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开国将帅队伍里曾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顺境看林，逆境看粟，绝境看彭。三人都是我军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将，也都是公认的共和国军事家，但就个人统帅之才而言，彭德怀的“绝境”二字评价无疑更显厚重。
建国后的彭德怀
在我军同时期的一众早期领导人序列里，彭德怀的资历并不算深。不仅与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有着明显差距，就连大将中的陈赓和肖劲光也都无法同日而语，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党龄和资历上都不占据优势的“后来者”，最终成为人民军队中仅次于朱老总的副统帅，足见彭德怀后发后至的过人之处。
这其中，又以他身经百战的革命战争生涯里积累形成的抵制“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的军事指挥能力密不可分。毫不夸张的讲，这样一种独有的“超能力”，让他从一名普通指战员迅速转型为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的彭大将军。
彭德怀的革命起点很低，他出身贫苦又缺乏系统的童年启蒙教育，所幸青年时期得以进入湘军队伍中摸爬滚打并在湖南讲武堂深造了一段时间，但无论学历资历还是理论基础，都无法与当时众多毕业于黄埔、保定军校以及海外留学的高材生们相比。
在我党领导南昌起义时，贺龙和叶挺的职衔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叶剑英是军参谋长，聂荣臻是军党代表，而同时期的彭德怀，不过是北伐军中的一个营长，这个起点的确无法与上述几位领导武装起义的将领们相比拟。
影视作品中南昌起义情境
尽管在身份地位和革命起点上难以匹及，但彭德怀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却是矢志不渝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革命斗争形势面前表现出的主动担当作为意识。
众所周知，自1927年4月老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告大革命失败以来，我党举行了包括工人、农民和士兵为主体的上百次武装起义行动，而它们无一例外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在我党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委派下集中爆发于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的省城地区的武装暴动。
就这一点来看，彭德怀于1928年7月领导的平江起义，特殊且贵重之处正在于它是由部队内部革命力量酝酿已久后主动发起的一次边缘城镇地区的军事暴动，也是当时为数不多取得显著胜利的起义行动。
2500余人的起义队伍很快对标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将番号命名为“红五军”。此时的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等人指挥有方，部队战斗力又在上乘，队伍里有人伺机建议就近或在他处自行开辟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威震一方的“诸侯”。
影视作品中领导平江起义的彭德怀
但彭德怀并不赞成这种割据一方的“山头主义”做法，在他看来，红军只有形成一个团结的集体，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革命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只有与朱毛红军合兵一处，革命的火种才能更好的保留和发展下去。
“合则有利，分则必伤元气”的道理通俗易懂，但在那个革命力量尚不成熟、革命形势此消彼长的特殊时期，不是谁都能具备彭德怀这种大局观念的。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红五军毅然前往江西宁冈，与与教员、朱德的红四军胜利实现会师。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无疑是一次雪中送炭的行为。
一方面，朱毛红军分兵后遭遇了著名的“八月失败”，朱德率领的第28团、29团也先后出现了集体哗变事件，“飞将军”王尔琢也在追回叛逃的袁崇全等人过程中不幸遇难，这样的损失对刚组建成立的年轻红军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巨大损失。
时任红28团团长的王尔琢
另一方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周边的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均遭到了趁虚而入的敌人疯狂摧毁破坏，红军被迫面临着放弃井冈山转而进击赣南的艰难抉择。
也正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彭德怀率红五军与红四军实现了胜利会师，不仅为刚经受军事失利的红四军将士和井冈山军民带来了精神信念的支撑力量，也为面临生死存亡的红军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
自此，红军队伍中不仅增添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更是贡献出彭德怀这样一位仅次于朱毛的完美军事统帅，工农红军逐渐向能征善战的正义之师稳步迈进。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彭德怀鉴于朱毛带部队到闽南发展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闽南地狭人稀，且背靠大海，一旦遭遇军事失败，全军将面临背水一战的不利境地。相比较而言，去往湘赣边开辟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既能为红军提供立足发展的地块，又能与赣南闽西遥相呼应，随时出击。
位于湖北的湘鄂赣边区革命烈士陵园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举措，以红五军为主体改编的第30团仅用了不满两年时间便在纵横湘鄂赣三省的边界地区创建并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红30团也先后扩编为红五军、红三军团，成为令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红军主力部队之一。
在1930年9月开始的第一次反“围剿”军事行动中，面对红军高层会议中确定的“红三军团东渡赣江与红一军团共同破敌”方针，三军团内部不少人怀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表达了心中不满，一如两年前平江起义队伍中有人反对带队伍上井冈山时那般似曾相识。
彭德怀力排众议，不仅表明了自己拥护红军集中统一行动的鲜明态度，更是语重心长的向所有持保留意见的同志作了深刻的分析阐述，最终说服所有人渡江与红一军团大破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围剿”。
党性原则之强、战略眼光之高、大局观念之重可见一斑。
红军时期的彭德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成了中央红军中敢打硬仗、恶仗和大仗的代名词。从1930年7月率8000孤军击溃拥兵三万的湖南军阀何键并占领长沙到第三次反围剿回师兴国的“三战三捷”，再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突袭临川，威慑坐镇指挥的老蒋，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勇猛刚毅令国民党军政高层也不得不作重点关注。用当时临川战斗后心有余悸的老蒋对侍从秘书邓文仪的话讲：
“剿匪部队师劳无功，作战不力，危急战况，竟在抚州附近发生，证见我们的剿匪部队，已无能力战胜共匪，说罢连连慨叹。”
其实，此时的红三军团完全具备成立方面军的条件，中央也确有此意。但顾全大局的彭德怀却坚决表示反对，他坚持一、三兵团合兵一处、统一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征战，既没有“另立山头”的初衷，也没有分兵作战的计划。
及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中央红军长征，彭德怀除了率三军团承担保卫中央机关的重任外，在“二渡赤水、抢占娄山关、重占遵义城”等战役中展现出部队的战斗风采，没有红三军团的战场表现，遵义会议的召开也就无法得到顺利保障，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大其词。
即便日后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九九电报”阴谋，彭德怀都毫不犹豫的坚定站在教员等中央领导人阵营一边，果断率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组成陕北支队到达吴起镇，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情形下，这种服从大局的高风亮节是十分难得的。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彭德怀
因此，教员才会在紧张的革命斗争形势下为这位意志坚定、指挥有方的革命战友动情赋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有了这种无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的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也就不难理解彭德怀在抗日战争期间能成为仅次于朱德的八路军副统帅并统一指挥各有千秋的115师、120师和129师，并在相持阶段的1940年组织动员105个团发起大规模的“百团大战”破袭行动，这种指挥我军各大主力部队措置裕如的“超能力”，是同时期的林、刘、粟等将领所不具备的。
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面对胡宗南25万大军进攻延安，彭德怀受命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并指挥贺龙120师的抗战老班底。换作别人或许难以在短时期内克服部队中不可避免的阻力和争议，但彭德怀却能迅速掌握和指挥整个部队，并在随后进行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中打出了风采，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背后，彭德怀对不同地域和风格部队游刃有余的统筹指挥能力占了相当一部分比重。
不仅如此，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立国之战中，彭德怀奉命指挥包括一野第19兵团、二野第3兵团、三野第9兵团和四野第15兵团等涵盖各大野战军番号的战斗部队，这样多种类、多样化的一支“大杂烩”部队，不是简单挑选一个德高望重或军事能力突出的统帅即可指挥自如的。
影视作品中的彭德怀
放眼全军之中，恐怕除朱老总外，有能力同时指挥四大野战军入朝作战的，也只有彭德怀一人了，这也是教员在反复思虑后倾向于彭德怀领兵出征的重要一个因素。
新中国将星如云，但彭德怀有且只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