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正充分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特色，并在具体研究领域中努力做到“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纵观最近一年来在该领域出版的图书，无论从资料的发掘与整理，还是从跨学科、世界性、新价值等方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这一趋势。
古意悠长：中国传统音乐资料的新发掘与再整理
传统音乐研究要寻找那些值得深入挖掘和阐发的“精神内涵”“优秀因子”，一个重要基础工作便是对传统音乐资料的发掘和整理。
虽然在这一方面已有不少的成果积累，但随着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出现，显然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地方。
比如，明清俗曲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一类有着深远影响的艺术品种，大多数学者认为，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现今存活的民间艺术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来源，对我国后世戏曲、曲艺、器乐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流传到了日本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乐种“明清乐”。以往对明清俗曲文献的发掘，多集中于文学文本方面，而对其音乐文献的采辑与梳爬则较少——这当然不能全面、有效地激活其间的“优秀因子”。刘晓静、李鸿熙合著的《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则为此开拓了新空间。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刘晓静、李鸿熙 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首次对明清俗曲古谱文献进行大规模的辑要和译释。此书在充分占有明清古谱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筛选出具代表性的明清资料、日本清乐资料等曲谱资料汇集成册，所选文献自明代万历至清末，横跨三个多世纪，将中国传统音乐在特定时期的记谱方式、乐调旋法、结构形式、俗曲所经历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呈现了出来。其中，《清乐秘曲私谱》（乾、坤）、《清风柱础》《增补改定清风雅谱》《清乐词谱》（卷二）、《清风雅唱》（第三）等域外古谱为首次在国内展现，可谓是传统音乐文献研究的“新材料和新发现”。《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呈现了明清俗曲发展过程中音乐形态的原本，为未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一手的历史音乐文献资料。此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便在于此。
作为记录、承载、传播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媒介，工尺谱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传统乐律学、乐学以及众多的音乐体裁形式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依托，通过工尺谱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音乐的博大精深。在这一领域，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出版的《工尺谱通论》，它以现有使用工尺谱或俗字谱的乐种为研究对象，分析工尺谱和俗字谱的谱式特征，并借此探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文化意义，使“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具体的器物之中得以呈现。此书的源流，是作者吴晓萍20年前博士论文《中国工尺谱研究》的修订、补充和完善，故而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这一领域相关研究的再发现与再整理。正如此书推荐语所言：“《工尺谱通论》的出版，不仅会极大地推动对于工尺谱的系统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此研究及译谱和念谱实践的基础上，必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工尺谱通论》，吴晓萍 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别样曲意：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跨学科与新视野
近几年来，跨学科已是学术研究的一大趋势。艺术史研究同样需要一种“向外”的有效跨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而言，跨学科和新视野也同样是其“大势所趋”。在《殷人尚声——甲骨卜辞中的商代祭祀乐舞》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传统音乐跨学科研究的努力和成效。有学者认为，该书最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填补了古代乐舞史研究的空白——不过，我们认为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它更重要的地方在于用跨学科的范式、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较好地填补了此阶段乐舞史研究的空白，使艺术学、考古学、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方面的理论，都在其中得以发挥重要作用。
《殷人尚声——甲骨卜辞中的商代祭祀乐舞》，屠志芬 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商乐舞是先秦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史料的缺乏和有限，让该领域的研究甚为困难。从该书写作的特点来看，它是通过甲骨卜辞的整理发现，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对商代祭祀乐舞的祭祀对象、祭祀功能、时空环境、种类特征、文化意义等进行了研究，材料功夫细致扎实，视野宽，落笔准。但它还有特别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在材料的整理和运用上有原创性的史学阐释，从发生学的视角对商周之际乐舞传承与嬗变的文化表征及历史动因进行考察，从乐舞研究的角度全面搜检殷墟甲骨卜辞，发现并整理出大量与乐舞相关的内容，阐发了商代祭祀乐舞对西周礼乐形成的重要影响，重新审视了商乐舞在华夏礼乐文明中的地位与价值，让传统乐舞研究更具深度和宽度。
东韵弥新：中国传统音乐的世界性与新价值
音乐学家赵如兰教授在1967年出版她的经典英文文献《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之后，此书将以《宋代乐谱及其解译》（中英双语版）的崭新面貌回到祖国，让国人一睹此书的厚重、细腻与新颖。该书原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1968年荣获“美国音乐学协会”颁发的“奥托·金克尔蒂奖”，被评为当年最佳音乐史著作。
《宋代乐谱及其解译》（中英双语版）的出版不仅是对赵如兰学术成就的肯定，更是当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种重要象征：它象征着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在当今时代的世界性及其价值的再审视。
《宋代乐谱及其解译》（中英双语版），赵如兰 著，于韵菲 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对于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中华文明的世界性和当代价值问题，许倬云先生曾提出，四五百年来由西方主导的、基于人类自觉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走到了“夕阳衔山”的时光，不应当放任今日为主流的欧美文明独擅未来人类共同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他文明（即中华、印度、伊斯兰诸文明）皆各有其值得取撷的文化资源，我们也应将这些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纳入未来的共同文明中（《观世变》，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在各种文明相互扬长避短、组成一种新的文明共同体之中寻找，现代文明如果有新的时期，应当是将世界上的诸多文明经验整合为另一阶段的现代文明，所有的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参与缔造这一新文明的重大使命（《我们去向何方》，许倬云著，九州出版社2023年出版）。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构想在半个多世纪前却还似乎有些遥远。比如，赵如兰曾经说过，“在美国研究中国音乐是走一条寂寞的路”，“对我来说，选择研究中国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学识上的冒险，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挑战，因为我时常要面对人们对西方艺术音乐传统之外所有音乐带有的偏见”。这些感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作者在研究道路中感受到的孤寂、对西方研究界偏见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华文明未来使命的某种期许和等待。
作曲家梁雷在提及赵如兰的论著时，认为它“为大家打开一个窗口，也给大家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在音乐教育中不只是以西方一个参照系为准，而是有不同的音乐文化视野和资源作为参照，那么我们将来各方面的研究，包括作曲和音乐教育，才可能有新的、更大的格局和视野”。杨燕迪教授指出赵如兰的代表作多年后在中国出版，“是跨世纪、跨国度、跨文化的交流，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还有评论认为，该书的出版意味着赵如兰学术的“回国”、儒学精神的“回归”、中国文化的“回流”——我们则以为，这种“回国”“回归”与“回流”，实质便是我们所强调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当下时代应当具备、也必然具备的世界性和新价值，其背后更体现出在人类各种文明交织、融和、组成一种新的文明共同体进程之中，中华文明应当、也必然参与缔造这一新文明的重大使命及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音乐学家赵如兰教授（右）
通过上述几本2024年面世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它们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研究也各具特色，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无论是资料的新发现、研究的跨学科，还是价值的再建构、世界性的再反思——体现了传统音乐研究的一种可能性：在当代艺术的价值中，在世界艺术的视域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音乐的意义和未来。
图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