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 · 波普尔以两副学术面孔进入20世纪思想史：一副面孔是科学哲学家。他虽不是所谓纯粹的哲学家，但对科学界发挥的哲 学影响，几乎无人可及。另一副面孔则是政治哲学家。他以政治哲 学家的面目进入20世纪政治观念史。他对开放社会的辩护、对封闭社会的抨击、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以及对历史偶然性的揭橥，让他的名字在现代政治观念史上熠熠生辉。
波普尔与哈耶克：为自由主义重划边界
波普尔与哈耶克关系友好。两人不仅仅是同道，而且相互扶助和支持；两人都在英国大学长期任教，并且在此期间创作了他们主要的政治理论作品。在英国自由主义政治观念脉络里，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如果说17世纪英国人系统表达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政治理念，18世纪自由主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法国；那么到了19世纪，这个战场经过功利主义两三代学人的努力，又转回到了英国。边沁、詹姆斯 · 密尔和约翰 · 密尔父子，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英国产生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自由主义发生了两个方向的转变：一是以格林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接受黑格尔主义或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试图建构一个自由主义的新体系。二是英国自由主义走向了与社会主义的融合，这是约翰 ·密尔首开的思想传统。在政治上，密尔是公认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他高度关注社会主义的方案，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在社会上，他对工人运动的关注、对女性运动的介入，极大地修正了自由主义的关注焦点。
在20世纪的政治观念史上，一个曾经仅仅被视为经济思想的主张，也具有明显的政治观念含义。凯恩斯主义重视国家介入、政府调控、看低市场的主张，不说是社会主义的方案，起码是受相关理念影响的产物。这对自由主义的左转发挥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在整个20世纪，英国工党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方案的重要推手，既得到代不乏人的理论家们的阐释，也得到了政治家们的实践推动。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在英国已经变了味儿。这里的变味儿，是一个描述性而不是评价性的说法。
一个近似玩笑性的说法是，20世纪英国靠两个奥地利人挽回了已衰颓的自由主义的颜面：一位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卡尔 · 波普尔，另一位就是他的挚友哈耶克。两人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在英国的土地上重张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主流观念。因为两人都具有的一种战斗姿态，不喜欢这种思想风格或理论特点的人，将他俩称为“冷战 自由主义者”。这种说法固有批评的意味，但也点出了冷战时期那些捍卫自由主义的中坚理论家的关键特点—“冷战自由主义”确有其夸张政治对立、理论分歧和实践分流的成分，但也从根本上划分出了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不可混淆的界限，让人们无法在两者的根本分歧点怀抱一种含混的态度、一种调和的立场、一种融合的意欲。这未尝不构成人们认取现代政治观念是维护还是反对现代的判准。
对于20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自由主义三人，即伯林、波普尔与哈耶克，相比而言，后两人凸显了自由主义在冷战时期的悲壮处境，以及由此催生的紧迫危机感。作为俄罗斯移民，伯林深入英国社会而体验出消极自由的极端重要性，而作为奥地利移民，波普尔与哈耶克也痛感祖国的邻居德国尤其是纳粹德国对自由造成的根本威胁。不同于英国上层交际圈的宠儿伯林，身上带有一种贵族的雍容雅致，经济学出道时期的哈耶克在论战中败给了凯恩斯，这刺激他依循其师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与社会主义及其相关倾向的主张做不妥协斗争的路线，终生坚持一种强烈的政治论辩进路；而波普尔也对一切左倾的思潮、封闭社会的主张绝不留情，并对此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从而成为英国冷战自由主义的双璧。
虽然同处英国社会，但波普尔、哈耶克对人类所处危急状态的认知和感受明显不同于伯林。波普尔完全是基于对极权主义的愤懑而展开他的政治哲学思考的，这意味着他的姿态是战斗性的，他的写作是论辩性的，他的表述是批判性的。这自然带有以自由主义对抗极权主义的自觉意识。在哈耶克那里，对西方社会内生的、崇拜计划的社会主义与准社会主义思维，以及它的蓬勃发展，他怀有极度焦虑的心情，这是他不遗余力抨击社会主义的现实动力。同时，两人也发现了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短板，那就是由密尔等人表现出来的、想伸出手与社会主义联姻的阐释，已经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极大危害。哈耶克的战斗性比波普尔更强。这从前者向全球社会主义者发出面对面论战的战书上可以得到印证。从总体上讲，两者共同表现出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进行理论决战的姿态。
19世纪中后期生成的英国密尔式混合型现代政治观念，也就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文化新潮混搭的观念，逐渐赢得了从不同方向上呈现出的“好社会”欲求的认取。西方国家内部的这种政治观念倾向，以及苏东集团一时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让哈耶克和波普尔这两个奥地利人深感为自由主义辩护的紧迫性。固然，现代政治承诺有混搭的特点，但这种混搭并不是取消不同政治观体系的边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混同。混搭有思想边界要守，两人正是在这前一方面立足，展开其左派政治观念的批判行动的。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
波普尔的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20世纪政治观念史上的重要地位。一部是篇幅不大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也被翻译为《历史主义的贫困》。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有明显的区别。历史主义（historism ）最多是一种非常弱的历史决定论，它倾向于从既定历史经验中解释问题、寻求出路；而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 ）认为历史由伟大人物预定了发展方向，或由超越人力之外的既定规律主宰了人类的前行道路。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认为，人们必须承认历史决定论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个人试图描述整个社会的全部历史，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类历史的每一段经历—从一个人到一个群体，在既定时空中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人类关于过去经历的知识，不可能帮助人类预测未来。历史从来是没有重复的，它不可能通过一个单一的历史进程，从过去经过现在而无遮蔽地显示未来。故那种预测人类长远未来的发展规律是否可能，自在不言之中。
人类不能以所谓的规律预测未来，显然也就让人类无法对自己行动的后果完全成竹在胸。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因素是非常不确定和难以琢磨的，不可能有效地去控制人的行为；一切事务都在于行动中的、当下的个体怎样自主而理性地作为。因此，无论是按照科学的规律或者是按照科学规律来理解的社会规律，实际上都只能是假说。既然科学规律和社会规律只是假说，就需要接受严格的检验，它们并不是当然成立的。
波普尔指出，对人类历史发展来讲，历史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我们不可能用科学方法预测知识增长的状况，也不可能以科学方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在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作为预测未来的根据时，凡是那些试图为人类社会指出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强势的历史决定论，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一论断的针对性， 显然是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论” 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论，在理论上简明扼要，在表述上简单明快，让人们很容易接受人类社会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机械到辩证地发展的。波普尔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社会发展规律论是建立在未来可预知的基 础上的，它逾越了人类认识的最大限度，因此在知识上不能成立， 在实践上不可能实现。这一批评是否成立，不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假如必须面对历史决定论并对之进行辩护，对于波普尔提出的批评，我们如何予以审慎的对待。
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活生生的人促成的。历史决定论让人服从不可抗力的规律性力量，无疑是对人的一种贬低。一般指认的历史规律，只是指认者的一种预测，而不是历史呈现的真实规律。因为这种预测的准确性缺乏保证，它不可能以必然性面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自然也就不可能依照这种预测去付诸行动。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决定论并不是真正重视历史，它在对历史 做出诠释时，常常是把历史当作其阐释规律的注脚。历史决定论常常把历史中的相似性认作社会目的，这会导致一个矛盾：对历史规律的陈述与对未来的规划是错位的。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任何改变或进步都是未可预料的结果。对此，人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以高度集中的权力重新塑造社会，以期满足伟大人物所预测的历史规律，线性地逼近某一发展目标的事情，从未曾出现过。一旦出现类似尝试，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对三个伟大人物的批判
在部头较大的两卷本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将从古至今全力描绘理想社会的三位伟大思想家的方案，命名为封闭社会。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清理与批判。这一批判的宗旨是，清理伟人犯下的伟大错误。波普尔认为，对一切伟大人物的思想都需要进行批判性的理解，尤其是对那些刻画历史规律并推动人们服从规律而行的人物，需要加以拒斥。
在他们看来，个体的人是一个工具，是人类总体发展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他还发现，历史舞台上真正重要的演员要么是伟大的国家或伟大的领袖，要么就可能是伟大的阶级或伟大的观念。无论如何，他想试图理解历史舞台上演的这幕戏剧的意义；他想试图理解历史发展的法则。如果他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他当然就能预测未来的发展了。
波普尔认定，历史根本不可能预测，未来的走向不可能为人所把握。原因在于，伟大的人物也会犯下伟大的错误。因此，波普尔指出，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是要对这些伟大人物的伟大错误提出明确的批评：
如果本书就人类精神领袖中某些最伟大的人物讲了一些刺耳的话，我相信，我的动机并非是希望贬低他们。我的动机出于我的信念，即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伟人可能会犯一些伟大的错误；而本书所试图表明的正是，以往的某些最伟大的领袖支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不断攻击。他们的影响极少受到挑战，对那些文明赖其保卫的人持续地加以误导，并使他们产生分化。
波普尔为此强调，需要对自由主义长期主张的开放社会理念的对立面，也就是封闭社会加以清楚的认识。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史一个重要短板的敏锐揭橥。循此人们一定会发现，从古至今被人们一直尊崇的一些伟大人物，事实上严重误导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对政治的理解。他这本书针对的就是三个伟人：一是在西方约束了整部思想史的柏拉图；二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影响巨大、在英国名声赫赫，使人们不能不接受的深涩、深奥但系统、博大的黑格尔或黑格尔主义；三是对现代社会发生全面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我们千万要注意分清楚一个界限，波普尔并不是在诋毁马克思，他非常敬重马克思—要注意，他之所以要批判这三人，是因为他们对人类历史走向的影响极其重大、广泛而持续。波普尔早年是共产主义的信徒，终身保持了对马克思个人的敬重，所以他才把马克思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做出批评性分析，因而认为波普尔是在诋毁马克思是一个错误。在一个习惯了表扬性重视的氛围中，人们有必要开始习惯批判性重视。
对柏拉图的批判性分析，会引发相当强度的反弹。原因在于，就如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他与思想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共同撰写了《数学原理 》 （Principia Mathematica）—所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注脚。”因此，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首先将柏拉图当作开放社会的敌人，也就是封闭社会的第一个设计者，激起无数人的愤慨，以至在这部书出版后，西方有学者跟着出版了一部《保卫柏拉图》（In Defense of Plato ），来为柏拉图做出辩护。而目前在中国流行的施特劳斯主义的创始人列奥 · 施特劳斯（Leo Strauss ），更是毫不讳言地蔑视波普尔，说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欺世盗名者”。这有违施特劳斯学派所谓古典主义的高雅定位，因为施特劳斯对波普尔的评论，显得非常粗放、很不文雅。
相反，伯林和哈耶克很欣赏这部著作，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中对柏拉图的批评，才能使人们对柏拉图的解释尤其是其社会政治哲学的解释，显得不同凡响，由此终结西方千面一孔的解释模式、千人一面的解释进路。这也显现出现代政治观念史“混搭” 的特点，呈现出另一幅阵营对峙画面。没有壁垒分明的阵营，就没有政治观念体系的明确界限，当然也就不存在需要混搭的承诺了。
一个社会的发展，应当追求幸福还是避免痛苦？
在波普尔看来，无论是柏拉图、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显现出敌视开放社会而主张封闭社会的思维特点。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九章，他特别强调，一个唯美主义的、完善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的工程，是封闭社会的最大特点。他把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进行了对比性分析。
乌托邦方法可描述如下：任何一种理性行动必定具有特定目的。它有意识地且一以贯之地追求其目的，并且根据其目的决定所采取的手段，这同样是理性的。因此，假如我们想要理性地行动，那么选择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决定我们真正的或最终的目的，我们必须把它们同那些实际上仅仅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或中间步骤的中间的或局部的目的明确区分开来。
乌托邦工程实际上追求的就是完美国家，完美国家自然不需要借鉴外部任何东西，它也就必然是封闭国家。封闭国家或封闭的政治社会有最聪明睿智的政治家当政，这就是柏拉图寄予厚望的“哲学王”—以几何学精准度刻画的“理想国”的统治者。柏拉图主张社会正义，但正义就是按照既定分工，各司其职、各服其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秩序既定的社会，国王统治国家，武士保卫国家，工匠阶层提供物质。柏拉图既认为这种秩序不能变异，也反对阶层变化，对此，波普尔认其为封闭社会，实在不是歪曲了柏拉图。相反，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这种社会系统工程嗤之以鼻，主张社会发展依赖的是零星工程，这会塑造一个开放社会。
我认为这种思考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采用这种方法的政治家在其头脑之中，可以有或者可以没有一个社会蓝图，他可以拥有或者也可以不拥有人类有一天将实现某种理想国家、并在人世间达到幸福与完善的希望。但是他会明白，假如至善至美在任何程度上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它也是极其遥远的，而且每一代人，并且因此也包括所有在世者就拥有了一种权利；或许不是一种要求获得幸福快乐的权利，因为并不存在使一个人幸福快乐的制度手段，而是一种在能够避免的情况下要求不被造成不幸的权利。假如他们遭受苦难，他们有权利要求给予所有可能的帮助。因此，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
就此人们可以知晓，零星的社会工程是一种兜底的工程，是一种为避免恶行而非追求善行的奋斗行为。那种唯美主义的、完美主义的乌托邦工程，则是追求善性、幸福与理想的系统工程，是人类不具备完工能力的庞大工程。另外，这一批评实际上也暗含了对功利主义从休谟、边沁到密尔这条线索的否定。毫无疑问，波普尔所针对的正是纳粹主义以及相类的政治思潮。他的敏锐性在于，这提醒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追求的理想政治和理想社会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波普尔对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批评，可能存有偏倚之处。拒斥波普尔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评，是在西方思想世界中保持张力的必须。波普尔对三人思想内部的紧张有所忽略，这是反批评者痛斥波普尔的理由所在。就柏拉图而言，他的三部政治哲学著作之间就存在紧张，“在国家悬而未决情况下，政治家如何发挥技艺来治理国家，为国家编织一张密密实实之网”这一出现在《政治家》中的主张，就与《理想国》中的断言大不一样，到《法律篇》一书，虽然柏拉图设想的是依照君王制定法来统治国家，但确实与《理想国》《政治家》中的主张又不一样。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评，主要是基于《理想国》做出的。这就有可能出现偏失。不过，柏拉图既然在《理想国》中表达了“最优国家”的理念，那么波普尔基于《理想国》对柏拉图展开的批评就是正当的。因为波普尔批评的是柏拉图明确表述的主张，在理解柏拉图时，人们也不必要非从其完整体系出发。
波普尔对封闭社会理论的批评，是要为开放社会确定一个比较对象。在两相比较的视野中，类型刻画简略、晓畅，当然也就必不可免有缺陷。在对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做出经典性对比的基础上，波普尔以其可证伪的科学哲学思想，审视封闭社会，认为相对于开放社会而言，它丧失了成为正常社会的理由。正常的社会尤其是政治社会即国家，一定是自具权利的个体结合起来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抽象集体。
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
一个封闭社会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恰当地比作一个有机体。……一个封闭社会相似于一群羊或一个部落， 因为它是一个半有机的单位，其中各个成员由于有着半生物学的联系—同类，共同生活、分担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欢乐和灾难—而结合在一起。它又是各个具体的个人的一个具体的集团，不仅由于分工和商品交换等抽象的社会关系，而且由于触觉、味觉和视觉等具体的生理关系而彼此联结起来。
在此情景中，封闭社会就会是一个奴隶性的社会。相反，开放社会则是一个竞争性社会，个体争相展现自己的技艺与能力。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许多成员都力图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和取代别的成员的位置。这就会导致，比方说，阶级斗争这类重要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在一个有机体里面发现类似阶级斗争的情况。……
开放社会由于丧失了有机体的性质，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变成我称之为“抽象社会”的那种样子。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作为一个具体的或实在的人的集团或这些实在的集团系统的性质。
波普尔认为，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都是可以改变的。封闭社会的改变诉诸流血的斗争，开放社会则不必诉诸同样的斗争。封闭社会对开放社会的威胁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他对封闭社会的方法论特点， 也就是其本质主义的归纳、其历史决定论的基本断言及其根本缺陷，在前面论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时已经提到，这里不再做分析。
波普尔对封闭社会归纳的典范性足够，但周全性不足，人们有理由批评、指责他。在封闭社会需要一种典型性概括的情况下，波普尔基于开放社会对之的提要钩玄，是颇富启发性的。尤其是在两种社会状态下，这种启发尤为珍贵：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的倡导中，对于现代政治观念的两大基本体系之间的关系，人们重视其形式上的一致性远甚于看重其实质的相异性，以至忘记了现代政治观念必须坚持的底线诉求；二是自由民主在与苏东模式的极权主义竞争中胜出后，人们忘记了苏东阵营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以至左派论说改头换面，再次登场，让人们为超越所谓资本主义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固然是现代社会的两种端点性现象，但波普尔对封闭社会的批判起到的共同提示作用，毋庸讳言。
现代政治观念的演变，有它的节奏、主题的转移、交互的影响，相互借取资源已成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竞争着的多方无须恪守“现代”底线。当竞争着的一方获得所谓大胜时，它自身潜藏着的问题或弱点就会暴露出来，一旦它对自己暴露出来的弱点心生讳饰、又缺少对手的有力挑战或参照框架，它就会丧失思想的自我淬炼与升华能力，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掉进曾经强势、如今弱势的对方理论的陷阱之中。如果人们遗忘了波普尔对封闭社会的批判，一定会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波普尔对封闭社会的典范性归纳，在知识上具有清晰、明白、晓畅、不妥协、彻底性等特点，促人保有政治知识上的警惕感；在实践上让人拒斥对国家有机体的尝试，致力保全一个社会与国家中个体成员的权利，并将之作为维护现代政治机制和体制的核心任务，在政治行动类型上保持警觉性。
波普尔批评的尖锐性、知识的互显性、实践的倡导性，似乎有被淹没的危险。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方案，对这些社会政治方案，人们需要心怀波普尔式的警觉：在不同的政治知识与实践方案中，发现彼此的优劣短长，并紧紧抓住现代政治观念的核心价值，牢牢紧握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才能避免再次掉进封闭社会的陷阱。波普尔的时代价值便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