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11日，刘伯承给中央发去的一封电报，其中有一句“不论1、2、3、6纵，对返回大别山几乎都是谈虎色变”。
刘伯承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消极之言吗？话虽这样说，但这同样是挺进大别山后又转出的刘邓大军实际情况。
“千里挺进大别山”，听起来雄壮威武，可实际也是无奈之举，是部队由内线转入外线的作战，或说一种军事尝试。
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前身是八路军129师，而129师又主要是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基础改编成的。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是从鄂豫皖地区（大别山是其中一部分）走出来的。
因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中有许多干部觉得回大别山是回家，当地形势会一如十余年前，心情十分澎湃激动，连带着整支部队的士气都昂扬。
许多出身北方的指战员们，第一次到“江南”，倍感新奇。
他们过去在北方太行山，所见所闻都是平原旱地、石头大山；下到江南，见到如此茂盛的林木和青翠的山峦，以及水田水牛，有种别样的感觉。
他们被迷惑住，有种“还是大别山好”的感觉。可是8个月后的1948年1月19日，刘伯承向中央交去一份苦涩的工作报告。
野战军出征大别山时，人数在12万4千余；走出大别山时，减员6万6千，仅剩不到6万人。这几乎是遭遇到半毁灭性打击。
挺进大别山前，毛主席就对野战军在短时间内于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不抱希望，表示要将其视作临时立足点。
从后续战争发展来看，毛主席所说不无道理，完全是至理名言。
可在挺进之初，这份正确的告诫，却被当作一种谨慎，或者说杞人忧天的想法。
绝大多数野战军的中下层指战员是这么认为的。
时任野战军2纵司令的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到：大家都觉得只要到大别山，困难就过去了。
可事实是：到大别山，才是无数艰难险阻的开始。
诚然，陈再道过去带五百红军出门，就能在冀南一带开辟出一个百万人口的根据地。
当下野战军十余万人马，又加上要挺进的大别山是革命老区。
可问题就出在大别山地区是革命老区上。
从鄂豫皖走出去的老红军们哪知道，大别山早已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大别山，它经历了敌人十余年的清剿镇压，土豪劣绅们也统统依靠在敌人的旗帜下，通过保甲、民团等方式，将大别山化为敌人的“大别山”。
过去我们在内线作战，也就是解放区内作战，群众、村干部不愿为敌人带路，更时刻关注着敌人的动向汇报给我军。
挺进大别山已是外线作战，而且不是一般的外线。
刘伯承将大别山土豪劣绅配合敌军进行的战争，称为“地主战场”。过去敌人是聋子、瞎子，可到大别山了，我们却成聋子、瞎子了。
有干部后来回忆：大别山里很难找到愿意合作的革命群众，部队按照过去的土改经验，发动贫农、建立贫农团，谁曾想贫农中有敌人的奸细，我们将伤员交他后送治疗，结果全被半路杀害。
一开始，有干部说“敌人有枪，你们手里的就是烧火棍吗”，然后就使出雷霆手段。
可是敌人在大别山的根基太牢固了，杀那点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暴露的终究是少数。
在地形复杂、土匪地主武装猖獗的大别山，战士们根本不能单独行动，几乎一掉队就遭到毒手；交送后方的伤员也基本凶多吉少，而且大都是虐杀。
除了掉队战士和伤员，就连土改积极分子也死伤惨重，经常被地主武装报复。
还有后来公审大会上群众都不敢诉苦的情况：经常发生诉苦人白天诉完苦，晚上就遭残酷报复的事。这样一来，立足都困难，更别说建立起一个根据地了。
为此，刘伯承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这样无奈感慨：“中原地区的土蒋比正规蒋军更难解决，地方军政人员对抗土蒋比对抗正规军更困难。”
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处境如此之艰难，野战军司令部不可能无动于衷。
所以在挺进三个月后，于1947年12月进行分兵，分头行动。
政委带3个纵——2、3、6纵，以旅为行动单位，分开活动，与大肆“围剿”的敌军兜圈子，进行游击作战。
司令则带中央局机关和1个纵——1纵，转出大别山，前往豫西。
1个月后，政委带领3个纵队，转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
对此，两方最高首脑也是一方兴奋一方忧。
这也难怪当中央有可能决议晋冀鲁豫野战军，回大别山作战时，刘伯承在军事工作报告中直白地说出“部队对返回大别山几乎谈虎色变”的话。这是事实。
因此在1949年11月上旬的淮海战役前，晋冀鲁豫野战军主要辅助华野作战。
直到包围住黄维兵团，晋冀鲁豫野战军“瘦狗拉硬屎”，硬将其吃掉，这才重新支棱起来。这一下装备、士气和军心等等都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