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破门而入杀入外卖市场，而且宣布给外卖小哥交社保，逼得美团也赶紧宣布跟进这一措施。客观而言，京东此举属于值得肯定的良性内卷，也是劳动监管部门乐见其成的好事。但是很多外卖骑手对此却并不积极甚至并不买账，因为他们其实不愿意交社保。】
理论上来说，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完善他们的福利保障，对他们大有裨益，他们理应支持。然而，为何仍有外卖骑手不愿缴纳社保？
这是一个让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为此我们需要把审视与思考的视角，切换到外卖员的角度，并结合现行社保的制度壁垒来分析这一问题，并且一起去探求解决这一问题尴尬与困境的办法。
首先，缴纳社保需要用人单位与个人共同分担，这无疑会增加外卖员的经济负担，减少他们可支配的收入。
骑手们挣钱本就不容易，一单外卖的提成也就几块钱，一个月要昼夜不休跑上几千单，才有可能月入几千，好一点的可能会过万。这些收入对于很多外卖员来说，来就很拮据甚至都不够花。
最现实的挑战在于，目前的绝大部分的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社保缴费基数比较高。现在如果缴纳社保，即使按照最低基数缴纳，需要员工承担的单边费用都至少几百、上千元。
因此缴完社保之后，对于受本来不高的外卖骑手们而言，月收入可能会出现锐减，使其生活愈发拮据，这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不利变化。当眼前的生活维持与家庭保障，都步履维艰的时候，谁会有精力去考虑以后长远的事情，更别说去望梅止渴般谋划几十年后的养老问题。
其次，外卖行业的特性决定了，这里存在一个从业周期的悖论。那就是外卖小哥的工作本身很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所以他们很难一直持续缴纳社保。
根据美团研究院的调查，超过六成的骑手从业时间不足3年，而超过35岁的骑手占比不到15%。而且在算法驱动的强负荷工作环境下，外卖骑手实现15年连续工龄的状况，近乎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这种平台零工经济的本质特征，与现行社保制度的核心规则是存在根本冲突的。外卖骑手本来从事的就是灵活就业，职业非常不稳定，干一天有一天收入，谁也不知道能干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干了。而一旦外卖职业中止，试问外卖员之前缴纳的社保费用，究竟该如何处理？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趋势，那就是外卖和快递行业，其实还面临着技术替代的更严峻挑战。深圳已出现无人机15分钟3公里配送测试，京东物流分拣机器人效率超过人工的5倍。当人力配送沦为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一种过渡方案，骑手的职业生涯周期或许会得到一次整体性压缩，所以他们今后更有可能达不到社保要求的缴纳年限。
此外，外卖骑手还面临二元身份的困境。据统计，中国1000万外卖骑手中，70%的人来自农村，这使他们处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夹缝之中。
因为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农村户籍者需以企业职工身份在城镇连续缴纳社保满15年，才能按城镇标准领取养老金，否则只能转入户籍地新农保。
而根据参考资料，2022年农村基础养老金平均为每月174元，而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为每月3577元，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待遇是农村的约20.5倍。
追求更高的退休待遇当然是人的本性愿望，但是试问有多少来自农村的外卖骑手，能够完成在城市连续缴纳社保满15年的要求？如果最后根本就达不到社保制度要求，试问他们阶段性缴纳社保意义何在？
更为重要的是，社保体系中的代际利益转移，一直在揭示深层次的公平性问题。统筹账户的虹吸效应，实际上加剧了现行从业者与高退休金人员之间的不公。以北京为例，企业为职工缴纳的16%养老保险，会直接进入统筹账户，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种制度安排，对于其他行业的就业人员，尚可承受也就罢了。
但是如果这种规则放到那些含辛茹苦的外卖员身上，我个人深刻地认为，是在加大对这些底层人员的压榨和不公。我们可以说，平台赚了这么多钱，如今吐出来一些给外卖员缴纳社保，本来是件好事情。
但是这里的荒谬结果在于，平台吐出来的利润，并没有全部让渡给了外卖小哥，而是有一部分进入了统筹账户，这意味着让工作生活都艰辛的骑手，用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去缴费填补既有社保缺口。
说句实话，外卖骑手挣的钱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苦累血汗钱，用这种钱去补贴统筹社保账户，是不是该有一种于心不忍的道德压力。这个制度对于外卖骑手而言，有点近乎残酷的不公。
平台经济劳动者作为社保资金池的重要贡献者，本身就是一种不该出现的僵化规则，而如果最后却因从业困境和制度壁垒，难以享受应有社保权益，这无疑是对新就业形态群体的一种制度性剥夺。
所以，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福利保障，不仅仅是要对企业提出要求，更不在于对资本的某种道德拷问和绑架，而是要同步深刻审视反思，我们现行社保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更是需要考虑启动社会保障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
针对各种现存问题、质疑争议和社会的反馈，包括新业态的不断出现，应该把对现有社保制度的改革，从补丁式修正方式，重启到系统性重构的路径上来。
一是要允许不同平台、不同就业形态的社保缴纳模式。鉴于外卖员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医保和工伤意外保险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而其他险种则相对次要。2023年浙江已开始试点灵活就业人员单险种工伤保险，江苏也在积极探索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这些区域性实验，揭示了社保制度变革的可能路径，应该在上层得到一次整体的思考研究。
其次，引入“部分权益兑换”机制，即使未满15年的参保者，也能够根据其参保年限按比例领取相应的基础养老金。这种机制的实施，旨在为那些未能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要求的参保人员提供一定的保障，确保他们在退休后能够获得一定的生活保障。
第三类是对于那些从事高风险、低收入行业的员工，他们所在的企业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部分，能否不完全进入统筹账户，或者降低进入统筹账户的费率比例。这样的调整措施，是为了给这些辛勤工作甚至透支健康的劳动者，在未来的养老生活中留下更多的积蓄。
第四，创设数字经济特别补偿基金。面对技术替代的趋势，国家应该出台法规，向应用自动配送技术的企业，征收“人力替代税”，这方面可以参考法国出台的机器人税方案。这种征税所获的资金，可以统筹用于灵活就业者技能转型与社保补贴。
京东给外卖小哥上社保的事情，也是个双刃剑，已经引起一场围绕外卖骑手社保权益的争议，这或许是一个破局社保制度改革的好事。我们要看到，外卖骑手社保争议的本质，是工业文明制度体系与数字文明现实需求的剧烈碰撞。
当中国灵活就业群体突破2亿大关之际，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与数字经济生态的结构性矛盾会显得更加突出。
这个矛盾的核心，远非简单的企业是否该缴社保的道德拷问，也不完全是对资本贪婪属性的指责与纠正，而是凸显出我们工业化时代构建的社保制度，在面对零工经济兴起时的系统性缺陷与失灵。
从长远来看，2亿灵活就业者，包括未来更多的新型业态人员，更加需要的不是道德层面的保护，而是需要社保制度层面的改革与优化。即如何让他们从城乡分割走向社会平权，从僵化的缴纳年限走向终身的积分累计，从区域社保割据走向全国统筹。
这场改革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更将决定数字经济，新型职业，以及未来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就业形态的巨大变化，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伦理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