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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局转向对日本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下，日本统治者为探索解决侵华问题的出路，决定进一步利用汪伪政权，加强政治欺骗。
1、汪伪对英美宣战
1942年12月18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讨论，21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
一、“帝国认为（汪伪）国民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汪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汪伪）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
二、“对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在美英方面的反攻到达最高潮之前，先根据上述方针，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
实施此方针的要点主要是两条：政治上加强汪伪政权，“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对于在华的租界、治外法权等“设法尽速予以撤销”或调整，使汪伪政府“广收人心”，并采取各种措施“不遗余力地在战争方面与帝国彻底合作”，“将来”考虑对日汪间1941年11月的《基本关系条约》“加以必要的修改”；经济上要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
此外，此《根本方针》规定：暂时“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对华“战略政策”不变。
为了贯彻这个所谓“对华新政策”，12月20日，汪精卫应东条英机之召率领汉奸要员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等抵达东京。
21日下午，东条英机根据是日上午御前会议决定的要旨，向汪精卫作了通告，得到了汪精卫的完全赞同，双方随后就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
关于向英、美宣战的措施，汪向东条表示，他有三点打算：
一、国民训练兵役之设立；二、军队之再训练，使日本军之后方责任可以减轻；三、经济方面之协力，他还向日本保证。一定尽其所能，以与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共生死”。
关于参战的时机，日本政府定于1943年1月15日，届时，日汪双方将以《共同宣言》的方式，声明“为共同完成对美英战争，两国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全面合作”。为此，汪伪政权将全面“讲求自强之途，广泛取得民心”，特别为完成战争，加强生产，并“普及官民对战争目的之认识以及加强维持治安等，以使对战争之协助完全彻底”；日本方面，则“积极给予协力与援助”，诸如“归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对于敌产处理，亦采取善意措施”等等。
1943年1月6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得悉“关于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有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涉及范围甚为广泛），似于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即于7日召开紧急联络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参战时机提前到1月9日”。是晚，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奉外务省电令，将此决定通知汪精卫执行。
1月9日上午，汪精卫召集伪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通过设立“最高国防会议”及对美英《宣战布告》。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本人以及伪政府中一些头目在各种场合曾一再表示要支持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要竭尽全部心力、物力，替日本分担战争的一部分责任；伪政权很想对英美“宣战”，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处于进攻势头上时，一直不让汪伪这样做。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行，日本改变了态度，决定让汪伪政府“参战”。对日本来说，汪伪同它一样对英美“宣战”，就使“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这个“驻军”似乎更“名正言顺”了。
同一天，重光葵与汪精卫签订《共同宣言》及《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双方表示在军事、政治及经济等各方面实行合作以完成对英美作战，日本宣布“交还”在中国的专管租界，“承认”中国尽快收回上海及厦门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北平使馆区，撤销在华治外法权。
这个宣布本来是无的放矢，因为中国1941年12月向日本宣战时已庄严声明，凡涉及中日关系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都一律废止，日本在华的一切特权都已被取消；就日本与汪伪关系来说，这也纯粹是一场政治骗局，而日本同傀儡政权间玩弄这种骗局不是第一次，在伪满洲国建立四年之后的1936一1937年，日本曾宣布撤废在其境内的治外法权，并将南满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给伪满；那时伪满的一切都已掌握在日本手中，那种“撤废”和“移交”当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同样，在汪伪政权成立将近三年之际日本作这个宣布，当然也丝毫无损于它对中国沦陷区的军事占领及全面控制，不久，日本的盟友意大利也宣布交还在华租界并取消在华治外法权，汪精卫政府与意大利签订关于意大利政府交还北平使馆区行政权的协定，与法国维希政府签订关于法国交还其在华租界的条款，这些都不过是对日本的政治骗局的补充罢了。
2、“以华制华”体制的确立
也在这一天，汪精卫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首都民众大会”，鼓动汪政权统治下的民众，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与日本协力，实现东亚的共荣”。10日，召开由伪省、市长参加的“地方长官会议”，讨论“宣战”后“中央及地方”战时经济如何增产，如何加强治安，开展新国民运动及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问题。
11日，在南京召开“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会议，检查各地新国民运动开展情况和研究今后推进办法。
汪在会上讲话称：去年是新国民运动理论及实行的准备时期，今年是新国民运动的实际时期，必须促进国民的觉悟，自动担负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实现东亚的共存共荣。
14日，汪精卫又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党六届五中全会，声称：此次参战是自主的决定，日本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并非一种交换条件。他要求与会人员以新国民运动的精神，负起大东亚战争的重任。
15日，伪国民党五中全会发表宣言，声称：
参加大东亚战争，实为当然之步骤，亦即最后之决心。吾党同志，应牺牲一切，以贡献于大东亚战争。
19日，汪精卫发表《告将士书》，要伪军官兵努力奋起，加强训练，以图迅扫美英敌气，进以谋东亚共荣的实现。各省市伪政权还先后在苏州、广州、上海、汉口、蚌埠、杭州等地，举行“拥护参战打倒英美民众示威”大会，伪宣传部长亲往参加，鼓吹“发挥清乡精神、拥护参战，打倒英美”，并发起献金购机运动。
2月2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宣布更改“国旗”，去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的“和平反共建国”黄色三角形布片。第二天，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不再使用五色旗，改挂青天白日旗，与汪政权一致。南北伪政权这样做，都是为了“使国旗发挥更大的政治效果”，即以伪乱真，蛊惑舆论，收揽人心。
这成为日本在华实行政治欺骗的一个组成部分。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根本方针，关于“经济施策”的规定是：
以增加取得为完成战争所必要的物资为重点，力图重点开发占领地域内的重要物资以及积极取得敌方物资。为此，要充分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性和创造意识，具体实现积极协助日本。也就是说，对于占领地区物资的榨取，不是由日本直接进行，而是通过汪伪政权间接实施。因此，日本将物资统制权力移交给汪伪政权。
3月11日，汪精卫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实施收买统制物资，物资交换、营运、军需物资的采购等项。4月9日，又通过公布了《军需物资统制及委任采办暂行办法》等条例，规定“军需物资之筹备，以军事第一为主旨，应有绝对优先权”。
5月3日，伪最高国防会议临时会议通过了《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接着成立汪日联合物资调查委员会，对上海等地的日用品及棉纱棉布等物资进行调查登记。
8月，首先在上海实施对棉纱棉布的强制收买。接着，在南京、镇江、江阴、南通、无锡、苏州、杭州、蚌埠、芜湖等地区，实施棉纱布的登记，并在苏，浙、皖三省沦陷区及南京等地实施棉花统买统配，将占领区的各种重要物资尽力搜刮，以供日军之需，日本还决定把它控制下的一部分企业名义上转让给伪政权，在仍然由它直接操纵的企业中增加华员，吸收华资，并许伪政权对这些企业征税。
9月20日，日证发表公报，宣布自10月1日起，在华日侨须服从伪政权的纳税法。但不管这些企业如何经营，如何纳税，汪伪政权所所做的只不过是代日本主子搜括战费而已。
以上种种措施，其实质都是强化“以华制华”体制，巩固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但日本的“对华新政策”并没有像它的制定者所希望的那样“开花结果”。
3、日本的“骗局”
根据太平洋战争战局的发展，5月29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决定“扩充和加强”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各国各民族相互团结的政治态势”，其重点是“加强各国各民族在战争方面对帝国的合作，特别要解决中国问题”。
按照这个方针，并为彻底实现《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大纲》规定了两项对华政策：
一、修改《日华基本条约》，缔结日华同盟条约；二、相机指导，使汪伪国民政府“对重庆开展政治工作”。
东条英机认为：“对重庆开展政治工作从战争指导上来看是绝对需要的”。
为了实现这些规定，8月，日本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到南京与汪精卫等会谈，9月，汪精卫、陈公博秘密去日本，与东条等人商议。10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大使谷正之在南京签订《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规定互相“紧密协作，尽力援助”，实行“紧密的经济合作”等等，在文字上极力使双方关系带有“平等”的面目，日本甚至约定“在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将从中国撤出其军队。
这个条约取代了1940年11月的《基本关系条约》，日本在表面上抬高汪伪政权的地位，强化以华制华，反映了它的处境正在江河日下。
条约签订以后，汪精卫立即去东京参加11月5-6日举行的所谓“大东亚会议”，并列名《共同宣言》，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而摇旗呐威。会议结束后，他又替日本呼吁“重庆方面极加反省”，“毅然来归”。这时东条再次表示，希望伪政权对重庆劝和，并负责沟通日本与重庆的联系。日本直接诱和已搞不下去，打算借助于汪伪了，但这当然也只能是空思妄想。
从1943年初开始，有一批国民党将领（如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第二十四集团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等)先后叛变投敌，编入伪军，使伪军总数达到25万人。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日益加强利用伪军。3月6日，大本营下达《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要求伪军“首先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独立担任起治安的维持和肃正，以至将来能逐渐做到协助日军作战”。
4、敌后扫荡的继续
但伪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我抗日军民派遣武装工作队，越过封锁线，以隐蔽方式进行活动，打击敌伪特务，发动基本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和秘密武装，并开展统战工作和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和伪组织，待到时机成熟，里应外合，歼灭敌人，打开局面，使侵略军感到极大威胁。
日军在8月的《战斗详报》中承认：
“随着国际局势微妙的演变，中共对中国方面（即伪军和伪政权)进行各种策动，特别是对中国方面的机关，继续进行袭击、绑架、反正工作，以及使之采取两面的立场……各县保安队、警备队士气普遍沮丧”，“华北政权下的军警畏惧中共，没有代替日军的实力”。
所谓“确保华北兵站基地的安定”的任务仍然只能由日军自己承担。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总结与八路军作战的教训，编写了《肃正讨伐参考》小册子，制订了“讨伐的一般要则”，发给各个部队，对“扫荡”作战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守备碉堡、警戒铁路、构筑工事、安排步哨、接近村落、进行搜索、乃至防备手榴弹等等，一一作了具体规定。
日本侵略军挖空心思，研究战术，1943年一再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它不可能克服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笨拙这三个根本弱点，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些弱点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我根据地军民经受了1941年到1942年的艰苦斗争的锻炼，斗志更加坚定，经验更加丰富。因此，1943年根据地不仅没有再缩小，而且在斗争中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大。
1943年我华中根据地军民仍处于对敌斗争的艰难岁月。这一年，日军将6个独立混成旅团扩编为6个师团，同时大大强化了伪军和伪政权，击溃了国民党李明扬、陈泰运残部和韩德勤部，招降了王劲哉、金亦吾部，然后抽调兵力加紧对新四军进行“扫荡”和“清乡”，利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从点、线的占领扩展到面的控制，实现全面伪化。
这一年的“清乡”重点是苏中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东西200里、南北100里的地区。4月初，敌伪军1.3万多人，开始军事“清剿”。敌军在“清乡”区内增筑据点，合击我中心区，寻歼我主力，并在“清乡”区边沿，筑起了200余公里的封锁篱笆，构成一个大包围圈。
敌人的军事进攻使一些地区的党政组织受到破坏，一批党员、干部被捕被杀，广大群众遭到摧残。我整理党政民组织，轮换干部，派人打入伪乡自卫队；地方武装则在边区和据点附近分散游击，袭击“清乡”机关，开展锄奸斗争，使得敌伪人人自危。敌“清乡”计划被地败。同时，我苏南和浙东军民也获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这一年，华南地区的斗争形势仍然是严重的。日军在华南驻有3个半师团和2个旅团，约8万人，并把伪广东绥靖军的兵力由2个师扩大到5个师。敌人把华北、华中“扫荡”、“清乡”的办法用于华南战场，对东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残酷“扫荡”，其中最大一次是11月中旬到12月底对东莞、宝安的万人“大扫荡”。
我军采取阻击、袭击、伏击等多种战术，与敌周旋，使敌损兵折将。经过几年的游击战争，广东的抗日武装发展到六七千人，12月2日正式宣告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接受中共中央领导。
5、正面战场的较量
在正面战场，这一年较大的作战有两次：鄂西作战和常德作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船舶损失严重，致使对华作战所需船舶越来越不能得到满足。日军获悉在宜昌附近长江水面上有十几艘江轮停泊，为了抢船，并为打通岳阳至宜昌间的长江航道，决定发动鄂西作战，其参战部队为第十一军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第十七独立混成旅团和几个支队，迎战的是第六战区守军41个师。
5月初，东路日军在江北白螺矶一带和江南华容、石首地区集结，西路日军在宜都东北集结。东路军于5月5日开始向西北进攻，西路军于12日渡过长江往东南进犯，形成对公安、枝江一带两路夹攻之势。
守军未能利用地形阻止敌军，日军溯长江西犯，向宜昌以西和西南进攻，威胁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严令守军在宜昌以西的石牌阻止日军攻势。敌军无法继续西侵，27日将停泊在宜昌的大小江轮约2万吨全部劫往沙市。
中国空军及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配合中国江防守军，攻击日军阵地和后方交通线。日军补给困难，兵力不足，不得已放弃打通岳阳至宜昌长江航运的打算，5月31日开始后撤，江防守军趁机追击。6月8日克复宜都、枝江，恢复此次战前态势。
11月，日军发动常德作战。常德是洞庭湖滨有名的鱼米之乡，占领常德等于夺得一个大粮仓。
投入常德作战的日军兵力是第十一军的5个师团，中国守军是第六战区约31个师，第九战区约11个师。
江北日军自10月中旬开始集结，然后渡过长江，11月初分别从华容、松滋向南进攻。守军且战且退。日军形成东、北、西三面包围常德之势。守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自11月18日开始常德保卫战，从外围打到城郊，从城郊打到城内，打巷战、碉堡战、肉搏战，苦战15个昼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补给断绝，12月3日常德失守。
第九战区援救常德的后续兵团于12月4日赶到战场，在空军支援下从8日晚起会攻常德，日军于10日开始全线总退却。12日，日本大本营电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务必努力确保常德附近”，总司令部转令第十一军夺回常德，但都未能如愿。
常德作战中，中美空军先后出动轰炸机280架次，驱逐机1467架次，击毁敌机多架，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作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1943年是日本在侵华战场明显地遭受挫折的一年，它力图利用汪伪政权为它统治中国服务，也毫无效果。汪伪政权本来就被人民所鄙视，它的内部又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只是由于日本的扶植，它才得以苟延残喘，所以更帮不了日本侵略者的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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