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爱好者历来津津乐道罗荣桓元帅在东北扩军，短短数年，东野从十万人扩充到百万之众。
那么国军高级将领中，有无此类高手呢？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不止一位。
题外说一句。最近笔者连续发了一些国军将领的文章，有些朋友不客气地说，研究这些败军之将有什么用？
笔者以为，失败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身上也蕴含着一些历史规律。我军胜利的经验固然值得研究，国军失败背后的规律性问题也值得重视，其中有些教训并不是国军踩过坑就不再发生，有的东西跨越阵营、阶级、时间，会反复出现。鉴往事，知当下，这就是历史学作为政治学一个分支存在的意义。
说回正题，国军有几位代表性的爆兵能手，我们一一对比之。
一、小本经营干大事
傅作义是从阎锡山晋绥系发展出来的地方实力派，起初只有两个旅不到两万人，发展到1948年麾下兵力多达30万，扩军之能力令人称叹。
傅作义部队发展大概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1年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至全面抗战爆发，只有一个辖两旅的三十五军，约两万人。
第二阶段是全面抗战期间，傅作义在绥远苦心经营，先升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升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三十五军由两旅扩充为三个师。1939年击退日军收复五原后名声大振，蒋介石慷慨许诺，给了傅作义暂三军、暂四军两个军的编制。
傅作义遂以三十五军为基干，逐步扩充人马，至抗战结束，麾下势力大约有十来万人，但真正能打硬仗的只有5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约五六万人的规模。
第三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入主北平，一边在华北大力征兵扩军，一边消化吸收中央军，本部势力达到30万人，约占华北剿总兵力一半。此为傅系力量的顶峰，但水分比较大，真正骨干力量仍是以三十五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3个军。其战斗力一般，与东北、淮海战场同等数量规模的精锐集团无法相提并论。
不过即使这样已非常难得，傅作义以区区一小省的本钱，发展出不亚于老东家阎长官的实力，全赖傅作义在扩军方面的独到之处。概言之有三：
其一，抓干部，尤其重视抓主官。
傅作义曾说过：“兵都是好兵，好坏在干部带，干部强兵亦强，干部弱兵亦弱。连长不称职则一连报销，营长不称职则一营报销。”
抗战前部队本钱小，他亲自管到排长一级的提拔。抗战时管到连长，收复河套获得两个军编制后管到营长。解放战争中担任张垣绥署主任，管到团长一级。到北平任剿总司令后仍抓到团长一级，但对团长较宽泛而重在师长以上。
这一招使傅部上下控制得非常严密，傅通过他亲自挑选的干部基本上掌握了所有部队。抗战期间曾有两个团的国民兵（绥远的地方保安部队）被中央军蒙骗拉走，后来情况明了，两个团的兵坚持拥护傅作义而哗变返归傅麾下。
其二，政治化。
抗战期间傅作义耳闻目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非常有效，乃决心效法之，招纳了不少从延安、西安等处来的干部，在军中设立政治部，师旅团设政治工作室，连设指导员，一度还邀请中共过来帮助整军。所谓“七路半”即因此而流传开。
傅作义此法自有其特点，政治工作干部不是部队主官，但拥有独立于军事主官的职权，即呈报部队实力，该实力报表究竟报多少，师旅团长不准过目亦不准干预，有效防止各级主官擅权自重或吃空饷。
其三，将个人威信灌注到部队。
前两条的若能进一步组织化、制度化，傅系部队极有可能提前几年变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受限于阵营属性，傅作义开始走对了路，中途却又走岔，重回国民党军那一套，重视个人权威而非重视系统打造。傅系将领固然对傅本人极为忠诚，三十五军两任军长战败自杀即是例证。
但个人再英明再精进，终究不如组织体制更长久、更科学、更能自我修正，独智不如众智，一时智不如万世智。傅作义后期在华北剿总掌握30万大军时，他原有的一套办法已无法有效运行，之前在绥远被控制得很严的贪污、怠惰、怯战等问题，已如野火般蔓延。师心自用而限制天花板高度，这是小本钱办大事者逃脱不了的宿命。
二、土木大佬崩似土
陈诚以11师起家，后扩为十八军。十一为土，十八为木，土木系即典出于此。陈诚以一个师的兵力扩充到数十万人，与占据地方的军阀或胡宗南这样的地方大员不同，另辟蹊径，居然也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诚土木系主要是十八军，共有11、14、43、67、94、97师，每师3团，共18个团，不到4万人。
抗战时期，陈诚通过兼并、收编、拉拢、欺骗等手段，不断扩充兵力，部队扩充为十八军、五十四军、七十九军、七十五军、八十七军、九十四军、九十九军，共7个军约20万人。这一数字只是约略估计，那时国军部队编制浮动较大，师一级部队调动频繁，团的兵额也变化不定，但总的规模应该差不多这些。
抗战时期陈诚土木系另一大收获是周至柔出任空军司令，此人11师出身，是陈诚的铁杆大将，经陈诚保荐出国考察欧美空军，归国后担任航校校长和航空委员会主任，实际主管空军，为土木系开辟了新战线。
抗战胜利后土木系进一步扩充至相当于十个军的兵力，总数已达30多万。计有胡琏十八军、阙汉骞五十四军、宋瑞珂六十六军、方靖七十九军、牟廷芳九十四军，新一军的50师，新六军14师，青年军的黄维三十一军、吴啸亚208师，罗广文十四军、柳际明七十五军等等。
除五大主力之十八军，其余五十四军、六十六军、九十九军都是建制完整的强悍军级单位，新一军50师、新六军14师也都是各自军中战力担当。
在国民党军诸大佬中，陈诚系规模最大、质量最精，比胡宗南的西北部队、傅作义华北部队都要强，往往被蒋介石用作主攻力量。十八军就不用说了，整66师宋瑞珂在鲁西南羊山集硬扛刘邓大军3个纵队围攻，宿北战役整69师又是死扛三倍以上兵力围攻。这两个军都是站着死的，单论军人意气，都是壮烈之辈。
但陈诚系力量瓦解崩溃的也比较快，比胡、傅两部都早都快。什么原因呢？
土木系的力量特点，不像胡、傅二部有固定的地域依托，而是靠陈诚的个人威信、利诱以及十八军、11师的老传统，偏于精神层面和私相授受的利益关系。这种特点带来什么表现呢？
一方面土木系力量使用难以集中，反“围剿”和抗战中相对还固定一些，解放战争中土木系部队分布于各大战场，其集团优势难以发挥，遂被解放军各个歼灭。
另一方面，利益关系严重依附于人事结构，当土木系老骨干逐渐开枝散叶之后，新提拔起的骨干与陈诚的直接感情纽带渐渐松散，尤其陈诚担任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之后，远离一线部队，其凝聚力越来越弱，所谓军事集团也就徒具其名了。
土木系崩溃的另一大原因，即是陈诚的私心对部队的严重腐蚀。
陈诚以11师起家，对11师偏爱超出正常范围，他从不允许任何人贬低11师。抗战中有一次和王耀武会面，土木系部队和七十四军合力打胜雪峰山战役，王耀武不免自夸51师战斗力强，当面嘲讽王耀武：“你51师算什么，要比起11师就差得太远了。”（语出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
当时十八军军长胡琏、11师师长杨伯涛均在座，闻言非但不尴尬，反而骄形于色。七十四军51师也是国军响当当的头等主力，而陈诚揶揄若此，格局之窄令人不齿。
陈诚虽然靠兵源、钱粮、装备和地位笼络住十八军、土木系，但他受蒋介石分而治之思想影响太严重，默许甚至纵容麾下诸将形成的派系。
土木系最核心、占绝对优势的干部是老黄埔军校出身的，后来的中央陆军大学、老保定军校以及从其他部队调入的“行伍派”，都带有深深的派系烙印，陈诚有意识地让他们保留烙印、维持属性，以使他们互相牵制。
11师师长罗卓英看不起14师，与14师师长周至柔互相攻讦积不相能，陈诚也不愿调和。保定系、陆大系和老黄埔系有矛盾，陆大系的叶佩高任11师师长，副师长胡琏鼓动一班黄埔团长抵抗叶佩高的命令，陈诚不得已把叶调走以平息矛盾。
陈诚虽标榜清廉，但并不是真清廉，他奉行的原则是“要大不要小、骗上不骗下”，即从不吃空饷，从不克扣士兵薪俸钱粮，每月士兵饷钱皆按时发放，有时还提前发，有时打了胜仗还额外发奖金，十八军士兵心系比较高一部分源于此。
要大、骗上，即向军政部索要军费很多，以各种名义要下来，超出实际所需。多余的钱，都被用作他处。陈诚自己从不向军需官要钱，但他的参谋长心领神会，专门给陈诚夫人谭祥预备了产业，帮她打理。陈诚平时四处交际活动，也是军需官代为支付。
这些事情大家当然都心知肚明，对陈诚只是一时感激、畏惧、趋利，而非傅作义部队那样，对长官是真心钦服。以利合者，利尽则散。土木系越到后来越走了下乘，崩溃速度之快，与此不无关系。
三、西北大王真扛打
胡宗南起家与陈诚略似，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蒋介石往这个师里拼命塞自己的部队，把一个师弄的三四万人，比军还大。
但胡宗南后来走上了和陈诚不一样的扩军之路。
胡宗南初到西北，虽为十七军团总司令，但麾下只有第一军的三个师，他利用地域之便，把撤到西北的各部残军和杂牌部队，以极为优待客气的方法，纳入自己军团之下。先后把二十七军、九十军、十六军、七十六军纳入自己麾下。
胡宗南比较讲究情面，肯于给别人台阶下，处处给人留有余地。陈诚兼并杂牌军时不惜使用各种下作手段，或者强攻缴械，或者围困断绝粮草，或者收买对方手下将领叛降等等，因此被很多人忌恨。
胡宗南则不然，他改编湘军陶峙岳的第8师，把8师和24师合编为七十六军，先升陶峙岳为军长，后又让陶峙岳和自己的亲信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对调。
李铁军对此事极为感慨，后来回忆说：“胡宗南对所属具有封建色彩之部队，亦极度优容客气，奖励有加，务使潜移默化，为国家保留一份元气。如必须执行中央整建政策时，亦必先作人事上之安排，决不使受编调者吃亏抱怨。”
李铁军对此安排担心，怕陶峙岳把老头子亲手组建的第一军带歪了，胡宗南安慰他说：“第一军由我把握，你放心去整顿七十六军好了。”
后来陶峙岳果然没有带歪第一军，在胡宗南一力支持下，后来陶远走新疆自成一派。虽说是礼送出境，两家并没有伤了和气。这是胡宗南的高明之处。
当然只靠对个别异己将领的拉拢、对杂牌军的兼并，并不是胡宗南扩兵的真正厉害所在。拉拢的将领只能一时优容，长远来看不可靠，胡宗南更重视通过培养一线干部来改造和掌握新扩部队。
办校办班培训干部，国军大佬有此举者不乏其人。但在不同条件下由不同人执行，产生的效果各异。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后，在东北办过中正大学，培养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这一举措相当超前、相当有远见。但他在东北时间太短，自己又非军政党一把抓，无法对办法提供充分支持，杜聿明战争失利引咎辞职后，中正大学就昙花一现人亡政息了。
陈诚也办过不少培训班，但班次频繁、周期短，旨在使尽可能多的军官甚至士兵参加培训，学什么不重要，重在打上土木系的烙印，目的不纯，方法不正，难以形成持续造血功能。
胡宗南在西安王曲开办了中央陆军大学第七分校，培养了3.7万名军官和干部，数量之多，超过了中央军校本部和所有分校的总和。他的办校理念根植于黄埔而不拘泥于黄埔，培训内容更广，甚至一定程度上与抗大有共通之处，重视培训政治思想。
体制化、大规模培养干部，其效果远过于靠长官个人威信笼络。胡宗南培训的干部绝大多数派往一线部队担任营连排长，杂牌部队军官经过培训也能渐渐消除原有派系色彩。就算有个别顽固分子，在如此巨量干部的稀释下，也慢慢被同化。西北部队杂牌军的中央军化，胡宗南不用武力兼并，通过渐进、缓慢却釜底抽薪的方式进行，效果非常好。
此外，胡宗南颇具政治头脑，虽非陕西省府长官，却通过党政军联席会议主席，变相统一合省军政党之权力，基本把持了县长和省府厅长的任免。虽说加剧了胡宗南对陕西省人民的反动统治，但一定程度上使得胡宗南部队在兵源、财粮、工业包括人事等方面获得极大便利。
胡宗南手下军级单位多有被全歼或大部歼灭的，如第一军、三十六军、七十六军等，但都能迅速重建，其25万人的主力规模一直维持得不错，并不需要蒋介石从其他省调运人力物力，这种持续造血的能力实在不容小觑。这几位爆兵高手，也就胡宗南能与罗荣桓有一拼。
胡宗南扩军有术，部队比较抗打，只是指挥作战太欠火候，对位彭总被全面压制。不过换谁也不能说比胡宗南干得更好，彭总的水平又有几个国军将领能顶住。
除非改换战略区长官的人事布局，全面向解放军学习，胡宗南主军政，换一个大将如杜聿明、王耀武甚或是宋希濂、范汉杰这样的专司指挥作战，类似东北林罗、华东陈粟、中原刘邓这样搭档，说不定西北战场会有另一番即视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