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形势一片大好，胜利曙光已然在望。第二野战军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兵团组建事宜，这项工作关乎着军队未来的作战布局和发展走向，每一个任命都备受瞩目。
第二野战军
众所周知，在“刘邓大军”中，一直流传着“两朵花”说法，指的是两位百战百胜的名将，其中一位便是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
王近山打小就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17岁时，他怀揣着对旧世界的不满和对革命的向往，毅然投身红军队伍。此后，不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冲锋在前，屡立战功。战场上的他，就像一头勇猛无畏的狮子，令敌人闻风丧胆，被称为“王疯子”，又获得了“二野朱可夫”的美誉。
然而，当第二野战军兵团组建的任命下来时，王近山却愣住了。他看到昔日的一些纵队司令员都升为了兵团司令员，而自己却只是担任3兵团副司令员。这个消息让他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怎么也想不通。他自认为在战场上的表现不比任何人差，每一场战斗他都拼尽全力，为何不能担任兵团司令员呢？
王近山
王近山越想越气，坐不住了，决定去找刘帅和邓政委问个明白。当时，杨勇也在办公室里，正和刘帅、邓政委讨论工作。王近山上前一步，手指着杨勇，大声质问道：“他，凭啥当兵团司令员？”
刘帅和邓政委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有些惊讶，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了王近山的来意。邓政委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神色平和地看着王近山，语气沉稳地说：“近山啊，先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
刘帅和邓政委
王近山却没有坐，他站在原地，双手叉腰，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邓政委见状，也不生气，耐心地解释道：“打仗你比杨勇强，这一点我们都清楚，你在战场上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兵团司令员这个职位，可不只是要会打仗。”
他站起身，走到王近山身边，继续说：“兵团司令员需要在政治工作、部队管理、协调各方关系等多个方面有出色的能力。你想想，一个兵团的运作，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些都需要兵团司令员去统筹协调。在这些其他方面，杨勇确实比你强，所以经过综合考量，你担任副司令。”
王近山听了邓政委的话，原本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他低下头，陷入了沉思。他回想起自己以往确实只专注于打仗，对于政治工作和部队管理这些方面，虽然也在做，但确实没有杨勇那么出色。想到这里，他心中的怒火彻底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愧疚。
他抬起头，看着邓政委和刘帅，脸上露出了惭愧的神色，说道：“刘帅，邓政委，是我太冲动了，只想着自己的功劳，没考虑到这么多。我明白了，我会在副司令员的岗位上好好干的。”
从那以后，王近山收起了心中的不满，努力提升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他积极向杨勇学习，在政治工作和部队管理上花了更多的心思。在副司令员的岗位上，他继续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为3兵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近山主动请缨奔赴战场。1951年，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第五次战役。战役中，面对美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强大的火力，王近山没有丝毫畏惧。他深入前线，仔细观察美军的作战特点和战术规律，制定了灵活多变的作战策略。
1952年秋冬，朝鲜半岛的局势剑拔弩张，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息。“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美国四星上将范弗里特，妄图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扭转战局，悍然发动了一场被称作“金化攻势” 的大规模进攻。他孤注一掷，投入了海量的火力与兵力，一场残酷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在这场战役中，秦基伟率领的15军防区——上甘岭高地，成为了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范弗里特为了拿下这片高地，不惜血本，每日都向上甘岭倾泻几十万发炮弹，还有成百上千吨炸弹。一时间，上甘岭高地被炮火的硝烟所笼罩，土地被反复翻耕，岩石被炸成粉末。15军的战士们在如此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顽强抵抗，给“联合国军”以大量杀伤，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上甘岭战役
战斗持续到第七天，15军第45师几乎拼尽了最后一丝力量，战士们伤亡惨重，弹药也几近耗尽，局势岌岌可危。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王近山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他紧急命令正在换防去后方休整的李德生的12军两个师四个团，立刻返回前线，投入战斗，并配属秦基伟指挥。同时，为了增强火力支援，王近山还增调了一个喀秋莎炮团。
在接下来的43天里，志愿军战士们在无名高地上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们顶着敌人的狂轰滥炸，一次次从废墟中爬起来，继续战斗。有的战士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有的战士在弹药耗尽后，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着阵地。
最终，“联合国军”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不得不承认失败。他们损失了2.5万余人，270多架飞机被击落，60余门大口径火炮被摧毁，14辆坦克变成了废铁。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如同一颗耀眼的星辰，震惊了世界。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战斗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后来，上甘岭战役被拍摄成电影《上甘岭》，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