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你可能也回不去小县城

题图：《小镇青年》，摄影：陈劲

回家之前满怀期待，回家不久就逐渐失望想要“逃离”。

这样的家乡情结为什么会产生？家乡为什么从温暖的港湾变成了让我们失落的存在？一直呆在大城市就会产生归属感吗？快节奏时代里幸福的钥匙在哪里？

回不去的故乡，待不住的城市，在严飞新书《悬浮》中，记录了那些悬在城乡之间的人们如何追寻自己的归属感。

本期对谈内容来自抖音直播栏目「知识星期肆」，嘉宾为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作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完整直播回放和往期内容，可以在抖音app和pc端搜索「知识星期肆」观看。

逃离北上广

你可能也挤不进小县城

来源 | 理想国imaginist

呆不住的家乡

彭凯平：我想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想家，回家第一天也很兴奋，但第二天你就发现父母亲开始过分地关注你，无论是相亲、谈工作、谈工资，还是谈城市的生活，慢慢地你就觉得有点郁闷。第三天，可能各种家人之间的冲突，矛盾、摩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怨恨逐渐产生。大概是过了四五天，就开始想回到城市来。

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结呢？这样的家乡情结为什么又让我们感到失落呢？这里有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一些文化层面的问题。严飞老师，你是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种“特别想家，但是到了家里头又觉得回不去”那种感觉的？

严飞：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大都市与精神生活》。在这篇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了大都市里面有一种都市人格，叫做矜持，或者所谓的矜持。大家都会有一个自我和身份的边界，可以在自我的边界当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打扰。所以大家都会呈现出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原子化的一种状态。

社会学家齐美尔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家乡，就会被不断地被父母亲戚朋友们在耳朵边上唠叨：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结了婚以后什么时候要孩子？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什么时候再要第二个孩子？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确实特别想念家乡的美味、家乡的街道、家乡的生活方式、家乡的一场秋雨、家乡秋天的桂花香气，但是当我真正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会发现没有办法可以保持一个身份的边界。没有了身份的边界以后，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到我们传统的熟人社会体系。

彭凯平：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齐美尔的矜持特别有意思。矜持是不是就是一种“端着”的样子，端着、装着、憋着，不是那种坦然的、自然的、放开的，任性的那种野性的体现？

严飞：我倒不觉得，因为我觉得“矜持”定义，实际上就是让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可以保持一份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合适的一种距离，这样的一种距离和分寸不会让人们被繁琐的人情世故所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留在大城市辛苦一点打拼生活，也不愿意回到家乡的熟人社会，被迫接受各路亲戚街坊邻居的关心和审视。

这样一种压力会让年轻人处在一种不自然、不舒服的状态。因为今天年轻人更加独立，更加“原子化”，他们会觉得，“唉，我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我希望保持自己的一种生活的空间”，甚至觉得每个人戴着耳机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是一种非常合适的距离，我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或者是进入到我的生活当中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天一种奇妙的都市人格的展现。正是因为大都市里面的人会保持一份合适的距离分寸，它就会失去小地方那种紧密的连接，也会让小地方的人觉得大城市的人是不是有点“装”，有点冷漠，进而产生“互为镜像”，但是互相觉得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一种状态。

纪录片《出·路》剧照

彭凯平：我觉得可能本质上还是传统的家族文化和大城市的“工作文化”之间的冲突矛盾，因为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两者的行为规范是不一样的。

根据涂尔干的失范理论，大城市的工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交换、对等原则、等级关系来决定。在我们的家乡，绝大多数用的是互相关怀、互相支持，再加上父母亲的等级。

有一个心理学教授阿兰·费斯克，他提出来人类的社会关系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就是共享，这就是我们和父母亲的关系；第二层的关系是等级，父母亲干预我们的私事；第三个就是平等，第四个市场交换。显然，在大城市，我们四种关系都有。在小城市或者在故乡，尤其在父母亲面前，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等级关系和共享关系。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

严飞：在社会关系的这一个角度里面，我会马上就想到欧文·戈夫曼的理论。他明确地提出我们生活有一个“前台”和一个“后台”。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的场景当中，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面向。

在“前台”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表现得非常平和、淡定，有礼貌，但是在“后台”也许我们会非常的焦虑、紧张。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我们的领导、同事，我们要表现得非常谦和有礼貌，这是我们“前台”的表现。但是回到“后台”，就会显得非常的焦虑、焦躁、紧张。

戈夫曼

我觉得实际上观察“回不去的故乡”，也会有类似的一种体现。比如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今天在大都市里面奋斗，无论是北漂，沪漂还是深漂等等，实际上他们承载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必须要表现的非常喜悦，要在亲戚朋友面前展露出他自己在大城市里面过得很开心。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现象。

在都市“悬浮”

彭凯平：我最近把你送给我的两本书都读了，一个是《悬浮》，一个是《穿透》。你觉得《悬浮》这本书揭示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我们今天谈到的回不去的家乡有什么关系？

严飞：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上面还有一行小字叫做“他们思念故乡，但是故乡又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他乡”。这本书描写的实际上是城市外来务工人群，他们在大都市里面打拼，辛苦工作的真实的生活故事。在这里面我选了 8 个小人物，把普通人的生命的历程、生命的故事进行了集中的展现。在书中，我把这一些城市外来务工者出现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形容叫“悬浮”。

悬浮就是指那些在都市中无根漂泊的异乡人，同时也指的是这一些城市外来务工者和城市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壁垒，似乎挡着他们真正地融合到城市当中去。他们和城市里面的居民有一种非常陌生和疏离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悬浮”。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大城市里面生活超过 10 年时间，有一些甚至超过了 20 年，实际上和自己的家乡越来越遥远。

我在书里面写了一位王师傅的故事。

王师傅是一个从事装潢工作的师傅，他的老家在安徽，在北京已经扎根将近 20 年。在过去的 20 年时间里，他也常常回家乡。但是我们都知道，城市的更新改造，高铁时代的迅速发展，家乡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铁就经过他的村边，但是下了高铁以后，如果没有百度地图，他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因为王师傅下意识地记得，从家乡出来的时候，村口上面有两株槐树，但是现在这两株槐树也已经被砍掉，高铁站出来找不到作为标志的两棵槐树，他就觉得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当然还有一个身份的问题，尽管他在北京已经待了将近 20 年时间，依旧没有北京的身份证，没有北京的户籍，这就导致他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上面没有办法享受到北京居民可以享受到的一些待遇，比如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等。

家乡变得越来越陌生，他和北京的关系，也更多的呈现一种悬浮的状态。我相信很多今天的年轻人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自己都会觉得我们在北京，也是北漂，也是一种异乡的，悬浮的，无根的，不断去寻找的状态。

纪录片《归途列车》剧照

彭凯平：如果我理解正确，假设我们在新的家乡、第二故乡有一种根的感觉，是不是就不太会有这种“回不去”的感觉？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不是要“回去”，而仅仅是去探亲访友、旅游，变成老家旅游，是不是“不悬浮”的感觉有助于克服我们有家难回的那种感受？

严飞：我自己觉得还真不好说。比如我在海外待了 12 年，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我自己一个亲身的体验是，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恨不得一年时间都不回家，去看世界；但是伴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想回到家乡的心情就越来越迫切。

尽管我们会发现也许我们在一座新的城市扎根了，但同时我们的家乡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天翻地覆的变化之余，家乡的一些最本真的、最原初的东西同时还保留着。

保留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也许我们对于家乡的一些情感就像日记本，它承载了我们对于家乡的很多很多的回忆，正是这样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在一些瞬间迅速冲破我们的防线，让我们觉得还是想要回到这样的家乡。

纪录片《小镇微光》剧照

数字技术阻碍人的“破圈”

彭凯平：现在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社交媒体、互联网通讯，还有我们的微信、微博、短视频，所有这些现代的通讯工具，你觉得能不能拉近人和人间的关系？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家乡或工作的城市之间的这种依恋和信任分离还是拉近？

严飞：在数字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数字群”。数字群最显著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对于空间束缚的一种突破。我们今天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回到家乡，但是我们可以用网络电话和视频的方式联系。

数字群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在其中我们可以便于或者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中国人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害羞、含蓄，不会像外国人那样，他们的伴侣之间，哪怕年纪很大了，也可以亲切地表达“我爱你”。但是在数字群里面，情况就不同了，像我的父母的手机里有很多的表情包，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用文字去表达彼此的爱意，但是可以用表情包发送“我想你”、“抱一抱”，或者是“我爱你”，我们也可以用表情包的形式来向父母表达我们的情感。

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数字群并不是一种类聚的方式。我们和自己的亲人好友一起组成的群，也许有私密性。但我们还会加入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数字群，比如因为工作需要拉的一个数字群。这个数字群里有很多被拉进来的“其他人”，他们仅仅只是一个 ID 或者一个头像，我们甚至都不会互相加好友，或者加了好友以后，仅仅只是为了完成这件事情。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在微信上再也不会跳动起来的头像。

换句话说，数字群不会发展成“我们”。在数字群的维度里面，我们会越来越缺乏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中的社会临场感。所谓的社会临场感，比如我和彭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对方的表情，对方嘴角上扬的微笑，但是在数字群里面，我们仅仅只是和头像背后的 ID 在进行连接，并没有办法感受交流当中的亲密程度。

在2021 年，我们做了很多学术交流活动，把海外最一流的一些学者通过网络方式联系起来。但是到了后期大家就有点疲惫了，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要赶紧回到线下，回到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数字技术当然极大地提升了效率，但另外一方面，大家还是非常渴望在真实场景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