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3日，湖北编制委员会同意设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武昌起义纪念馆并不是新修，而是在原址上重建，该地为宣统元年（1909年）所设立的湖北省咨议局大楼，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党人在此地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
1911年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因起义发动者熊秉坤、吴兆麟、蔡济民资历人望均不足，所以推举了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
根据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湖北军政府废除了清政府的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通电全国。
在随后两个多月时间里，湖北军政府实际上承担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职能。
就在湖北编制委员会同意设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后两年，即1983年12月，熊秉坤的儿子熊辉将家中珍藏多年的袁世凯授陆军少将熊秉坤勋五位证书捐给了纪念馆，时至今日依然陈列在该纪念馆第二展厅（即武昌首义）。
熊秉坤也被誉为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人。
一
有意思的是，熊秉坤的这个“第一枪”似乎有些争议，按照资料记载，武昌起义开第一枪的是程正瀛。
不过，这也并不影响，熊秉坤在武昌起义中的重要性。
1911年5月，四川掀起了保路运动，调湖北新军前往镇压，使得湖北新军在防御上减弱，革命党人因此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同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也就是说，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方案。
可就在起义前，因为南湖炮队党人暴动失败以及10月9日汉口俄租借炸弹爆炸事件，引起清廷警觉，特别是因为汉口俄租借爆炸事件，革命党人因为制作炸弹不慎引起爆炸，致使革命党人名册被收取。
在各营革命党人无法顺利联络的情况下，起义计划不得不推迟。
1911年10月10日凌晨，因炸弹爆炸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清廷杀害，当时在新军的蔡济民、吴醒汉与熊秉坤、金兆龙、方兴、方维等紧急商议，决定趁当晚点名时发动起义，不过因为清廷控制严密，起义部队没法搞到足够数量的子弹，后来几经筹措，才获得六盒子弹一百五十发。
当晚督署官长突然取消新军晚操后，熊秉坤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即以巡营的名义联络各处，准备起义，但行至一排三棚时突发意外。
原来就在当晚，素来反对革命党人的二排排长陶启胜查铺时，发现营房里金兆龙、程正瀛等人正在擦枪，当即上前质问，金兆龙被问得窝火，直接跳起来就说要反，陶启胜一怒之下命人抓捕，激怒了同在营房的革命党人。
程正瀛拔枪而起，用枪托猛击陶启胜的头，陶仓皇出逃，被程正瀛追上一枪打中了腰部。
熊秉坤听到二排的动静后，恰好碰上了中枪出逃的陶启胜，并举枪射击，打中了陶的腹部。
这时候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四周，熊秉坤意识到此刻就是起义良机，立刻跑出去对空连开三枪，正式拉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
尽管各处革命党人均未事先联络，但因为枪响的缘故，加上工程营率先举义，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熊秉坤、金兆龙等组织者一开始就制定好计划，在起义之初就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因为事先安排有革命党人接应，所以起义部队毫不费力的就夺取了武器。
据熊秉坤后来回忆，楚望台军械库是当年亚洲最大的军火库。
至天亮前，起义部队完全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并控制了整个武昌。
1913年1月，因武昌首义之功，袁世凯授予陆军少将熊秉坤勋五位证书。
二
武昌起义后第二年，熊秉坤通过口述记录了一份前后经过，后来成为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
2016年，熊秉坤的孙子熊永铸将它捐给辛亥革命博物馆。
事实上，随着当年武昌首义的几人陆续故去，熊秉坤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是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唯一的见证人。
至1949年全国解放后，熊秉坤已经年逾六旬。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熊秉坤亲自出面维持地方，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李先念，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拨了20万斤大米给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
熊秉坤后来受邀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湖北省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熊秉坤多数时间都是在参与有关辛亥革命或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以及史料回忆。
在过去有不少人人认为，武昌起义期间孙中山本人在海外，而同盟会有关领导人黄兴等也未及时赶往武昌，因此辛亥革命并非是孙中山领导。
熊秉坤并不赞同此观点，在回忆武昌起义时数次提到过孙中山先生以及同盟会、共进会等团体的重要性。
当年起义面临失败风险，熊秉坤联络营中革命党人时，也有同志明确询问，此事是否为孙党所领导，他则明确回应：
“当然有，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党的创始人，公认的盟主，只要是革命党就是他的党，湖北名称虽不一，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宗旨则无二心。”
1956年，时值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熊秉坤被选为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委员，被邀请赴京参加活动，但因病未能前往，只好出席了武汉地区各界人士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大会。
也是在大会期间，熊秉坤发言：
“有人讲，武昌起义孙先生在海外不知道，因此，就说辛亥革命不是孙先生领导的，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辛亥革命党人都拥护孙先生，都是他的信徒，我在发难时，就从心眼里把孙先生当领袖，拥护他的革命主张......而且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都是以孙先生的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象这样一些革命团体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当然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
1957年，熊秉坤与在武汉居住的参加过武昌首义的老人一致建议，将鄂军都督府改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
196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旧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3月7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本馆题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和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两方匾名。
三
1959年春，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周总理邀请了一部分年岁较大的委员开座谈会，鉴于在座的许多人都是重大历史的见证者，因此周总理鼓励与会人员尽可能的把自己亲身经历写下来，流传后世。
图|熊秉坤所著《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左）
当时熊秉坤已经年过七旬，是以周总理特意嘱咐熊秉坤：
“您老在外地，找张体学就行。”
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
1961年，熊秉坤应邀担任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专赴北京参加纪念大会。
同年9月30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熊秉坤应邀参加，当时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溥仪也出席了此次国宴，在得知熊秉坤也出席后，特意在时任统战部部长张执一的陪同下趋前问候：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你打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王朝，打倒了我这个当时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成新人，为表达谢忱，容我敬酒一杯。”
熊秉坤一听，连忙起身回敬：
领当不起，辛亥革命是全国爱国志士仁人的共同功劳。一晃五十年，我们现在都是新中国的新人，今天见面，是新人做新事，感到特别高兴。让我们共同干怀，感谢党和毛主席。”
同年10月13日，在中央安排下，熊秉坤与溥仪正式见面，当时会场还有一位是1924年把溥仪驱逐出紫禁城的西北军将领鹿钟麟，三人见面后彼此握手致意。
熊秉坤也忍不住讲道：
“往日家路窄，拔刀相见，今天大家都生活在新中国，冤家路也宽，握手言欢。我们都择善而从，殊途同归，宿敌变朋友，举杯又挽手，今天的相会，大家都很愉快。”
三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者此刻共聚一堂，彼此笑谈，成为一段佳话。
1964年，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熊秉坤再度赴京，并应周总理之邀参加国宴，也因为兴致极高，熊秉坤竟在宴席间喝醉，直至第二天才酒醒，事后他忍不住感慨：
“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都事无巨细的照顾到了，到了湖北这边与大家干杯后，拉着我坐下来，肩并肩的谈家常，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挚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官气也没有，毫无架子可言，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了得？怎么会与我促膝而谈？……”
熊秉坤心中始终记挂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筹建，周总理也很认可他的这个提议：
“辛亥革命时国共两党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促进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应当积极筹备。”
尽管熊秉坤被新中国认定是革命功臣，但也从未以功臣自居过，晚年更是经常教育子女要坐得稳，站得直，行得正。
1969年5月31日，熊秉坤与世长辞，享年84岁。
也是在临终前，他对陪伴在身边的孙子熊永铸说：
“你的爷爷一生都是血气方刚的，希望你以后也要做你的爷爷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