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欧洲两个月后，Mia依然处于一种半失语的状态。
时不时会因为没有来由地想念香港就突然落泪，也会在很多个被善意包围的瞬间庆幸已经离开了那个让自己差点患上PTSD的环境。
Mia调侃自己现在是流落海外的学术民工，她在广东长大，是在TVB和粤语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90后，“以前上学时候的梦想就是去香港定居，过上中产的生活”。
2010年赴港读书，2017年时已经拿到了香港永久居留权，比前些年因优才计划赴港的大批中产，还早了近十年，“虽然自己不是第一个，也算是第一批了。”
在是否注销内地身份这件事上，Mia曾经纠结了很久。“拿香港护照的好处不言而喻，但如果不打算继续往外走，似乎也没有必要放弃内地的身份。”
2019之后的三年，她亲历着这座自己曾经热爱的城市所发生的剧变，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她身处的学术圈，“过去那些温暖过我的人情味，伴随着许多人的离开而一点点消散，人和人之间越来越充满着功利的算计和防备，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不再做中环梦
前港漂Banny也对梦碎感同身受，“刚去香港读研的时候，还是穷学生，每个月付3000港币的租金，睡在10平都不到的“鸽子笼”里的上下铺，那个时候总觉得，只要找到工作、稳定下来，生活还是会变好。”
Banny毕业之后从财经记者、公关，一路转行到金融咨询公司，从最初一万多港币的起薪，做到高级顾问，但2021年的一次裁员，让她第一次萌生了想走的念头。
“那一年，每个月都有认识的人离开，拖家带口移民海外的，港漂回流北上深的，告别的场景亲历太多，都有些麻木了。”她自己也在2022年初不惜隔离也要去上海参加工作面试，“实在是压抑地有些喘不过气。”
根据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公布的数据，香港本地的劳动人口，在2020年之后的三年间连续跌至350万人，整体劳动力短缺达十多万。
许多港人移居英国、加拿大，但对于Mia和Banny这样的港漂群体而言，虽然同样是香港护照，他们却不曾享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作为后来者，和生长在这里的香港人，终究还是不一样。”
Banny曾经认真考虑过搬回内地，甚至在回去探亲时顺便找了一份工作。“从住房条件和生活成本上来说，内地比香港要好太多了，但最后我还是在加班文化和内卷面前退却了。”
“不是说香港就不加班，这里“OT文化”（即加班文化）也很盛行，但整体来说，香港职场还是一个基于规则运作的环境，你可以‘自愿’加班，但需要走审批，香港同事之间大家也都默认到点就收工，没人会把公司当家。”
不同于过去港片里所热衷于描绘的奋斗、买楼、生娃的成功学叙事，Banny和Mia所接触到的香港人都颇为清醒，“狮子山精神”或许在上一辈人那里仍然奏效，但是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90后香港年轻人早已不再相信可以依靠奋斗住进半山豪宅。
“这里只是一个跳板”
Mia从2022年年底开始不断投递海外的教职，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她都尝试过，在疫情结束之后也飞去英国参加过线下的面试，“最长的一次面试，面了5个小时。”
Banny也因为伴侣的关系，迈出了移居海外生活的勇敢一步。“做决定之前的两三个月非常焦灼，我完全没有超过半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但是对象已经收到了offer，如果我不走，那么这段关系肯定就要结束，我最初对于出去的想象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要怎么谋生。”
至于香港本地的就业市场，Banny坦言至少在她的行业非常不乐观，“过去只要我简历放在网上就会有猎头、HR主动联系，2023年随着外资不断撤离，业内都是裁员的消息。”
这种不景气可能也在冥冥之中推了她一把，“反正继续呆在这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出去闯闯看有没有机会。”
当然，跨国迁徙并非没有代价。Mia在英国找到的教职薪酬只有在香港的六成，生活成本却差不多跟香港持平甚至还要高。Banny搬去爱尔兰后前三个月的时间完全靠打零工生活，经历了从白领到服务员的落差。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是，生活好像终于慢下来了。香港仿佛一个运作精良的巨型机器，在一片轰鸣声中，卷入其中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没有慢下来喘息的机会。
“dudududu”的红绿灯声会催促你不自觉加快脚步，港铁的电梯左侧永远有一路小跑的打工人，就连茶餐厅里的收盘声都是那么干脆利落，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这种“香港速度”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是，Mia习惯了非工作时间依然检查邮箱看有没有学生联系自己，Banny则在打零工期间都被经理夸赞“亚洲人做事情就是利索”……
“这可能不是一种赞美，但我只是习惯了。”
何处是岸
二十出头时赴港逐梦，如今三十多岁，再次漂去海外重启，香港也见证了这一代港漂们的青春。
“一直定居在此的人很难爱上香港，香港一直都是给来来去去的人爱的。”Mia的故事里，多年的学术训练让她早已不再做什么买楼梦，“可能因为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走，所以没想过在香港买房。”
跟她同龄的一些港漂，有的人已经搬去了海外，香港的楼还没供完。至于会不会考虑在英国定居，她目前也没有答案。
“我是丁克，没有孩子的话，我更想保持一种未来继续迁徙的能力。东亚人，无论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似乎都沉迷于一种关于上岸的叙事，在不断追求身份和稳定，可是到底哪里才是岸呢？‘上岸’之后又该如何生活？很多人都没有答案。”
关于身份问题，Banny告诉我们，她有一种深深的疲惫感，“让我再去为一个别的地方熬一个身份，我可能已经熬不动了。”她顿了一顿说，“离开香港，身体里的一部分已经被抽走了，可能是一段咬牙坚持的岁月，也可能是那个年轻过的自己。”
离港前夕，Mia最后一次去学校里收拾东西，坐小巴回家的路上，车上放起了陈慧娴的歌，那个瞬间好像一下子穿越回到了2000年，她闭上眼，想要停留在那一年的香港久一点、再久一点……
直到下车乘客那句“唔该，有落”的请求声唤她回到了现实。睁开眼，一切都变得干干净净、冷冷清清。
撰文：MK
编辑： Sebast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