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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以军事占领为前提的。1935年9月，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在《满洲国概观》一文中指出：
“分散配置在全满各地的军队，成为维持满洲国治安的柱石”，“军队的实际存在，不仅是恢复满洲国治安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满洲国发展的一大支柱。”
日本就是以这样一支军事力量，对中国东北人民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用刺刀维持其统治的。
1、严密的军警宪特机构
伪满洲国省、县两级地方统治机构也同样由日本人掌握。省设总务厅长，县设参事官和指导官，均由日本人担任。从1937年12月起，伪满各省设省次长，县设副县长，与实行次长制的中央机构一样，自然都由日本人担任省次长和副县长。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各级地方政权，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即把省划小，削弱地方势力。1934年10月1日公布的“省官制”规定，原东北四省被划分为奉天、滨江、吉林、龙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黑河等十个省；随后，内蒙地区的原兴安省也被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省。“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实行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先后增设了通化省、牡丹江省、北安省、东安省、四平省。到1941年时，伪满洲国竟多达19个省。
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日本设置严密的军警宪特机构，制定严酷的法西斯法令。日伪军警宪特机构的首脑和核心，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在镇压中国民众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中，关东军宪兵队无不参与其事。
著名的日本法西斯头目东条英机，即曾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宪兵队不断扩大：1935年为1000人，1940年时增为2000人。关东军的间谍特务机构一一关东军情报部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为了镇压和控制中国民众。这个机构的总部设在哈尔滨市，各地设有支部。
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伪满州国政府也广设警察特务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虽属伪满州国政府领导，实际上由日本人担任负责人。例如伪满州国刚建立时设在民政部内的警务司，就是由甘粕正彦担任司长的。另如1943年4月伪满州国警察体制改革时设立的警察总局，是隶属于伪国务院总务厅的。
总务厅与伪满政府其他机构不同，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这就等于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伪满的警察机构都处于日本侵略者的严密控制之下。地方警察机构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另有一些特殊警察队，如海边警察队、国境警察队等，则从警官到警察，完全由日本人组成。伪满洲国的特务机构，是1937年由日本关东军的片仓衷等人建立的保安局。它完全由关东军控制。这是一个设有庞大的地下组织、拥有很大权限、掌握着中国民众生杀大权的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还制定了一批严酷的法西斯法令。伪满洲国建国初期有《治安警察法》，1941年12月公布了《治安维持法》，1944年6月又公布了《时局特别刑法》。
《治安维持法》规定：
凡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的团体的组织者、参与者、指挥者，以否定国体或从事可能有损建国神庙及帝室尊严事情为目的的团体的组织者、谋划者、指导者，等等，都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据伪奉天省警务厅1936年度的报告所载，该年内共捕杀中国民众19623人，曾在伪奉天市警察厅任特务科长的日本人筑古章造后来供认，他在任职期间，共逮捕中国民众530人，杀死99人。另据奉天宪兵队本部准尉班长渡边一雄供认，他在任职的12年中，共杀害了中国民众140人。曾任奉天市铁西警察署署长的中园秀雄也承认，他在从1940年5月起的3年任职期间，共抓捕了中国居民2930人。
在热河地区，从1935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警在热河省先后进行大逮捕11次，逮捕了1.8万余人，其中的2000余人被杀害。日军在各地制造恐怖事件，使东北实际成为一座大集中营。
2、对普通百姓的奴役统治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劳动力实行严格统制和奴役。特别是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促使伪满洲国政府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刘”，并推行所谓“北边振兴计划”，即在北部边境修筑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劳动力的供应日趋紧张，日本和伪满政府加紧了对劳动力的统制和奴役。
1938年1月，伪满政府和“满铁”等日伪机关，共同设置了监管劳工事宜的“满洲劳工协会”。同年12月1日，伪满政府按照关东军提出的要求，制定并公布了《劳动统制法》。这是日伪当局实行劳动统制的基本法规，全文24条，其中第一至十三条，是有关强制征集劳动力的规定，第十一条说：“为了进行公共事业，在紧急和不得已的情况下，满洲劳工协会可以向管辖该项事业所在地的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申请协助募集劳动者。”
这就是说，日伪当局随时可以“紧急需要”为名，强制征用大批中国民工，对中国民众实行强制劳役。这对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解决了为掠取战争资源，建筑军事工程，进行军工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其二是进一步强化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日本与伪满当局对中国东北民众实行强制劳役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大规模的“勤劳奉仕”运动和推行所谓“勤劳奉公”制度，“勤劳奉仕”运动是在伪满“协和会”主持下开展的，始于1939年。所谓“勤劳奉仕”就是大规模地强迫中国民众服劳役。各个阶层的民众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都被迫参加这个运动，对青少年，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在强制进行的“教化训练”过程中，“协和会”提出“训练即活动，活动即训练”的口号，迫使他们参加修筑铁路、公路和军工生产、军事运输等沉重劳役。
如1940年日军在镇压“东边道”地区的抗日武装时，“协和会”曾强迫吉林、通化地区的青年，为日军运输作战物资。成年民众也在被迫接受“协和会”主办的“精神训练”和军事训练的过程中，负担大量的劳役。
例如1941年夏秋之际，关东军进行特别大演习时，被征用服劳役的中国民众多达37万人。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勤劳奉仕”运动的军事性质愈益浓厚，被役使人数迅速增加。
据统计，仅在1941年一年里，在“勤劳奉仕”名义下被迫服劳役的中国民众就达33万余人。大批中国民众常常被送到边远地区连续数月服苦役。青年学生被迫停课，一般民众苦不堪言。
“勤劳奉公”制度是具体实施1941年9月10日伪满《劳务新体制要纲》的结果，这个《要纲》强调：
“鉴于确保国防国家建设乃至战时体制的整备所不可缺少的劳动力，迫切需要运用强力的‘统制'…适应当前时局下的国策要求。”
这里所谓“迫切需要运用强力的统制”，就是要全面实施奴役劳动制，强令全体民众承担劳役。
1942年11月18日，日伪当局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从这时起，“勤劳奉公”制开始全面实施，按照《国民勤劳奉公法》的规定，凡是20岁到23岁（后改为30岁）的青年男子，除被征兵和残废者外，都必须参加按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勤劳奉公队，并服役三年。在服役期内，必须按期到日伪当局指定的地区和部门，从事军事工程及其他生产劳动。这种强制劳役制，原为法西斯德国的做法，是“协和会”骨干分子日本人半田敏治学来的。
“勤劳奉公”制在学生中也同样实施。1942年12月23日，伪满洲国政府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在校大学生均为“勤劳奉公”队员，每年必须服1个月至45天的劳役。后来的实际服役期限，往往超过这个规定期限。这种做法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到中学生，服役期限也更加延长。特别是到了1944和1945年，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日伪当局更加紧了对战争物资和劳动力的征用。青年学生常年负担着沉重劳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日伪政府的强制劳役，还经常采取“紧急就劳”，即“抓劳工”的残酷办法。1942年2月9日，日伪政府公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
这项法令规定：
当日伪当局认定某项“公共事业”或“国策事业”紧急需要时，即可强令民众从事指定的劳役。当用一般的行政命令办法满足不了需要时，就用抓捕的办法解决。
于是，日伪当局往往以“紧急劳动力供出”的名义，大肆抓捕劳工，例如1943年4月19日，伪满洲国首都警察一次就抓捕了3000余人，其中的1287人被强迫当了劳工。
3、文化与教育奴役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东北实行政治压迫、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实施文化奴役政策。
极力宣传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文化是这种文化奴役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宣传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鼓吹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人种；在伪满洲国建立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地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宜扬大和民族是“天孙人种”，“在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者”，是“东方唯一的高文化”。二是鼓吹伪满洲国是一个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的“独立”的“新国家”，宣传所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的精神，露骨宣称，要“以大和民族的优秀的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陆文化”，以此模糊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三是大肆制造东北不属于中国，却与日本“密不可分”的舆论。
1932年7月18日的《满洲国协和会创立宣言》称：
“满蒙之地，本来不属禹贡九州，有时为肃慎之故土，有时为高句丽之旧居；随后，辽、金、元、清相继盘踞此地。至近世，俄国垂涎该地，乃至日本起而抗之，使此地成为各民族之乐土，以期共存共荣。”
一些拥护殖民主义的日本学者也为此著书立说，有的说东北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满、汉，蒙三个民族争霸之地，是“独立国家”。另外有的人宣传除明朝外，中国没有哪个朝代的边境越过开原（今辽宁省所属）；因此汉民族在东北不是主人，而是客人。
还有的人宣称东北地区的历史，就是“满蒙人驱逐汉族”，维护其“住地”的历史。在伪满国务院任职的半田敏治、武部六裁等极力宣扬“日满不可分”的观点，宣称“满洲国的独立是在日本的力量支持下取得的，日本的发展又以满洲国为生命线”。有的殖民主义学者把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鼓吹的所谓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消耗了20亿的国费、以10万同胞之鲜血”的代价，为东北作出了“牺牲”的论调再次抬了出来。
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是日本文化奴役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侵占东北地区后，先是封闭了原有的一切公立学校，然后重新组建由日本人当校长、教导主任的“日满学校”。私立学校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严密监督。
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都被废止，1932年6月，日伪当局又强令各校“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许多教材和书籍被焚毁，据伪满文教部的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毁了中文书籍650万册。同时任命了编审官，组织了编写班子，重新编写教材。1935年12月，日伪当局出版了小学和初中的“国定教科书”共22种39册，以及供各类中等学校用的“审定教科书”23种29册。这些教材充满了关于“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以及封建道德的宣传。
1937年开始实行“新学制”之后，在小学，先后设置了“国民科”和“建国精神”的课程，把日本殖民主义政治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混在一起，取代历史、地理课，当然更不容许讲授中国的历史、地理。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中国学生不知道或者忘记自已的祖国，为此，日伪当局还强行规定日语和汉语同为国语，由于许多教材皆用日文印成，且用日语讲解，在实际教学中是以日语为主。日伪当局强调日语教学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生灌输殖民主义的“日本精神”。
声称：
“学习日本语的究极目的，当然在于理解日本精神”；因为“在日本语中，是蕴蓄着日本自肇国以来日本的思考和感动的，由此日本的思考感动作为一体的育成，始能得理解日本精神的真髓”。
日本帝国主义还强迫中国学生每天都要向日本天皇遥拜和诵读天皇诏书，用这种办法培植学生的奴隶意识。
协和会在推行奴化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1月，“协和会”设立了48个青年训练所，以所谓“建国精神”对6000名青年进行训练，从政治思想方面控制中国青年，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培养人才。1938年，这种青年训练所又增设了50多所，受训人数也大幅度增加。同年6月，“协和会”发布了《青少年组织大纲》，宣布组成“协和青年团”和“协和少年团”。此后，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两个机构，对青少年进行强制性的训练和奴化教育。
4、宣传方面的控制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师生的思想活动严加监视。在各学校安插了特务和秘密稽查班，负责侦探教职员和学生的言论行动，稍有不慎，中国师生就有可能遭致杀身之祸。学生长途旅行，必须有学校及各地警察机关的证明，如果没有准时到达预定地点或缺了人，便要通过原地警察署把学生家长看押起来。对于中国教师，日本侵略者更是时时怀有戒心，深恐他们对学生灌输国家和民族意识，因此除了加强对教员的思想训练外，还严格地对教员实行“思想检定”，即考查教师的品行，思想和信仰。
发现中国师生稍有爱国思想或对日伪统治稍有不满，即予镇压；轻则监禁，重则杀害。如1935年9月，日本驻通化宪兵队，以通化师范学校校长参加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为由，速捕了校长及该校全体中国教师；随后又波及安东省所属其他各县的文教界，受株连而被捕的达80余人，其中的20余人惨遭杀害。
日伪当局为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须布了专门法规。1943年9月公布的《治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规定，对所谓“有犯罪危险的人”，可以进行“预防拘禁”，这就等于说，只要日伪军瞥认为某个中国人有犯罪可能，就可以随意速捕。于是，所谓“思想犯”急剧增加，1942年发生的“思想犯”事件比1941年增加2倍，大量的中国民众都被扣上了“反满抗日”的罪名。
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至1940年间，东北地区以“反满抗日”罪名被杀害的，共有6.7万余人；1937年至1940年间，以“思想犯”、“政治犯”罪名被治罪的多达26万余人。
日本侵略者实行严格的文化统制。日伪当局制订的秘密文件《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规定：“对各种言论机关及集会等内部情况应特加注意，以绝灭排日思想”。这就是说，伪满洲国内的新闻、出版、广播、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事业及其活动，都必须纳入日伪国家机器的严格控制和统辖之下。任何含有自由、民主、进步和爱国内容的文化活动都在严禁之列。
为了推行文化统制政策，日伪当局先后建立了几个文化统制机构，如伪国务院资政局弘法处、伪总务厅情报处、弘报处等。
各省也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统制机构，一般都设在伪省公署的总务厅内。这就是说，伪满洲国的文化宣传和舆论大权是直接操在日本人手中的。
在新闻出版方面，日伪对过去存在的多个通讯社，或撤销，或合并，并于1932年成立了“满洲国通讯社”，统一向各新闻单位发送新闻稿，而任何其他新闻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自行发稿。
1935年9月28日，日伪当局又公布了第51号敕令，宣布将《哈尔滨日日新闻》等15家有影响的报纸加以合并，成立《株式会社满洲弘报协会》。至此，伪满洲国内的一切新闻机构处于日伪严密控制之下。
据1940年度的《满洲年鉴》所载：
1935至1938年间，伪满洲国禁止发行的报纸达7445份，扣押566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押13664份，禁止普通书籍3508册，扣押924852册。至于在关内各地出版的报刊，一般都不准进入东北地区。
如1934年6月29日，伪满民政部曾通令禁止《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等36种报刊输入东北地区。
对电影事业的统治主要通过满洲映画株式会社进行。这家伪满洲国唯一的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37年8月；除部分演员外，从负责人到职员几乎都是日本人。该厂拍摄的影片，大多是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泯灭东北人民民族意识的。这个机构还负责审查从上海、香港等地和外国输入东北地区的影片；发现其中有不利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内容，或者禁演，或者局部剪掉。
在14年的殖民统治里，日本帝国主义依靠暴力强制推行文化奴役政策，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摧残东北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把日本法西斯化的军国主义文化强加给中国东北人民。其目的就是要使东北地区不仅从疆域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彻底脱离中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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