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和见证是最本质的“清算” （节选）
徐贲
玛丽·弗尔布鲁克是一位多产的英国历史学家，近年来她越来越多地转向大屠杀及其持续的反响，这是更具挑战性的话题。近年来，她的作品，包括《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2018）和《旁观者社会 ：纳粹德国和大屠杀中的顺从与共谋》（Bystander Society: Conformity and Complicity in Nazi Germany and the Holocau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不仅关注纳粹 灭绝欧洲犹太人的企图，而且还关注纳粹各种形式的迫害和合谋。
《大清算》在2019年获得了著名的沃尔夫森历史奖，该奖项有时被视为英国的普利策奖。该书提供了一个全景视角，展示了不同群体——幸存者、罪犯、帮凶、法院、政府和其他人——为正视纳粹历史所做的努力。弗尔布鲁克试图通过一系列围绕特定个人的案例研究，使这项艰巨的任务更易被读者理解。
作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人性的深谷 ：迫害的模式”描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他主要死亡集中营、不太为人所知的贫民窟和集中营、安乐死运动以及“特别行动突击队”（Einsatzgruppen）谋杀案中的迫害和灭绝政策。在第二部分“冲突 ：司法大观”中，弗尔布鲁克借鉴了近几十年来德语和英语的学术成果，讨论了盟军占领时期以及联邦共和国（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等继承国的司法清算问题，并简要讨论了奥地利的情况。第三部分“交汇：记忆与探索”以纳粹迫害幸存者的回忆录和前犯罪者的回避声明中的趣闻轶事为基础，探讨了个人（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正视纳粹时代罪行方面所做努力的成功与不足。
《大清算》是一部关于大屠杀及其后果的历史，但它超越了人们对此类作品的典型期望。弗尔布鲁克对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掌握令人印象深刻，该书有效地探讨了大屠杀的深远影响。大屠杀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毒害了许多后代人的生活，这对于任何经历过其他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的民族来说，都能引起共鸣和提供教训。
然而，很少有大屠杀研究能够像《大清算》那样超越其基本主题，成为比各部分之和更宏大的著作。它兑现了探索大屠杀及其后果的承诺，但它走得更远，在众多大屠杀研究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部不多见的大屠杀学术研究恢宏大作。正如弗尔布鲁克自己所说，《大清算》不只是书中讨论“清算”的那153页，“《大清算》是一本更大的书”。
一、对历史人道罪行的“清算”
如书名所示，弗尔布鲁克的这部著作讨论对纳粹罪行的“清算”既包括对战犯滔天罪行的审判，也包括战后对这些罪行的应对措施。必须对这些暴行进行处理的人员身份各不相同：法官和律师、罪犯、旁观者、帮凶、政府（特别是那些参与制定赔偿计划的人）、受害者、犯罪者，以及后两种人的家属。由于纳粹罪行的恶劣影响是跨代的，因此对纳粹所作所为的正视需要跨越几代人，深入到罪犯和受害者子孙后代的生活中去。
处理纳粹罪行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情感、宽恕、复仇和其他行为。在对纳粹罪行的复仇回应中，我们在《大清算》中了解到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的战后计划，“他们试图在几座大型德国城市的饮用水源投毒，以此毒杀数以千计的德国人”。
科夫纳的计划愚昧、扭曲，毫无意义，幸好从未付诸实施。这凸显了弗尔布鲁克这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对纳粹罪行的清算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从法律惩罚、赔偿、复仇、纪念、赎罪或宽恕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大屠杀的顽固性在作祟。这一事件太灾难性了，充满了无尽的跨代痛苦和伤害，永远无法终结。
不过，有一种清算方式可能比其他清算方式更本质和彻底，也更重要，那就是不仅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还要了解大屠杀是如何在有关的社区中被铭记的。这就是记忆和见证的清算。
“记忆”指的是大屠杀如何在集体和个人意识中延续。这包括通过叙事、作品、纪念馆、教育和文物来确保大屠杀不被遗忘。这里的记忆是动态的，体现了不同世代和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解释这些事件并与之建立联系。“见证”最初是指幸存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随着幸存者逐渐离世，见证的角色由后代、历史学家、教育家以及各种形式的媒体和艺术所继承。因此，见证演变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即铭记并见证大屠杀的真相。
记忆与见证的清算不同于法律追责或惩罚措施的寻求终结，“法庭上的对抗只是无数种清算纳粹过去的方式中的一种”。记忆和见证是持续的，其目的并非结束，而是持续参与。大屠杀的记忆方式可以随着时间不断演变，使新一代能够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找到与自身的关联。
为实现这样的清算，弗尔布鲁克提出了一种对纳粹时期集体暴力案例研究的深度语境化方法。她通过详细的个人故事探讨对群体的迫害，意在“揭示受害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她将这种方法称为“暴力的微观世界”，这使她能够聚焦于真实的受害者，例如被囚禁在波兰罗兹犹太区的达维德·谢拉科维亚克（Dawid Sierakowiak）及其家人，他们最终在海乌姆诺和奥斯维辛死于饥饿或毒气。
谢拉科维亚克一家的“缩影”展示了弗尔布鲁克叙述大屠杀历史的方法：她通过讲述这个注定灭亡的家庭的悲惨命运，细致地观察纳粹政策对有血有肉的受害者所产生的真实影响。然后，她再回溯至宏观层面，剖析那些导致谢拉科维亚克一家被彻底毁灭的决策过程。
弗尔布鲁克并不回避叙述的残酷性，她敢于将罗兹的波兰平民和犹太区管理者与犹太受害者的痛苦与死亡直接关联起来。正如阿瑟·凯斯勒所言：“统计数字不会流血，重要的是细节”，并强调“我们只能关注现实中的小肿块”。弗尔布鲁克的“暴力的微观世界”正是凯斯勒所说的“小肿块”。她通过“小型案例研究”揭示受害者经历的千变万化，并探讨人们如何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演变为施暴者。弗尔布鲁克的研究追溯了一系列的微观世界和地方经验，以此来理解这一时代的多重悲剧，并为探索其深远复杂的后续影响奠定基础。
弗尔布鲁克对具体性、个人性和特殊性的强调是她这本书的一大亮点。这种方法使她能够将抽象的统计数据（例如大屠杀参与者人数的推测范围为20万至100万）赋予人性的维度。她的研究方法也让她能够更好地审视在定义受害者、幸存者与加害者时所不可避免的模糊性。
例如，波兰人既是纳粹侵略和种族沙文主义的受害者，有时也是对犹太人暴力谋杀的煽动者。他们和其他群体在某些情况下从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中获益，获得被驱逐犹太人留下的房产、家具和金钱。同样，“卡波”（犯人头目）也是身份矛盾的囚犯警卫：作为囚犯，他们是纳粹压迫和剥削的受害者，但作为警卫，他们又享有压迫者的特权。德国企业的领导者使用奴隶劳工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人道的”，因为他们给工人额外的食物配给。弗尔布鲁克的微观研究揭示了这些身份错位和道德不一致之处，展现了纳粹迫害中更复杂的层面，是常规叙述无法深入触及的。
弗尔布鲁克在《大清算》中的核心论点是，反思纳粹过去的努力远远不够，而这种不足在法律回应中尤为明显。她指出，只有极少数罪犯被调查，更不用说被起诉和惩罚。许多人融入了战后社会，过上了正常生活，而幸存者则不得不面对流离失所、失去家人和朋友的痛苦以及他们心理上的创伤。弗尔布鲁克写道：“人们对纳粹统治的反应从积极的共谋，到不情愿的屈从，或痛苦的适应，各有不同。围绕这些反应的复杂性极为深刻。然而，这些人并非纳粹暴力的核心缔造者和施暴者。而真正的施暴者，极少有人被揭露并为这段妥协的过去承担责任”。
这种悲惨的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改善，随着“幸存者时代”的到来，幸存者的受迫害故事得到了更多重视。最终，纪念活动逐渐超越了司法审判，成为在公共空间（如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缅怀受害者经历的重要方式。纪念活动本质上是为了缅怀受害者，但这种纪念往往忽略了对凶手或作恶者的关注，凶手再次从纳粹罪行的清算中消失。
尽管弗尔布鲁克仍然希望能将凶手重新纳入公共叙事中，她的书中却弥漫着一种深深的失望感。这种失望源于她认为大屠杀与传统的人类经验范畴（无论是法律原则、道德责任，还是公共纪念的方式）难以协调。无论是通过法律、话语、纪念还是赔偿，任何清算都无法真正公正地面对大屠杀事件。浓厚的悲剧意识贯穿于弗尔布鲁克的书中，使其不仅仅是信息丰富或发人深省，更是深刻地撼动人心，尤其对我这个读者而言。
《大清算》可以与其他一些关于大屠杀遗产的经典作品并列，例如彼得·海耶斯的《为什么？解释大屠杀》（Why? Explaining the Holocaust, 2017），戴维·克劳的《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The Holocaust: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 2019），冈瑟·勒维的《凶手 ：大屠杀杀手的世界》（Perpetrators: The World of the Holocaust Killers, 2017），索尔·弗里德兰德的两卷本《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1998 and 2007），以及劳伦斯·里斯的《大屠杀：一部新的历史》（The Holocaust: A New History, 2017）。
在这一已经被众多历史学家深入研究的领域，弗尔布鲁克的《大清算》在广度上似乎超越了许多作品。许多书籍通过个人的受害、苦难或作恶、共谋来讲述大屠杀的历史，弗尔布鲁克也采用了这种方式；然而，极少有书籍深入探讨大屠杀对幸存者和加害者家庭第二代的持久影响。弗尔布鲁克的作品在雄心与视野上极具胆识：她从1945年延续至21世纪10年代，叙述了大屠杀在刑事审判、赔偿计划、企业责任逃避、跨代幸存者创伤，以及作恶者否认责任等多方面的持续影响。这一切都基于她对正义的深刻理解与探究，很难找到其他书籍在这个领域能与其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