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兄乡妹格外亲
——汪曾祺与江苏女作家
□ 金实秋
苏州才女范小青是江苏作家中的重量级人物，曾任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她第一次见到汪曾祺，是在1993年的海南“蓝星笔会”上。那次笔会与会者都是年轻人，汪先生是唯一的可称之为“老”的作家。小青有一篇《汪曾祺：手里的和心里的》散文，文中写到了那次她想与汪老求字画而又“没敢开口”的状态，比之她小说的大胆泼辣，似乎判若两人。后来，范小青与汪先生在文学活动中曾多次见面，但见到“在汪老房间的里里外外，守了好长的队伍。……看到这么多人在烦劳汪老，我又不忍再去增加队伍的长度了。”人们不难看出，这是小青对汪老的爱，体贴的爱、深沉的爱！
汪曾祺
小青对汪老的爱，更体现在她对汪老作品的耽溺与感悟上。她不止一次地告诉读者，告诉采访者：“许多年了，汪曾祺的一本书，一直就放在我的手边，书已经很旧了。这是出版于1987年的《汪曾祺自选集》”（《高邮，我们共同的家乡》）；“直到现在，她床头还放着本汪老的书，闲时读读。范小青说，汪老的一字、一句、一段读来，会让人平静。”（《照耀着我们前进的灯》） 范小青说：虽然我手里没有汪老的一字一画，但是我心里有，就像汪老的那许多文字，永远驻守在我的心里。汪老的字画，汪老的字画中渗透出来的气韵，也永远地布满在我的精神深处。
也许是范小青与汪老近距离接触太少了吧，汪老虽然没有留下对小青作品的评论，但留下了他对小青其人第一次见面的两字精彩“点赞”——
“蓝星笔会”时，恰逢上海女诗人王乙生日，在大家为她庆生的酒席上，范小青过来敬酒，步履姗姗，风姿绰约，汪老见了，不禁举杯脱口赞叹：慵懒！此乃与会之王干兄亲口告诉笔者的，非余之杜撰也。
傅晓红与汪先生有多次交往。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海南的“蓝星笔会”上，江苏去了好几位中青年实力派作家——范小青、叶兆言、苏童、王干等，傅晓红也去了。她当时是江苏《钟山》编辑，那时的《钟山》可是名作荟萃，誉满文坛哦。在海南三亚的海滩上，汪老与她和张欣（广东的女作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合影，如今被放大置于汪老故乡的“汪曾祺纪念馆”中，更置于傅晓红的心中。
隔了一年，她与汪老又见面了。1994年6月，《钟山》与德国歌德学院联合举办“中国城市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汪先生应邀赴南京出席会议。研讨会之余，汪先生挥毫泼墨，画画写字，兴致勃发。令晓红高兴的是，汪老的开笔之作《兰花图》就是送给她的。画上写了八个字：
吴带当风
为小红正
在为他人画了几幅画后，汪老又给傅晓红画了一幅《兰菊图》，画中题写了屈原《九歌·礼魂》中的名句——
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
傅晓红一直珍藏着这两帧墨宝，只有同好的朋友要看，她才拿出来与朋友分享共赏。
傅晓红还在汪先生家蹭过饭，那是《钟山》在北京组稿时去的。据她说，去蹭饭是王干提议的，她也想“见识汪老的烹饪手艺，于是厚厚脸皮就去了”。汪老搞了几个家乡菜招待家乡客，有一道“虾米火腿肠涨鸡蛋”给晓红的印象特好，“外脆内嫩，很香很好吃。”
2005年春，傅晓红去了高邮，留心观看了汪老描写过的古城景象，品尝了汪老文章中的水乡美食。2010年5月，高邮举办汪曾祺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傅晓红又一次到了汪老的故乡，想起与汪老交往，她十分感叹地说：
一切都像在梦中，
一切又都在圆梦。
汪曾祺的小品
还有一位曾在《钟山》编辑部工作的胡丹娃也与汪先生有过短暂的交往。20世纪90年代初，她与《钟山》主编刘坪去汪老家拜访，那天汪老家的人不少。虽然她没有机会与汪老交谈，但从汪先生与其他人的交谈中，她已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汪老的“心地善良，性格平和，却颇有原则”，甚至萌生出些许“几分敬畏”之感。
在此之前，汪老曾应丹娃之请，给《钟山》的散文栏目“大家小品”写过稿子；而此次却不是为《钟山》而来，而是为她现在工作的杂志组稿而来的，心中不免“几分怯怯”。令小胡感叹的是，“如此变来变去地向人约稿是最不方便的，他（汪老）却丝毫没有在我面前显示出哪怕是一点点不理解，好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仅如此，汪老还送了她一本新出版的散文自选集《草花集》，并随手取笔在扉页写上两行字——
赠丹娃
汪曾祺
一九九四年十月
听丹娃的朋友说，胡丹娃还曾有过“阿庆嫂”的雅号。在《钟山》编辑部工作前，她曾于南京文讲所学习过。学习期间，她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青云楼上开设了一个茶摊卖茶，为的是借此观察百姓寻常生活、方便文朋叙谈交流。时值盛夏，学员们课余前后，都喜欢去茶摊喝杯茶、聊聊天，人越多，茶更香。于是，丹娃“阿庆嫂”之绰号被在文讲所内外传开了，这大概也可谓小胡与汪老的另一种缘分吧。
汪曾祺的小品
黄蓓佳最“嘚瑟”的是汪曾祺称她为“乡兄”，这是汪老和她初识时送的“见面礼”。1986年11月，汪曾祺在上海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会后酒余，汪先生便就着餐桌铺纸濡墨，兴致盎然地应求字索画者一一挥毫。汪老也为她写了一幅字，黄蓓佳在高邮的汪曾祺文学馆的题词上写道：
那年我三十出头，是笔会上小字辈的人物，汪老给我的字幅上却称我为“蓓佳乡兄”，令我受宠若惊。
在《“乡兄”汪曾祺》一文中，黄蓓佳也提到了这个事。她回忆说：给我的这张，写的是“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旁围观的都说好，贴合我当年小说偏于浪漫、弥漫了浓浓的惆怅悲观的调子，的确有条幅中的意思。……汪老在题款中还写了“蓓佳乡兄”的字样，当时令我十二分地惶然。汪老是文坛前辈，我不过是三十郎当岁的后生，老头儿如此地礼贤我这小老乡，是他的人格和胸怀。
黄蓓佳说﹕“五年后在云南的‘红塔山笔会’上再见汪老，他虽然容颜沧桑，身体却还硬朗，跋山涉水劲头不减，时常惦记寻觅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故地，吃从前曾经吃过的乡土野食，是个十足的‘老顽童’。” 敏锐而细心的黄蓓佳还注意到汪老的变化：“……仍然是笑眯眯的，言语很少，但是目光中没有了犀利，变得慈祥、柔和、温暖”。笔会游抚仙湖时，黄蓓佳和陆星儿、凌力、李晓燕、赵虹等陪同汪老在一艘船上观赏湖景，谈笑风生，在《十五日夜走滇境》这本书上，刊登了她们和汪老在船上的合影，黄蓓佳位于汪老的前座，笑靥靓影，令人过目难忘。想到同行作家李迪说“能歌善舞的黄蓓佳长着模特儿的身材，一天两三次地更换着时装，使她每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都如此辉煌。”（其“如此辉煌”，借用了黄蓓佳小说《这一刻如此辉煌》之字句）再看看这张照片，那李迪之妙语端的非夸张之言也！（李迪《红红的土高高的山》）
黄蓓佳最后一次见到汪老是在1997年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她回忆道，“见到汪老满脸焦黑却顽强地抱一个葡萄酒瓶子不肯撒手，心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很后悔没有去他的房间再跟他说笑一番，实际上他那时候看人的目光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
汪曾祺赠黄蓓佳
梁晴也认识汪老，虽交往不多，但对汪老印象特深。1987年，她尚在江苏作协的《雨花》为编外编辑时，就见识过汪先生的《异秉》手稿。她说：“我认为这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如果说人对文学的感觉也需要开‘天目’的话，汪老的《异秉》就等于是开启了我文学的‘天目’，我从此知道了小说在教化的作用之外，还可以呈现一种语言之美，意境之美，风土民情之美，人性人文之美。可以说我开始真正地了解到了文学的魅力所在。”
她还在一篇文章中记叙了汪曾祺在江苏的一段趣事：
（江苏）文学界有一年举办活动，郜科被派去拍照。吃饭的时候，郜科手执酒杯对本省一帮老前辈道：“你们这帮老家伙不行了！你们再写也不过叫汪曾祺的老头！我宣布，现在只有汪曾祺才是我的偶像！”岂料汪老此刻就坐在这帮老头中间，捏着酒杯笑而不言。郜科得知真相，扔掉酒杯，“啪”地倒地，毫不含糊一个大拜。这场拜大师的结果，无非是成全了一对忘年酒鬼。（梁晴《赤子郜科》）郜科者，当时在江苏作协工作的一位漫画家，文章也写得不错。此事我曾问过王干，王干说，当时他也在场呀，郜科这一拜，把汪老和那一帮“老家伙”都乐坏了。
汪曾祺与苏叶是在泰山笔会上相识的。在泰山笔会上，汪曾祺有两大收获：一是写出了著名的《泰山片石》，二是因苏叶的介绍而与高马得相识相交。1991年秋，汪曾祺和苏叶都应邀参加了泰山笔会。苏叶是个热心人。在笔会上，苏叶多次和擅长书画的汪先生谈到南京的书画家高马得。不久，高马得在北京去了汪老家，两位深谙书画的同龄人相见恨晚，以茶代酒“聊得很开心”；高马得当时送了汪老一张画，汪老则回赠了一幅字。此后，汪老还应高马得之邀，为他的《马得戏曲人物画集》作序，题曰《好人平安》。二人之书画缘，乃苏叶牵线搭桥之功耳！
苏叶后来远嫁台湾，与台湾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化活动家郭枫结为夫妻。郭枫有“两岸文化交流第一人”之誉，为大陆、台湾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也包括发表和出版汪曾祺的作品。汪曾祺在给香港作家古剑的信中多次提及郭枫；汪老在美国国际写作中心期间，郭枫还去Lowa city与汪先生“晤谈两次”。作为郭枫的夫人，又认识汪曾祺，热心人的苏叶当亦有牵线搭桥之举耳。
汪曾祺的小品
还有老家是海门的黄少云（笔名阿琪）虽只见过汪老一面，但却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她是和南通作家黄步千一起到汪老家去的，“蹭了一顿好饭，还讨了汪老的二则墨宝，一个书法条幅，一幅杨梅静物，”并与汪老合影留念。照片上，阿琪阳光灿烂、春风满面；汪老一脸笑容、和蔼可亲。（阿琪《我与汪曾祺的合影》）
藏龟未失
遗泽长留
这是汪曾祺先生为刘德棻撰书的一副楹联。
1994年6月，汪先生应邀至江苏省戏剧学校讲学，刘德棻时为该校副校长。晚宴后，汪老乘着酒兴为师生们濡墨挥毫，快意书画。当得知刘德棻乃《老残游记》之作者刘鹗的孙女，且刘德棻也写过有关《老残游记》的学术论文时，汪老略加思索，便撰书了这八个大字送给了刘校长。联中之“藏龟”，系指刘鹗的名著《铁云藏龟》；铁云，是刘鹗之字；龟，则谓刻有甲骨文的龟片也。
汪曾祺还送过魏毓庆一幅画。魏毓庆是一位散文作家，她很喜欢汪先生的书画，但她不认识汪老，得知陆建华与汪老极为熟谙，故请陆建华得便时向汪老讨要其墨宝。老陆适时向汪老转达了魏的这一愿望。不久，陆建华去北京时到汪老家叙晤又提及此事；老陆说魏毓庆散文写得不错，可惜新近丈夫去世了。汪老沉默片刻，起身从书桌上翻找出一幅画，又取笔在画上题写了上款，下款署上“汪曾祺”三字。当老陆把汪曾祺的这幅画交给魏毓庆时，魏毓庆真的是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了。
徐卓人是吴江人，一口的苏州话。1990年春，她在鲁迅文学院研修时认识了汪曾祺先生。汪先生来讲小说创作那天，正好轮到她值日，在随着王彬先生迎候汪老时，汪老注意到了她，并问了她是哪里人。下课后，汪老在她递上去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月落吴江冷
这诗句化自唐代诗人崔信明的名句“枫落吴江冷”，汪老之题，不仅说明了他酷爱此诗，也说明了他一下子便记住了徐卓人——这位来自吴江的学生。
徐卓人的小说写得不错，颇为汪老青睐。应她之请，汪老为徐卓人的小说集写了序言。序言写得很认真，其结尾尤其令人难忘。他说：徐卓人要他写序，“我有点踌躇”，但笔锋一转，即说读了小说集两遍后“很乐意为之写序”，进而还执着地声言：“我愿意负责地向读者推荐这本小说，推荐这个很有才华的女作家，请相信一个从事写作半个世纪，今年已七十二岁的老人的诚意。”读到这里，不禁使我联想起汪老在三个多月前的又一个“负责”，那是他在饱览了浙江楠溪江后发自肺腑的一句话——
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见汪曾祺《初识楠溪江》）
平心而论，徐卓人对汪老有发自内心的钦佩与敬仰。她写下了多篇关于汪老的文章。如《我和恩师汪曾祺》《汪曾祺大写意》《汪曾祺的价值》《永远的汪曾祺》《但愿人长久》《汪曾祺与吴文化》，还在《呼唤你，永久的美》《酒逢知己》《茶壶情结》《皮实》等不少散文中都说到了汪先生。在这些文章中，有两篇值得特别说一说，一篇是《汪曾祺大写意》，这篇大写意中有不少令人动容的细节描述，且拈出一例吧——
那次我看他为一位青年朋友作画，画的是两株黄牡丹，画了，横过左右看看，哗哗哗儿把将画“团”了，又画，又不称心，又“团”。如此反复三次，最后一次有些得意地问我：这次画得可以吧？我说：活了！他笑了。我心里却直叹：这不要了命了吗？再看看那累积在桌边的一大堆废掉的画，总有几百张，我直心疼，沮丧着问：这些难道都没用吗？曾祺先生倒干脆得很：没用！
在《汪曾祺的价值》中，有一段话别人也许并不在意，但我十分赞同，非常赏识。她虽然不是搞文学评论的，然而她对汪先生文学的评论却颇具卓识。她说：
汪曾祺的文学虽未被视为主流，但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汪曾祺的作品，可以使人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体验与化解。对汪曾祺来说，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痴迷地表现美。而这种东西，正是承载了两代文人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和希冀。这一点，或许至今尚未被人意识到，因而人们总只是津津乐道于汪曾祺作品的具象，却忽略了汪曾祺本身的价值。
江苏文化记者冯秋红与汪先生的一次“远距离”接触，是值得一提的。1997年1月初，上海沪剧院和沪剧《芦荡火种》剧本创作的执笔者文牧之遗孀筱惠琴，联合将汪曾祺与江苏文艺出版社告上法庭，状告汪曾祺署名京剧《沙家浜》侵权；不久，又将《汪曾祺文集》的主编陆建华追加为第三被告。所谓的《沙家浜》署名侵权案一时在文艺界搞得沸沸扬扬。汪曾祺对此则如被人突如其来地打了一记闷棍、泼了一身脏水，搞得十分郁闷；尤其是对某些别有居心的记者特别反感。“他在电话中对采访的记者大声嚷嚷的一句话：‘我无可奉告……’”。（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汪老女儿汪朝也说他在接某记者电话时“有些偏激，口气也很不客气。”（《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此事对一生洁身自好的汪曾祺带来了极大的身心损害，他的亲友非常担心、十分着急。陆建华当时比较冷静，也比较客观；除适时安慰汪老外，他觉得借媒体之力予以调解、降温也不失为一个解决途径。他认为冯秋红堪当此任，一是因为小冯是负责文化报道的记者，二是她懂相关法律，三是她敬重汪老、善解人意、与人为善。老陆与小冯迅速达成一致：向文牧夫人道歉。在冯秋红婉转而有分寸的说服下，正在气头上的汪老在电话中当即表示认同。于是，冯秋红很快写出了《汪曾祺向文牧夫人郑重道歉》，并于1月16日的上海《新民晚报》和南京《服务导报》同时刊发。陆建华说，冯文的发表“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汪曾祺先前的被动尴尬局面”。
冯秋红的这一次与汪老的电话，是《沙家浜》版权案中记者一次具有善意的“采访”，也令汪老亲友和“汪迷”们至今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