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家风》，余世存 著，果麦文化｜海南出版社 2025年1月版
我国的家族文化传统浓厚，但很多人对家族的理解囿于身边的经验或近几百年的历史，不知道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家族文化经历了非常大的变迁。概括而言，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宗亲文化的开始，从那时到春秋时代，我国实行宗法制度。周王称天子，即“天下宗主”，他把土地分封给各国诸侯，诸侯再层层分赏，天子、公、卿、大夫，在这个等级或差序格局里，人人都有位置，人人都以伦理的修习为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先秦的这一家族文化，可称为贵族时代的宗亲文化。随着宗族制度的瓦解，从秦汉到隋唐，世族门阀成为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小家庭都会依附于大家族，社会上多“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这种文化，被称为士族时代的家族文化。
从唐宋至明清，随着科举制度进一步推行，选拔官吏基本通过科举，人们入仕不再受门第的制约，“孙以祖贵”的现象不多见了。钟鸣鼎食的世卿世禄和门阀大族，也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典型，此时的家族文化走向乡绅时代，大致分为文人层和民众层。我们今人理解的世家多半是乡绅时代的现象，而对贵族期、士族期的家族文化只能从文献上领略或猜想。
但是，有些个别家族可以让我们见识贵族期的家族风范，这些家族中，孔家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显赫一时的豪门大户，也出现过辉煌几百年的皇家贵族，但是孔氏家族历经两千五百多年，仍谱系井然，世系分明，至今不衰。
传统中国把孔家当作教化的象征
孔子是说不尽的。青少年时期，他就有了好学、明礼的名声，当时的贵族临死前还叮嘱儿子要拜孔子为师。后来孔子入仕做官，周游列国，为各国有识者尊重，也为一些权臣嫉恨，但他在颠沛流离中以其人格和学问感召着众多的弟子。他办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培养出各类人才，孔门成为当时各国网罗人才的首选机构，子贡、子路、子游、子有等弟子都先后进入官场。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成为国君的顾问，他除了培养弟子，还整理、编辑“六经”，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几乎以一人之力“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夏、商、周三代大成，复兴了文化事业。
《孔子》(2010)剧照。
当时人虽然知道孔子作为一个不得志的人有些学问，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后世的声名会那么大，他的后人会承恩数十代。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历史上隐隐然有一个道统的存在，这个道统要比政统重要得多，也有影响得多，为此他把孔子写入“世家”，这个独特的安排很快为现实所承认。朝廷对孔子的封赏越来越高，从西汉开始，师、父、公、王、帝、圣等称号轮番加到孔子身上，孔子的后人则被封为世袭的“衍圣公”。
孟子赞美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宋朝朱熹引用过无名秀才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孔子死后不久，他的后人就享受朝廷礼遇，历代朝廷都对孔家有所关注、慰问。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后人为世袭衍圣公之后，孔氏家族更成为华夏的名门望族。孔府大门上高悬的牌匾曰“圣府”，门柱上的联语是: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传统中国都把孔家当作教化的象征，有孔家在，文化就在，教化就在。为此，全国各地都建有孔庙，又称文庙。文庙是当地县市的“地标性建筑”，里面供奉着孔子和历代的圣贤，也介绍当地的科举名人和重要人物，成为当地人希圣希贤的学习教育基地。在今天，有很多文庙只剩下建筑，但也有一些保存完好，仍在发挥作用。
孔家的人物
说到孔子家族，有意思的是，一开始他们家人丁不旺。自孔子开始，连续七代单传，即孔子生鲤，鲤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谦。第八代孔谦生三子，长子孔鲋，其为人所知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把儒家经典藏于故宅夹壁，孔鲋传八世然后绝传。三子孔树，子孙传六代亦血竭脉枯。只有次子孔腾的香火延续下来，有人说，这似乎印证了“仲尼”的排辈，非二不能传。
《孔子》(2010)剧照。
据说，东汉章帝刘炟到曲阜祭孔时，孔家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只有六十多人。唐代末年，定居曲阜的孔子后裔只有十户左右。到五代后期以后，孔子后裔才大幅增长起来，不仅曲阜正统人丁大增，外迁人口也日渐增多。
中兴祖孔仁玉(孔子四十三代孙)是孔子后裔繁衍发展的关键一代。其父孔光嗣及诸多孔家人被孔府家仆孔末所杀，孔仁玉劫后余生，挽救了孔氏家族，自此孔氏家族再度兴盛繁衍。为纪念他振兴祖业之功德，后世尊称他为“中兴祖”，并在孔府专建的报本堂和孔庙的崇圣祠里历代享受祭祀。
到元朝前期，孔门传至五十三代时，裔孙已达八十四人，连同上下几代共有三百三十四人。至明朝五十七代时，人丁(不含女性)超过万人，清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孔子后裔近两万人，乾隆年间为十万余人，到了民国时期已增至五十六万人，而今，全球已多至四百万人。孔子后裔开枝散叶于世界各地，除中国外，生活在韩国的孔氏后嗣最多，有七万多人。
孔子家族的代表性人物，除了孔子、中兴祖孔仁玉，还有不少人为孔家增光添彩。从孔子后裔的代表人物中，可以看到他们有一脉相承的品质，如为学问道理而活，直道而行，等等。孔子是反对乡愿的，他不仅有仁爱，也有大义。他的品格也在后代身上多有体现。
秦末的第九代孙孔鲋，饱读诗书。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他做出了“鲁壁藏书”的举动，舍弃家业，投入抗暴的义举之中，既传承文化，又敢于承担，有人称赞他践行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祖训。
东汉的第二十代孙孔融更为知名，他四岁让梨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他与兄长孔褒因“望门投止”的张俭，与母亲上演了“一门争死”的义举，人们说他“高明必为伟器”。他是名士，面对权势也不出让原则，为此触怒曹操而被杀死。他为汉语世界贡献了“小时了了”“忘年之交”“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等众多成语典故。第三十三代孙孔颖达，是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李世民称赞他:“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乎兹日!”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评议唐代二十四个开国功臣，并于次年把孔颖达补列其后，将其画像悬挂在凌烟阁上。
明末清初的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是诗人、戏曲家，他的《桃花扇》是戏剧史上的丰碑。他的文字是对乱世无操守者的揭露和批判，如剧中所说:“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桃花扇》开始演出时曾经盛况空前，“岁无虚日”，人们观剧则“感慨涕零”。王国维认为，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
同样为第六十四代孙的孔尚贤，命运跟孔尚任不同。他袭封衍圣公，袭爵之初立志要“远不负祖训，上不负国恩，下不负所学”，但最初也走过弯路。万历年间，孔尚贤因进京朝见时随带土产贩卖，还贪图驿站便利，遭到“考成法”的整治。而他的夫人是严嵩的孙女，严嵩父子的贪腐也让他反思反省。为此他颁布了《孔氏祖训箴规》，以约束族人的不当行为:“……我祖宣圣，万世师表，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子孙蕃庶，难以悉举。故或执经而游学，或登科而筮仕，散处四方，所在不乏。各以祖训是式，今将先祖箴规昭告族人……”他要求子孙无论在何地、从事何种职业，都要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克己秉公”“读书明理”“勿嗜利忘义”的家规。严嵩父子贪腐案发后，严嵩曾来找孔尚贤，希望他能出面求情。严嵩在门口板凳上坐等了一天，孔尚贤不徇私情，始终不予接见，留下了“阁老凳”的故事。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命运更加坎坷复杂。出生百日，小孔德成即收到北洋政府徐世昌大总统令，成为袭封的第三十一代衍圣公。15岁时，孔德成主动请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之爵号，国民政府以道统不可废，乃改衍圣公作“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特任官。抗战前夕，蒋介石命人将孔德成护送到重庆，在重庆，年轻的孔德成明确了一生的学术方向:做一位纯粹学人，而不以道统自居。蒋介石离开大陆时，特意带走了代表“教统”的三个人，其中就有孔德成。孔德成在中国台湾做了九年的“考试院院长”，还担任过“总统府资政”。据郝柏村说:“我和孔德成共事五年，我们开会时，没见他说过一句话。”孔德成的谨慎、小心是出了名的，但他仍不失孔家刚直的风范;当家乡代表团向他示好，献上包装豪华的“孔府家酒”时，孔德成只淡淡地说:“我们孔家没有这种酒。”
孔门家风是什么
孔家的家风是什么?有人以为就是圣贤精神。一般人把圣贤君子看得高大上，看得神圣。孔子当年的弟子就有这样的想当然。
子禽有一次遇到孔鲤，就问他:“您从我们老师那里受过什么特别的教导吗?”孔鲤回答道:“没有啊。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庭院里，我快步从庭院里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回答道:‘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开始学《诗》。又有一天，他还是独自站在庭院里，我快步从庭院里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回答道:‘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回去就开始学《礼》。我就听到过这两件事。”子禽为此感慨道:“我提一个问题，得到三方面的收获，做人要学《诗》，学《礼》，还有就是君子对自己的儿子没有私心。”
可见，孔子所代表的圣贤君子气象，重要的就是好学、明礼。孔子就是好学的典范，他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还说过，“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孔子被称为大学问家，大抵就是因为他好学好问。历史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意思是他到了当时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里，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把每个东西的来龙去脉都问清楚了。
《孔子》(2010)剧照。
孔子确实对学生和对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他的教育观念就是“有教无类”。“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自孔子开始，我们中国人不断发现并丰富学习的意义。孟子、荀子等人就把学问当作知识了。孟子说，“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荀子说，“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后来人则说，“一物不知，学者之耻”。学者的意义就在于知书识理，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孔鲤早死，留下年幼的儿子孔伋。小孔伋对爷爷的学问非常尊重，有一次，孔子闲坐着无来由地叹气，孔伋就上前问他:“您是担心子孙不修德敬业将会辱没祖先，还是担心尧舜之道以后不能传承实行呢?”孔子很惊讶，问他:“你小小年纪，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孔伋说:“我吃饭时听您说过，‘做父亲的辛辛苦苦劈了柴，儿子却不知道把劈好的柴背回家，这就是不肖之子’。自那以后，我每想到您的话就非常担心，怕我不够勤奋而辜负了您的期望。”孔子高兴地说:“是这样啊!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我的事业不会荒废了，一定能昌盛光大!”
孔伋后来以子思之名影响后世，他上承孔子，后启孟子，人们称他为“述圣”。他的著作《中庸》后来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由此可见，学习是孔家最重要的家风和财富。
一个倔强的老夫子是亲善可信赖的
回过头来看孔子，他一生其实活得并不容易。我们对他的学问思想存而不论，单是看他的生活本身，置于今日社会，也是不幸的。“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是国人所谓的人生三大不幸，孔子都经历了。
《史记》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因此孔子跟母亲相依为命，未能得到父亲家族的士大夫身份和地位。他自承:“吾少也贱。”当季氏宴请士族的时候，孔子不请自去，被季氏家臣阳虎拦住了。阳虎羞辱他:“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
十来岁时，孔子丧母。“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子葬母时不知父墓所在，就做出惊世骇俗之举，把母亲的灵柩放在交通要道上，最后知情人告知其父墓所在，总算将父母合葬。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但孔子跟太太的关系并不融洽，原始儒家文献《礼记·檀弓上》曾记载，“伯鱼之母死”。唐代孔颖达《正义》解释，“时伯鱼母出，父在”。古人有“七出之条”的说法，就是休妻的七个条件。很多人为此想象孔子的夫妻生活，有说孔子的太太不愿意跟他过苦日子，选择了离开;有说孔子忙于时事政治，长年不着家，家庭矛盾升级，最后选择了离婚;有说孔子的太太过于狎昵，不讲夫妻边界，导致孔子对女人有偏见:“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谭嗣同对孔子离婚的解读是:“夫妇者，嗣为兄弟，可合可离，故孔氏不讳出妻，夫妇朋友也。”
孔子晚年，儿子孔鲤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孔子也体会到了。
《孔子》(2010)剧照。
公正地说，孔子的失意不仅在于他的报世无门，也在于他不幸的家人关系。根据现代精神分析学或心理学的一些说法，他未能体验到家人关系的圆满。也许正是这些不幸的、不健全的亲情，使孔子一生的学问立足于伦理基础。他的全部努力在于，给这个世界上卑微渺小的个体立心立命，让人们不再孤苦无依。
有人从基因的角度给孔家人算账:孔鲤有孔子二分之一的DNA，孔伋拥有孔子四分之一的DNA，孔白拥有孔子八分之一的DNA……以此类推算出来，孔子第七十九代孙身上遗传的孔子DNA为“二分之一的七十八次方”，那是多少呢?
结论之一，我们所有人不管多么努力地繁衍后代，自己的DNA在后代身上都必然无限趋近于零，也就是无限趋近于消失。结论之二，算这个劳什子不是为了从DNA的角度证明孔子第七十九代孙与孔子距离有多么遥远，孔子留给子孙最重要的遗产不是生物学DNA，而是精神DNA。
我这一代人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一度敬而远之，后来在生活中逐渐走近孔子。二十年前，我曾在国土部门工作，工作之余曾到曲阜游览孔府，那个时候我见识了孔府的气象，“与夫子握手”，我为此感慨:民族国家的脱胎换骨首先触动的是它的一个个细胞，正是参与伟大实践的千百万众生，他们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个人的地位、收入、名誉和爱情，其质量与其环境相关，与夫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相关，也与夫子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黄金律相关。
因而，如何从我们自身生长出足够的信心、智慧和精神，如何从自家文化传统和世界文明进程里，探索和实践，发现由过去、现时而通向未来的道，既是时代给出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人对自身和身外怀着无限憧憬时应有的思维。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来确证我们的生存，任何一个人、一个集团都不能穷尽我们时代的真理和正义。也许我们都会与夫子握手，在命运和时代的脆弱、孤单和破碎中，一个倔强的老夫子是亲善可信赖的，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本文选自《中国人的家风》，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余世存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