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苏州街，有一家以作家汪曾祺的“祺”字命名的祺菜馆，这里曾是一座王府。前不久，这座古雅的建筑里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会议——汪曾祺饮食文化研讨会。众多文化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探寻汪曾祺笔下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踏入研讨会现场，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古旧的墙壁与悬挂的汪曾祺书画作品相映成趣。长桌上摆放着精致的茶点，青花瓷杯里的茶汤散发着袅袅热气，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温馨。
饮食在他的笔下
早已超越了生存需求
研讨会在主持人刘大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青年批评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的开场中拉开帷幕。汪朗（资深媒体人，散文家，美食家，汪曾祺之子）作为汪曾祺的后人，率先致辞。他略带歉意地笑着说：“我刚知道要致辞，啥准备都没有。但作为家属，我得好好谢谢大家。”他诚挚地感谢了以杨早为首的当代文学研究会青年评论家委员会和祺菜管理公司的精心筹备，感激专家学者和亲朋好友的捧场。提到曹文轩曾因将汪曾祺的《受戒》编入儿童文学而引发争议时，他幽默地调侃，引得现场一阵笑声。汪朗还半开玩笑地提醒大家：“今天的晚宴可精彩了，这菜在美食界的地位，不次于汪曾祺在文学界的地位，大家可千万别错过！”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接着发言，他回忆起给汪曾祺送西凤酒的往事。“那时候，方庄以南都在修路，我拿着酒，一路打听着找到汪老的家。”白烨强调，汪曾祺有关饮食的写作是其作品的重要特色，饮食在他的笔下，早已超越了生存需求，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滋味的追求。
他发现了饮食之美
把审美引入饮食中
研讨环节，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诗人、作家）老师率先发言，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从现代文学史到当代文学史，美食文化的发展起起伏伏。鲁迅先生是美食家，他和郁达夫那一代人，都有美食的传统。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饮食文化在文学中消失了。直到陆文夫写出《美食家》，才又让饮食文化在文学里有了一席之地。”谢冕特别提到，“汪曾祺发现了饮食之美，把审美引入饮食中。他的儿子汪朗也了不起，把汪曾祺的美食文化从高处向下发展，让更多人能接触到。”他还分享了在祺菜馆吃饭时的趣事，“我老伴儿习惯在菜里加醋，汪朗当时就制止了，说有些菜加醋会破坏本味，从这就能看出他对美食的讲究。”
曹文轩（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北京大学博雅教授，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回忆起与汪曾祺的几次见面，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1997年春天，我们受褚时健邀请去玉溪卷烟厂。在昆明停留时，我和汪老有张合影，我坐在沙发扶手上，他坐在沙发上。路上我跟他讲对他作品的解读，我说您写情感，从来乐不写到乐不可支，怒不写到怒不可遏，悲不写到悲不欲生。然后我如数家珍地列举了他的《大淖记事》《受戒》等作品的叙述和描写。他一边抽烟一边微微点头。”
王干（评论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和汪朗相识多年，他笑着说：“我和汪朗聚了无数次，他爱酒懂酒，我们喝的酒加起来恐怕有一百斤了！”谈到汪朗的新著《六味集》，王干赞不绝口，“这本书和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文字不同，多了很多知识性和历史感。比如大家都以为川菜一直很辣，可汪朗通过考证发现，辣椒是明代才传入中国，四川用辣椒调味是乾隆之后的事。”王干还透露，自己受《六味集》启发，也编了一本美食书。
陈福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独特的角度探讨了美食与中国“士”的精神传统。“美食不仅能饱腹，还能产生形而上的意义，汪曾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被大家认可的。”他认为，汪曾祺和汪朗父子的作品激活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美食的精神哲学，“但我们也要警惕，不能让美食成为阶层的象征，劳动人民同样有享受美食的权利。”
高秀芹（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集团总裁）分享了自己对汪曾祺父子作品的阅读感受。“我最初觉得汪曾祺先生特别好玩，看他的文字，就像和一个有趣的老头聊天。后来接触到汪朗先生，发现他也特别洒脱。”她提到谢冕的《觅食记》和汪朗的《六味集》，“谢老师写美食，每篇文章都有‘道’，从放盐的学问就能看出他的世界观。汪朗的《六味集》也有意思，他写美食，还融入了很多社会、政治和官场的思考，特别幽默。”
姜波（原《经济日报》记者）作为汪朗的大学同学和同事，对《六味集》有着独特的见解。“这本书写得太好了，编辑也很用心。”姜波说，“汪朗在书里有一种忍不住的表达，谈美食时会突然转向社会、政治话题。比如他写乾隆办千叟宴，说必须搞两个锅子保持菜的热度，不然老头子们在露天吃饭，能不能平安返乡都悬了，特别幽默。”姜波还回忆起在报社工作时，汪朗对稿件认真负责的态度，“他能记住半年前的稿件内容，我当时特别佩服。他写文章慢工出细活，很多稿子到他手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他的作品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滋味
研讨会下半场，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历史文化编辑部主任）介绍了《六味集》的出书过程。“这本书在我手里用了三年才出来，过程很曲折。”李建新说，“在编书过程中，我从汪曾祺先生的画里挑了一幅画放在书上，还仔细校对了汪朗老师的引文，就希望这本书能尽善尽美。”
王国平（《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学评论版主编，散文家）用“情”“趣”“力”三个字概括汪曾祺饮食文章的特点。“汪曾祺写美食，总是带着浓浓的情感，美食是他寄托情感的载体。”他举例说，“他写家乡的美食，饱含着对家乡的思念；写和朋友一起吃饭的经历，充满了友情的温暖。他的文章还特别有趣，能把平常的食物写得妙趣横生，在烟火人间和文人趣味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而且他的文字充满力量，能让读者感受到文学、生活和审美的魅力。”
徐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梳理了汪曾祺笔下的饮食世界。“汪曾祺自称老饕，对食物充满热爱，他什么都敢吃，还喜欢亲自尝试烹饪。”徐刚说道，“他写的饮食文章里，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社会历史的思考。他不写名贵的大鱼大肉，专写家常小菜，像豆腐、咸菜、各种豆，他都能写出花来。他还通过食物讲文学问题，比如用苦瓜讨论文学评价，特别有意思。”
丛治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对比了汪曾祺父子的饮食文章。“我以前不太喜欢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文章，觉得饿的时候看会更饿，饱的时候看又没感觉。但汪朗先生的《六味集》不一样，他写美食更写典故和人情世故。”丛治辰举例说，“他写涮肉寻源，讲乾隆办千叟宴的故事，特别有趣。从美食我还想到了文学，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就像淮扬菜，看似平淡，实则精细，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
蒋泥（作家）对比了不同作家对“吃”的书写。“莫言写吃，写的是穷人家的吃，充满了生活的苦难；汪曾祺写吃，写的是文化和优雅。”蒋泥说道，“汪朗在这方面是对汪曾祺的发展，他的书里有大量资料引证，讲美食的来龙去脉，让人收获很大。我还希望小说家们能多写饮食文化，像散文家一样形成小气候。”
李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青年学者）从年轻人的角度探讨汪曾祺作品的吸引力。“现在的年轻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汪曾祺的作品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滋味。”他说，“他笔下的饮食也不是简单的吃喝，而是一种生活态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
彭江河（青年学者）分析了汪曾祺对“生活滋味”的书写。“汪曾祺写吃，其实是在写生活。他的菜背后，是一套生活标准，比如家常酒菜要新意、省钱、省事。”彭江河说道，“他写云南干巴菌，用想象力把它的香味描写得让人浮想联翩。现在影视作品很少好好拍吃东西的场景，汪曾祺对‘食物人生’的书写就显得特别珍贵。”
苏北（作家）评价《六味集》的“谈话风”。“清人评价《儒林外史》‘事则家常习见，语则应对常谈’，用此评价《六味集》再合适不过。”苏北说，“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也特别难模仿，我们学了很多年，都学不像。他就是个苏东坡式的人物，充满了魏晋风度。”他还分享了汪曾祺的一些轶事，让大家看到了汪曾祺生活中有趣的一面。
王树兴（小说家，高邮祺菜运营负责人）介绍了祺菜品牌。“祺菜是源于汪曾祺笔下的各地菜肴精品，以及热爱汪曾祺的美食家和名厨恢复和开发的特殊菜品。”他说，“我们希望通过祺菜，弘扬中国饮食文化，让更多人品尝到汪曾祺笔下的美味。”
戴爱群（美食家，作家）讲述了中国文人美食的发展及祺菜的来历。“1949年之后，中国文人美食分成两支，海外有张大千，他对美食很有研究，还把中国美食带到了日本。‘文革’后，王世襄和汪曾祺对中国美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戴爱群说：“祺菜一方面继承了汪曾祺写过、吃过、做过的菜，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菜。今天晚宴的菜单是我精心设计的，有些菜还是第一次上，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随着夜幕降临，研讨会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参会者们在交流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汪曾祺饮食文化的内涵，也感受到了饮食与文学、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信在未来，汪曾祺的饮食文化将继续影响更多的人，让大家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品味到生活的美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勉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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