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敌前的汪精卫对云南龙云、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等地的地方将领千方百计拉拢，他幻想釜底抽薪挖蒋介石墙脚，拼凑汪氏武装。
汪静卫此前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像蒋介石一样掌控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助其实现个人野心，他的妻子汪壁君扮演着最大帮凶的角色。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她自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以后，政治欲望逐渐膨胀。她随汪精卫沉浮于政海，为汪出谋划策。她生性尖刻、高傲自大，目空一切。她不仅依靠汪爬上中国政坛顶峰，且左右汪精卫。有人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没有陈璧君，办不成大事；没有陈璧君，亦不致于败事。
汪精卫在历史上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尖锐的斗争。汪虽然仍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但未能掌握实权，因此很不满。一次，汪精卫对蒋说：“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介石则说：“抗战易，和平难。”汪反驳道：“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
虽然汪精卫投敌心切，但总是惶恐不安，犹豫不决。他在一次会上忽然对过去拟投敌决定“一概推翻，方须商量”。周佛海、梅思平则以冷淡处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
汪精卫在家设筵为代他与日本谈判的梅思平饯行。汪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作了答复。日方也通知汪精卫集团：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汪精卫选择逃离重庆的路线，一是由重庆直飞香港，二是经昆明赴河内。由于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这样做有很大的冒险性。因而选择了经昆明赴河内这条路线。因昆明是龙云的地盘，他便事先征求龙云的同意，乘机拉拢龙云。
陈壁君3次去广州、两次去湖南、广西活动，窥探虚实，同广东军政要人余汉谋、吴铁城等人晤面，进行拉拢，回渝途中在昆明停留，与龙云“促膝长谈”。陈璧君鼓动龙云反蒋，答应帮助龙云解决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她提出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龙云开发锡矿，以资拉拢。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干人等，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汪精卫为掩盖自己投敌真相，在离开昆明前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飞行过高，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几日，再行返渝。
汪精卫集团拉拢云南龙云、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他们的计划是引诱他们一道下水，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的旗号时，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这样既可釜底抽薪，削弱抗日阵营力量，挖蒋介石墙脚，又可增强自己的势力，拼凑一支武装力量，陈璧君、汪精卫都同龙云深谈过，龙云表示拥护。
然而，汪精卫等人一走，龙云立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2时已离滇飞航河内”。待陈公博离开昆明后，龙云再次致电蒋。
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通过中日间“和平”，以保存其地盘和实力；又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而且还会遭到蒋介石大军压境，丢失一切。
唐生智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昆明，他把自己在1927年和1929年跟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龙云，要龙云警惕，他说：“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并告诫龙云：“民族大义，千古是非，在抗战其间，忠奸不两立。”
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劝告，使龙云面对现实，最终未按汪精卫集团的愿望而行，而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使汪精卫一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投敌《艳电》，又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4点要求：(1)日华两国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摩擦。...(2)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一6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300万元...(3)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得政治效果为目标。(4)彻底轰炸重庆。
汪精卫的要求，是以日军的军事行动加快摧毁中国军民抗战力量，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以便支持他上台“收拾时局”，实现其当儿皇帝的野心。
自此，在周佛海、汪壁君等人鼓噪支持下，汪精卫走上了一条背叛国家民族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