈的变迁，“那最古老最荒唐的迷信”却往往并不消灭。所谓“迷信”的研究与所谓“礼教”“道德”的研究，往往不能分家——因为在种种礼教观念、道德观念中，有些至少是以某种迷信为基础，另有些完全就是迷信。
头发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文化符号。《孝经》里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左传》提出头发有“如斯之伟力”的神秘力量，可以左右人的命运。古人连洗头都要精心挑选日子，避开禁忌，可见头发的宝贵。
在古代，发须爪被视作全身的代表。即使已经割下的发爪，仍被认为与原身紧密相连。对身体脱落的那一部分施咒或凌虐，也会危及原主人。比如，若将一个人的头发绑在轮子上，就可以令他本人头昏脑涨。因此，如果身体要受到某种影响或处分，可以取发须爪作为替代品，让它们替自己受罪。
古今中外，强制剪头发在各种文艺作品中得到过着力刻画，可见其对精神层面的打击。现代大概是关乎审美，古代可能有迷信通感之说。不过其核心还在于惩戒与控制，对主体性的强制剥夺、对人身一部分的肆意侵犯。头发是身体上显见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表现。如果可以随意剃下，也就意味着头发的主人处于绝对弱势。这种通感也就是“理发思旧”还能盛行的原因之一吧。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通讯员 姜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