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刚 （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自诩为“礼仪之邦”，我们对于“礼”的体验与理解早已被赋予超然性的神圣意味与宇宙性的秩序内涵。而我们的祖先也将“礼”的思维逻辑辐射至他们所经验的周遭。“礼物”——这一兼具物质与精神品质的泛灵性意象，也恰是“礼”性王国内典型的人化自然，毫不夸张地讲，礼物才是这一象征世界内的流行通货，即便在我国城镇化浪潮方兴未艾的当下，也何尝不是如此。仍然占据一席之地的乡土社区成为了古老文明的“蓄水池”（根据官方数据， 2024 年全国乡村常住人口数占全国常住人口的 33.03% ），而纵然被契约与法制力量所重塑的城镇地区也依旧可以窥见古典思维的遗韵。趁今年寒假之际，笔者重返娘家地区，对 L 家族一定对象进行了简单访谈（涵盖城镇与乡村常住者、老年至青年一代），希图透过乡村的随礼现象来粗浅谈论现代礼物交换模式下的形式裂变与行动逻辑，并阐发一定思考。
根据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礼物”是“为了表示尊敬、庆贺、慰问等而赠送的物品”，具有鲜明而浓厚的社交情感意蕴，通常与体现出泛社会属性的随礼形式高度一致，但却要与具备特定契约及单向仪式表征的婚姻彩礼相区别，因为前者归属于互惠性的仪式体系并广泛适用在亲友、同事与邻里等非特定关系中，二者所面临的社会性问题虽有交叉，但绝非等视。因此笔者需要声明的是，本文会将关注视角暂且锁定在乡村地区狭义的随礼现象上，以防歧义。
一、乡村礼物呈献的规约逻辑
笔者娘家所在的万安县隶属于江西省吉安市，地处江西省中南部，全县面积2038平方千米，下辖9镇7乡和1个垦殖场，共225个村小组，以富硒产业为品牌，虽然整体经济实力在县区间并非上乘，但去年该县的生产总值增长率跻身区域内的中等行列，尤其在规模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上增长迅猛，伴之以较快提升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化率，表明该县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过渡阶段。事实也的确如此，就比如笔者姨妈所在的枧头镇南洲村就将整片田地的经营权统一流转给一企业种植，导致非农化的职业比重与人口流失现象特别突出，这也势必会对农村礼物观念与社交模式产生影响。
通过将不同代际层次与离乡程度的访谈对象所陈述的内容相互印证，大致可以描摹出一幅乡村传统家族的礼物呈献规约。总体而言，L家族的随礼规范可从场域与对象两面加以阐释。
（一）礼物互动场域
依场域而言，随礼互动的发生情境可分为特殊的仪式性场所与一般的生活场景。前者包括典型的红白两事、出生宴、满月宴等宴席活动，凡是被邀请前来的参宴人员必须随礼给家庭主人，也即宴席的主办方，而后者也须相应回礼但并不必当场还赠，而是在此宴的赠礼者举行其家宴时以参宴者身份回赠。此外，这场“你来我往”的交换游戏是以货币形式为筹码，即以金钱为主要的礼物载体而非实物（当然，实物也可作为金钱的附赠物相予以，但已非传统所能约束的范畴；同时在某些特殊宴席例如白事上则可赠予逝亲家庭一些生活用品以表哀悼，但也并非主流），因而L家族内的各家成员都拥有一本“礼簿”，上面记载的是所有代表其家庭（以户为单位）的到场者所实际赠予的礼金数量，由此来确定下次参宴时所应回赠的对象，因而“礼簿”犹如欠款的账单般支配着行为人的礼物交换逻辑，至于赠还过程中所规定的礼金数量则表现出更为典型的社会意涵，因而会放至后文分析。除这类仪式性场合外，一般生活场景中的礼物呈献却并不以“交换”为表征，而是显示出一定的“分享”属性。但就另一角度而言，倒不如说是受制于传统的软约束，因为在日常生活中，L家族的成员并不总是主动地成为赠礼方，除非是因家中的某些物资材料存在着过剩情况，才可能以礼物的名义赠与亲友及邻里，但却并未有严格的回礼义务施加在被赠礼人身上，自然表现出独特的“分享”性质。另外，若欲求人在生活及发展过程中予以帮忙，比如播种、看孩子等，也会以礼物交换的形式代替契约关系的报偿交易（进一步向前延展便是“求官送礼”等），此时被赠礼者的回礼义务被溶解在其服务反馈当中。然而，无论是物资调整还是服务交换，传统的赠还约束似乎都鞭长莫及，赠礼者貌似成为了这场互动游戏的“孤勇者”，开展的是一次次单向的冒险，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暂且按下不表。总之，相较于特殊仪式性场合下的礼物呈献模式，在一般的生活场景中，礼物的功能属性显然是略甚于其象征属性的。
（二）礼物互动对象
依对象而言，在礼物呈献体系中受制于严格传统规范的赠受双方主要局限在亲属范围内，而亲属身份内部亦有近远亲对礼物规约的不同承责限度，一般来说，亲属对象的亲缘关系越紧密，则其受到赠还义务的限制压力就越是显著，这一限制既表现为赠与还的程序性，亦有着礼金数量的规模性。同时，亲缘程度也决定着礼物呈献关系的可能发生场域，据上文所述，由仪式场合到生活分享再到服务馈赠的象征属性愈发让位于其功能内涵，也表明礼物背后的社交性质愈发褪色，礼物的仪式纯粹性也同样递减，而这递减趋势恰恰在一般情形中与亲缘密度的渐次淡化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正变关系。换言之，近亲身份的人员在正常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在家族内的仪式性场合中，也往往是一般生活场景内的随礼对象，但远方亲属随其亲缘关系与直旁系三代的越发偏离而逐渐消失在仪典中，顶多是服务馈赠的担礼对象乃至压根缺失互惠性的礼物关系。举例来说，与L家族祖父一代旁系的姐姐所养育的女儿是某三甲医院的医师，她虽然在L家族的微信群内，但却并不主动参与或受邀参加该家族的仪式场合，也自然被排斥在这层礼物关系之外，但L家族的成员却曾多次因私人医务请求而赠礼于她，维持着基本限度的礼物交换关系。当然，即便是非亲属关系的邻里、同窗、同事及友人也能介入到不同层次的礼物交换关系之中，而所依据的正是次级关系中与宴席主人拟亲缘程度的情感圈层，二者所遵循的是相似逻辑，但在正常情况下，亲缘关系自然是比“假亲缘”关系得到更优先考虑的礼物互动凭据。然而，以上所述只是一般情形下的常态模式，事实上，当赠礼对象的功能属性得到极端强化，那么礼物呈献对象的互动层级则会发生逆转，也即并非遵循象征属性主导下的由仪式场合到生活分享再到服务馈赠，而是反从服务馈赠关系出发，随其功能属性的趋强以至于家族内的仪式场合，换言之，便是由其功能层次升华进阶为象征层次。
图 1 乡村礼物呈献的逻辑示意
二、乡村礼物呈献的底层思维
莫斯在其人类学的经典论著《礼物》中借用原始部族的“豪”概念来诠释礼物之灵的宗教性观念，进而说明赠还礼的原始动机，按其说法，在部族成员们的奇妙幻想中，每一件礼物背面都携带着赠礼者人格本原的神秘灵力，足以迫使持有者将礼物赠出，受赠者将礼物转让，而礼物内聚的“豪”亦即灵力又能使礼物本身再度回归最初的位置。其基于民族志的起源解释自然有着族群原始性的合理成分，亦对礼物呈献体系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但笔者还是得从田野经验与社会层面上取得理解。根据L家族被访谈者的主体认识，乡村礼物呈献的古老动力主要发轫于“传统”与“均衡”这两大泉源。
（一）传统的默会
L家族的成员A身为祖母，一辈子留居于农村并养育有七家子女，因而深谙乡村礼仪之道。当问及随礼行为是出于怎样的理由之时，她显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态并极力表示：“没啥理由啊，这是一直传下来的，必须要做！”而将此问题抛向同样长期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成员B（第二代）时，也得到了“这是传统规定”相类似的答案。可见传统礼俗作为默会的知识早已渗透于乡居者行动逻辑的延伸线及延展面上。这种自明性的乡土经验犹如一颗弹丸，在乡村生活景观所构建出的场域内来回碰撞与反弹，使自我与他者都充当着互为确证与强化的中介，以致促成原本饱含内容的交互过程不断形式化与结晶化，进而增强每一位乡土成员对礼物规范的现实质感，而各种仪式性场合无非是由特别震撼而又强烈的仪规体系所编织出的一场“梦”，在进入“无眠之梦”的同时也仿佛踏入了另一个象征世界，其中的每一位行动者都有机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礼”性人，因为他们能够理解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和应采取的剧本走向。正是这些或大或小的礼仪规则区分出两个世界，而这层“礼”性世界既对每一位愿意“做梦”的同志来者不拒，使得纵然离乡多年的城市游子仍可铭记血脉中所缓缓流淌着的乡土羁绊，又冷酷地拒斥任何一位犯错不止的成员，因为不遵守乡土规则无异于宣判在资源高度内转着的“礼”性世界中死刑，社会性压力也会迫使成员间互相调节行为模式以逐渐契洽与回归传统，只不过当一切烟消云息，人们蓦然回首之时，却早已遗忘这颗“弹丸”来自何方。
（二）均衡的艺术
社会仪规固然为传统力量所加持，但人们也极难去履行毫无缘故之责任。众所周知，礼物的核心不在于“物”而在于“礼”，先“礼”后“物”，“礼物”恰恰是“礼”的人然逻辑对自然物的充分造型。正如莫斯所谓的礼物之灵所夹杂的人格本原，中国古典的自善伦理即对“圣人”近乎宗教性的求索，在下落至社会底层后则异变为形式化的“面子”工程，这是从文化与宗教角度而论，即便置身于经验主义的讨论立场，“面子”或人情依旧是小农经济格局所封卷起的差序且静态社会所应奉行的“礼”性准则。在乡土成员们的思维深处，自己的人情似乎要广布，而他者的人情须回复，不论是否以形象化的物之灵作为解释——其不过是理解角度的不同侧面，都几乎能感受到，在一共生性的互动场域内部，人情的往复推拉都会由非稳态逐渐达至稳定的均衡态，礼物作为承载人格实力，延续人情网络的介质，在赠与还的循环往复中力求一种梯次性的均衡层次。
据成员A所述，以宴席随礼为例，与宴会主人处于不同关系圈层的人员所应赠予的礼金数额受到差异化规定。对家族成员而言，随礼类型及数额必须被协商一致，但并不表示家族内部的血亲与姻亲，近亲与远亲之间没有丝毫不同，实际上，各依亲缘联系而延展开的圈层群体会遵循某种“内部一致，外部差异”的默会原则。在几年前，笔者有幸参与L家族成员C（第二代）其儿子的婚宴仪式并帮助填写“礼簿”信息，当时成员C的其他兄弟姐妹早已就随礼数额展开私下协商并统一为每家300元，但在即将填写礼簿前却犯了难，因为他们听闻其表姑在此前已随礼300元，如此便犯了“近不如远”的大忌，于是在大姐（内部协商结果由最年长者定夺）的磋商下又将份子钱提高至600元（还须考虑数字的吉凶寓意），且在他们一代的成员中不能出现赠礼多出或少于600元的情况，至少在明面（礼簿）上不能使自身成为“异端”。至于外族人员则不受这番“家法”的严格约束，可却另有集体规范对其实施制约。原则上说，非亲属人员可自决礼品样式及数额，但难免会承受社会惯习所带来的隐性压力，例如礼金数额过大甚或超越本家的亲属成员则可能会被相关人等非议为是“别有居心”，于是这些貌似“自由离散”的赠礼对象也往往会趋于集团式的内部协定。而在谈及对这一规定的动机考量之时，成员A认为是防范礼物竞价，有益于家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可见，礼物呈献本身是一场竞技博弈的人情游戏，虽然“人情”总有外延冲动，但人情的过度离散也是对现有权力及身份秩序的挑战，挑战则意味着波动和调整，但却并不贴合乡村社会的求稳基调，亦在无意义地损耗人际成本。于是一种梯次性的均衡层次在礼物呈献的总体模式中逐渐型塑，不妨说是乡土社会的均衡艺术。
（三）更多的遥想
以上所述皆依据访谈对象的只言片语整理而成，但是笔者希望更深层地去解析与抽象出乡村礼物呈献体系的底层逻辑。不难发现，特殊仪式性的宴席场合是礼物交换活动的最高级形态，亦是仪规推展的最严肃情景。实际上，若是追本溯源地去重现原始部族时代，那么在物质匮乏与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整体背景下，氏族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蔚然成风，财产则为集体所共有，受到严格配置的氏族资料自然限制了交换呈献活动的正常发展，但是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与社会分工模式的有序进行，财产私有化与氏族解体的趋势已成必然，随之而来的则是物资交换活动的开展，但是契约交易的形式并不立马出现，尤其是在地域共存的各家族之间，其原本极有可能是由同一氏族集体所演化并瓦解而来的单元，因而在地缘叠加血缘的紧密纽带下，对共产式集体的追念和对公平分配的记忆仍旧清晰，礼物则作为共财的拟态而担以象征性与功能性的角色，因为在人们的早期观念里，自己的一部分物资必然要作为礼物而赠予对方，仿佛原本就是我与对方所共劳及共有的，反之则亦然，如此便演化为观念思维深处的共同财产，情感升华的底蕴便是某些资源的共有状态，无论是现实性的真实共有抑或是观念性的拟态共有，二者相交织地强化这份情感共振，只是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历史发展，家族身份的排他属性愈发显著，但其内部的家族共产制仍旧为亲缘纽带构筑基础，传统礼俗社会的秩序模式也顺理成章地由家族向外拓展。因而所谓的人情便是在时空共存（决定着资源共有的可能性前提）的状态下互动性地建构一种狭义化的共产关系，我们既不愿轻易地与他者发生人情往来，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财产将不再独属于我们；我们也必须经常性地与他者建立有序的人情往来，因为资源共有的排他化，也同样意味着若是我们不再按规寄送“人情”，则将被排斥出已被不断分割的共产世界之外，而这无异于灾难，“面子”则成了他人愿意与你构建联系的晴雨表。由此看来，“礼”的部分形式化规范则可能是“礼”的物质形态——礼物，在呈献过程的竞技较量中趋于均衡的定型产品。
再返回现在，乡村特殊性的仪式场合看似是宴席家庭单方面的支出，实则是所有参宴人员通过随礼形式延时性地帮助主人共同承担了宴席成本，象征性地表示这场宴席是共力并举的结果，由此也才能心安理得地进入这一“礼”性世界，而当赠礼者成为了宴会主角时，曾经送出的礼金又得以返回并帮助自家分摊成本，这一礼金便成为了双方在观念上共有的资产。即便是对于“生活分享”这类看似不求回报的赠礼行为，站在更为高远的视角层次也同样意味着此时礼物所共同分摊的生活成本会在彼时以某种形式返还自己，只是不再像宴席随礼那般有着明确的时间节点。
三、新旧世界碰撞下的礼物呈献
礼物的呈献逻辑毕竟浓缩着过去的身影，其与现代契约与法制世界的非人格化面貌似乎在城乡互动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激烈碰撞，通过对L家族成员的简单访谈，亦能察觉其中所隐秘的变与不变。
（一）象征性规模萎缩
随着私有财产关系与契约交易模式的法制定型，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所积聚的未来前景与日益流变和复杂化的社群结构都一再打破着乡土社会的静态格局，曾经支撑着礼物人情流通的地域共存关系也日渐萎缩，倘若人走房空，又何谈礼物互动的前提呢？于是礼物的象征性延线在不断退缩，拜年期间肉眼可见不能到场的亲戚成员在增多，唯独像婚宴这般极端重要的仪式场合还留存着礼物往来的颜面，述说着含情脉脉的故事。可即便是仪式场合，对于离乡城居的家族成员而言，也难以心甘情愿地顺服传统，L家族的成员D即是在城难办也不愿办宴席的典型。亲缘关系尚且如此，那些曾经活跃在乡土人情社会中的邻里友人便更可能成为退居礼物往来关系背后的隐形人。
（二）金钱的功利导向
与象征性的礼物互动层级渐进退缩的趋势相伴随的则是礼物功能性内涵的增强。据成员A所说，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便携和更具实用意义的金钱代替了过去的实物赠礼。虽然礼金的盛行有其时代发展之必然性，但是抽象的非人格符号却着实在消解着礼物本身的象征意涵和情感价值。如今，L家族在拜年往来中并不再规定性随赠礼物，但是据A表示，那是因为相互还赠的拜年礼便等同于无，于是就统一不再额外赠礼。这虽是对形式之风的变相打击，却也反映出金钱可计算性对礼物功能性考量的增幅，不过L家族仍以相互间请客聚餐的方式来践行礼物关系，体现出对象征性情感的一丝眷恋。但难以否认，金钱的可算性也同时显化了个体间经济实力的差距，当时空共存的纽带逐渐淡漠，功利主义世风甚嚣尘上，礼物的功能逻辑便压倒其象征逻辑，礼物的赠予和人情的往来则在前述的“传统”与“均衡”外多添了“附强”一笔，“附强原则”成了新时代下礼物随赠的典型标志，而这也是礼物日趋形式主义的诱因，因为每一次赠礼都可能是对特定方的“竞价投资”与对自身的“品牌造势”。
（三）社交圈层的城乡张力
城乡流动背景下的礼物关系也反映出潜在的异域者困境。L家族的一名进城务工成员D便有着相关困扰。她虽然早些年便通过各种关系取得了城市户籍，但是仍与家乡的亲属保持着相对紧密的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她必须平衡好城市惯习与乡土礼节，为此，她面对过许多进退维谷的场景。最近一次的困难则是因为其孩子早些年成功升学，按照乡村传统需要举办升学宴，但是那时候由于时间与精力的不济，导致即便被迫接收了亲属的礼金却始终还未曾还宴。之所以是“被迫”则是因为她本不愿大费周章地举办宴席，但是其兄弟姐妹则以“给她面子”为由强制将礼金赠予，如此则必得办宴接待，这本身也反映出上文所提及的礼物功能性强化的现象，“给她面子”的潜台词则是希望与她家继续保持联系，因为在她看来，其孩子升学的未来前景也为其亲属带来了“投资”希望。D倒并非是因为舍不得花钱而不想办宴，相反，她也极力希望与娘家保持着往来联系。据她所述，真正使其退却的是限制性强的城市条件。D家庭是典型的工薪阶层，常年在外疲于奔命，就连平常逢年过节也难得回乡一次，因而时间与精力本就不太允许她举办宴席，而且城市的住所空间不大，即便在城办宴也难以招待太多的亲属朋友。一方面，D虽然在城市扎根多年，但是由于其工作与住所的频繁变更，导致她在城市中的关系圈层其实并不稳固；另一方面，D则仍旧将重要的情感寄托面向乡村社会，但是常年离乡的她却早已与其娘家亲属间存在着淡淡的隔膜，虽然A曾言，拜年随礼取消，但这往往指向的是也已稳固的，具有时空共存关系的在乡家庭，D每次一有机会回家则会顺手随礼，即便无人要求如此，为的便是维系这一丝家族纽带，若非D自身的拼搏与其孩子的可塑前景，按照功能性逻辑的路径，其坦言，她与亲属间的关系可能会愈发淡漠。由此可见，D的确是夹在城乡之间孤独的“异域者”。
四、关于“礼物”的一些思索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正当现代理性世界的钢铁洪流疾速奔来之时，曾经的礼法文明并未曾消声觅迹，而是以另一种姿态遁入我们的生活，叩响我们的意识，我们从来都未曾真正改变！礼物仍旧寄托着我们对身份回应与情感认同的期许。事实上，礼物的象征性与功能性本就是一体而两面的，功能性为礼物的象征秩序提供变革破力，象征性则为礼物的功能运作标记程式的节点而不至于盲动空耗。象征性过甚，则极易导向关系的朽化与仪式性，而功能性过甚，则将导向关系的空洞与形式主义。就乡村的礼物呈献体系来说，现代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恰恰是礼物的功能属性得到了极端强化，虽然礼物功能性的强化在每一次历史转型的大窗口前都会有所呈现，但是现代齿轮的高速运转却使得物欲急剧开始膨胀而难以取得定型化的象征意涵，而人们也忽视了对时空共存态的多方共产关系进行修复，并一味地将责难的矛头指向礼物本身，由此造成礼物作为联系主体与他者意识的桥梁品质断裂，人与人之间越发变得冷漠与孤独并自我封闭为心灵深处的“异域者”，成了汪洋上一片漂浮不定的孤舟。
对于乡村建设而言，从中可汲取的启发与教训或许应从两面解读：一是在高度流变的市场环境与疾速变迁的社会结构中，也应重视礼物交换的文化意涵，既然传统结构在瓦解，那么便应通过社团建设与志愿组织等方式将现有的社区成员进行再整合，并强化超亲缘性的共体观念如共同的历史传承，或许在此基础上便可利用一些官方举办的礼物宣传与交换活动来培育一种新时代“礼物”意识，例如通过提供道具材料以鼓励居民们制作个性化的礼品相互赠予。当然，其前提是乡村产业的发展能力与物质空间足以支撑起这一文化建设的高度，但也着实考验每一位乡村建设者的文化创造和想象能力。二是乡村改革与建设任务应巧用礼物人情，既要通过理事会等在地的乡民组织推行个人化的柔性政策，而且要转换村民们的思维观念，消解他们将地区的发展红利片面地理解为是国家施舍的意识，并使其认识到自己的牺牲与服务所换得的生活品质及发展前景乃是一份礼物，且礼物的赠予主体也并非仅指向抽象的国家或集体概念，而恰恰也落在各类乡民组织等具象实体上，以此持续激活其内心深处的尊严感与主体意识。实际上，即便是更为理性有序的城镇地区也亟待一场“礼物革命”，L家族成员D的问题就不应偏重于如何维系其与娘家间的联系，而在于如何培养其于现存场域即城镇生活空间内的归属意识，方能使之更加得心应手地面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张力（不可忽视网络领域作为超时空关系的重要作用），因而，笔者并无意于用礼物来强行捆绑本无瓜葛或“缘分已尽”的各方，而是认为：我们真正需要重拾的是一份愿意赠予的欲求与敢于牺牲的勇气，要使自己明白，赠礼永远都是要付出心血之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