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潘汉年任上海市委第一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
潘汉年认为，法律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法律必然具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法律，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而总是羞人答答地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谎言迷惑大众。历史上，王子犯法，从来就没有“与民同罪”过。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公开地、明确地宣布：我们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他在上海市法院所推行的，就是坚决维护无产阶级。具体地说，资本家和工人，犯了同样的罪，例如重婚罪，资本家的犯罪，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表现”，属于阶级本性问题；工人犯罪，那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本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犯罪，我们司法工作者，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必须无情地给予严厉的打击，绝不手软，不然，就是丧失立场了；而对于工人犯罪，我们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他、挽救他，不然，就是屁股坐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
执行这种理论的结果是：资本家犯了重婚罪，因为要严厉打击，所以一般都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送到苏北去劳改，重婚的小老婆必须离婚，而且要分给她相当数量的财产。不服判决的，允许上诉，但是结果必然是加刑。理由是：判你三年五年，已经是“从轻发落”了，如果还不认罪，还不感恩戴德，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结果必定是改判八年至十年徒刑，作为重刑犯送进提篮桥监狱里去了。而工人重婚，一般是教育释放，也就是在法庭上批评几句，最多骂他们几句诸如“丧失阶级立场”、“沾染资产阶级习气”、“给工人阶级丢脸”之类。遇见不服气的，也不过拘留十五天。因此二者的判处反差极大。
不过也有一条政策，那就是对于重婚案子，原则上是“不告不理”。因为解放前上海有小老婆的人很多，不单单是大老板、小老板有，就是一般的职员也不少。只要大小老婆“相安无事”，没人首告，一般大都采取“暂时不管”的对策。当时上海市法院刚刚成立，经过三反五反，纠纷极多，早已经积案如山，也的确没有这样的力量来过问。不过只要是大小老婆中有一个人出来首告，就必须“严肃处理”。不要以为这种案子一定是小老婆出来告，因为真正属于官僚、恶霸强占民女做小的事情，毕竟不多，往往都是男人花心，喜新厌旧，娶了小老婆以后，反而是大老婆受气被排斥，所以由大老婆出来告状的也不少。遇到这种案子，倒不一定非得把小老婆离掉，经过三方面协商，大老婆自己愿意离去的案例也不少。
处理这种案子，有两个原则：第一，对女方一视同仁，离婚以后分割财产，一般是三等分，每人一份；第二，对男方，如果是官僚、地主、老板，必须判刑，态度不好的，还要判重刑，如果是工人、职员、小贩，离婚以后，往往不了了之。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观点及这种处理方法，当年就有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阶级偏见，甚至是姑息养奸。最反对的，就是“不服上诉必定加刑”这一条。判刑的前提，是犯罪。“态度不好”，不能成为加刑的理由。一个没罪的人被错判了，还要求他“认罪”，是不是太难了点？因为“无罪而不认罪”，却要因为“态度不好”而加刑，这叫什么法律？不论是资产阶级法律，还是无产阶级法律，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吧？
潘汉年主持上海市政法工作期间，也有许多成绩。他创造或他批准的“民事案件集体调解”，就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法。上海解放三年多，一直没有法院，刑事案件都归军管会管，大小纷争的民事案件，都归派出所管，实际上是根本管不过来。所以上海市法院一成立，真是积案如山，如果一件一件审理，不但几年也审不完，还可能越审越多。加上当时没有成文的法律，同一类型的案件，有罪无罪或量刑的程度，很可能会因人而异。因此，采用集体调解的方法，的确能够做到“多快好省”。
当时办案，绝不像今天的法官那样，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看案卷，而是必须“深入里弄”走群众路线，访问当事人和邻里甚至居委会等许多人。先做到对每一件案子都“心中有数”，然后把同类的婚姻、房屋、债务等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证人、调解人（里弄积极分子）召集到一个大会场来，拿出一件典型的案件来，让全体与会者集体讨论、充分发言，最后总结归纳出一个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的条款来，当庭宣判，然后以此为样板，让同类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表态，如果同意或能接受，就一律以此案例为范例，一次性可以解决十几宗甚至几十宗同类案件，效果很好。
潘汉年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主持政法工作，可以说是有过也有功，而最后他自己却被他的高论所套牢：1955年4月，他由于“说不清楚”的冤案被捕判刑，整整坐了十年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时候，他这个“上诉就是不认罪”的始作俑者，是不是还在想：千万不能上诉，上诉就是不认罪，就是态度不好，就要加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