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它是一条鲶鱼，是激活一潭死水的另类
在商科教育的变革浪潮中，金李从世界顶尖的第一代商学院中走来，在深圳这片热土，他致力于将南科大商学院打造成第三代商学院的标杆。
他的愿景是构建一个创新融合的生态体系，紧密联结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董超：当时选择南科大商学院，是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吗？
金李：我是2021年的时候，那是在疫情中间，我当时有一年的休假，我就跟北京大学领导申请说我来深圳，来看一看一个跟北京截然不同的城市，一所跟北大截然不同的学校。
在这一年中间，我能感觉到深圳和南方科技大学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文化氛围，当时我的很多同事领导就动员我说，说你在北大，无论是学校本身，还是它的经济管理的学科都已经是中国最完整的，应该说想要继续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有一所年轻的大学是一个振翅待飞的，是蓄势待发的那么一个状态。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学术带头人能够带领着经济管理的学科能够发展得更好。
董超：大湾区的环境，对南科大这样的年轻高校有哪些独特的滋养？
金李：大湾区的文化为南科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果在2012年的北京诞生一所新学校，它不可能像南科大在大湾区这样迅速发展。
一方面，深圳的经济高速发展，需要一所与之匹配的顶尖高等教育机构。所以它愿意集全市之力，拿出深圳的千分之一的面积，2平方公里，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最好的地方去发展这样一所大学。
另一方面，深圳的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氛围，为南科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南科大从一诞生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或者说得不客气一点是一条鲶鱼，是一条激活一潭死水的另类。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南方科技大学在很多方面都是属于很出格的，甚至是让很多领导有点头疼的。
只有在大湾区这样充满改革开放精神的地方，才能包容和支持这样一所创新型学校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深圳，就没有南科大。
董超：深圳作为先锋城市，为南科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看咱们商学院也一直强调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合，您觉得南科大商学院在这6年左右的时间里，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金李：在国内高校中，我们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方面已经走在前列，但与我们自身的定位相比，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首先，从国际化程度来看，南科大商学院的国际教师比例超过90%，这个比例其实是远远超过国内的所有头部的985高校。但我们又是一所扎根中国大地的学校。特别是商学院的发展，离不开深圳和大湾区这片沃土。
我们积极与企业建立密切联系，真正了解在中国市场上奋斗的企业家的疾苦。如果再加上一个定语，我会说，我们是最了解中国的国际科创商学院，也是最了解国际的中国科创商学院。
董超：您一直提到要建设全球一流的科创商学院，“科创”这个词能否请您具体解析一下？
金李：科技创新、科技创业、科技金融，这是我们提到的三个与科技紧密相关的概念，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我有时会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
天时。我国的传统制造业已经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内卷”。我们的强大产能不仅满足本国需求，还能供应全球——比如光伏产能能满足全球需求的250%以上，电动汽车也是如此。但我们的科技水平还不够，在国际经贸往来中，我们常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因为高端产品生产不出来，容易被别人“卡脖子”。所以，从国家需求出发，我们必须提升科技水平，以科技创新和创业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地利，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作为中国最开放、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深圳的使命就是引领中国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发展。
人和。南科大是一所以科技见长的大学，“科技”就在校名里。从诞生之初，我们就提出了“创知、创新、创业”的口号。“创知”是在知识层面，实现从0到1的科学发现；“创新”是从1到100，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企业生产线；“创业”是从100到1万甚至1亿，培育具有强大科技属性的新时代独角兽。
因此，科技创新创业早已融入南科大的血脉。我们全体南科大人，有一个强烈的夙愿：配合中国进入科创时代，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科创的引领者。如果把粤港澳大湾区比作中国的“硅谷”，那么南科大应该是这个“硅谷”里最亮丽的科技创新创业学术名片。
董超：在近代人类工业百年甚至200年的发展史上，硅谷创造了无数奇迹。如果具体到商学院，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您怎么形容商学院这种作用？中国的商学教育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金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工作了10多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商学院，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美国的商科教育引领全球，商学院最初的概念是发现经济管理、市场营销、金融等一系列学科的实践价值。但在我的观察中，第一代商学院，包括哈佛、牛津，仍存在一个严重不足：它们大多处于相对封闭的学术象牙塔中，处于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状态。
第二代商学院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调整，更加贴近实践、贴近企业家需求。如果说第一代商学院是学者的商学院，以学术体系为导向；而第二代商学院则是为企业家服务的商学院，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提供实战知识，帮助企业家补齐知识短板。在这方面，我国的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做得很好。它们是独立的商学院，不是大学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更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能够灵活了解企业家需求，为其量身定制课程和研究方向。
我们现在打造的是第三代科创商学院。这是时代和国家对南科大商学院的历史召唤。与第二代商学院相比，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能够集全校之力，在科技创新领域推动管理实践，实现商科与科技的深度交叉融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创商学院或第三代商学院。
我们能够在内部打通商科与理、工、医、生等学科。我们商学院的许多教授同时也是隔壁理学院或工学院的双聘教授。他们可能在企业联合实验室开展研究，从最初的科技发现（0到1），到成果转化（1到100），再到项目落地、公司上市（100万到1亿甚至10亿），整个过程中的实践问题会直接带到商学院课堂。我们培养的人才也会充实到这些科学家的项目组或未来公司中，从而打通商科教育与科技创新的生态链。
董超：我们过去常说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但当科学家怀揣科技成果去创业时，就会发现一系列问题，毕竟他们并不在同一个专业赛道上。
金李：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我不是科学家，但我有很多科学家朋友。他们经常交流自己的苦衷：很多科学家既不擅长也不喜欢管理企业，因为管理企业和做科学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科学家追求的是非黑即白的真理，而企业家面对的则是纷繁复杂、需要灵活应对的现实。企业家不能过于绝对，有时需要做出中庸的妥协，应对各种琐碎事务。
因此，在帮助科学家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帮助他们更早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当企业脱离他们的舒适区时，最好的选择可能是交给助手、学生，甚至聘请专业的职业经理人来运营企业，我们称之为“接力跑”。
董超：就是各自在最擅长的赛道上完成最精彩的一段奔跑。
金李：是的，术业有专攻。
董超：如果南科大的商学院能在第三代商学院中脱颖而出，未来在大湾区为科学家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金李：我经常提到一个概念，叫“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的交叉融合共生生态。这是支持中国科技创新必须建立的生态。只有这三者充分打通，才能形成一个全链条融合的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所以，“交朋友”这个词非常重要。
目前，很多科技创新创业过程中，这三者是割裂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缺乏信任，因为不了解而产生信息不对称。比如，科学家认为自己的技术很重要，股权分配时希望占据90%甚至95%；反过来，也有企业家利用科学家对市场和管理的盲区进行误导。
投资家在这个过程中也非常重要，很多创业者抱着忽悠投资人的态度，隐瞒企业问题，导致后期出现信任危机。
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是科技创新时代的三个重要元素，缺一不可。如果南科大商学院能在第三代商学院中脱颖而出，我希望它能被大家记住的，是我们成功地将这三者打通，形成一个共生融合的交叉体系，并在中国做出有益的探索。
董超：南科大商学院目前有哪些创新项目或具体工作来推动这一目标？
金李：我们在两年前启动了一个“科技管理学者”项目，目的就是把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放在一起，共同学习、交流、建立信任，形成一个紧密的社区。
这个项目主要面向大湾区，80%的参与者来自这里，还有20%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四川等地。参与者大多是企业家，同时也有来自金融机构（如松禾资本、同创伟业、基石资本等）的资深人士，他们以合伙人以上级别身份参与课程。
除了商学院教授外，我们还邀请了大量在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的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南科大的科学家。他们会带着平均年龄45岁左右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参观实验室，展示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这个过程非常有趣。有时科学家会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最前沿的研究，企业家却只是点头不语。直到科学家提到某个“顺便”的项目，企业家的眼睛才会亮起来，主动要求详细介绍，甚至提出合作意向。这说明科学家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项目，往往不是企业家认为最有市场价值的。
董超：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敏感度确实不同，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视角。
金李：是的，科学家的最终目标是解决人类探索未知的奥秘，而企业家则更关注如何从这些成果中找到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商业价值的机会。
二、未来40年，我们会培养出大量诺奖得主
在教育教学之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金李不断奔走呼吁，积极为国家金融发展、民生福祉建言献策，以躬身入局的姿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深入探索的实践。
董超：我们一直在强调科技金融强国和科技金融的发展，您长期研究科技金融，对科技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有哪些思考？
金李：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让金融在中国的科技创新创业生态中发挥关键作用。南方科技大学在2022年底成立了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这也是广东省首批省级重点实验室之一。
现在，对于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创业，我们提出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口号，但这其实很难。从市场和资本的角度来看，传统金融机构往往不太愿意涉足这一领域。
董超：因为风险比较大。
金李：是的，而且他们“看不懂”。大部分传统VC/PE从业者都是金融出身，很多人是文科背景，对科技他理解不深不透，因此不敢投、看不准。
一方面，他们缺乏对未来科技走势的深刻洞察力，担心投错方向。并且这些项目可能需要10年才能成熟，其间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太大，所以他们有些胆怯。
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除了给钱之外，无法为企业提供其他帮助。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传统金融机构在科技金融赛道上的作为。
我们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的重要使命，就是一以贯之地借助南科大强大的科技生态优势，帮助投资机构寻找未来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科技赛道。在企业与投资机构初次接触后，我们还希望为被投企业提供更多的赋能，包括技术赋能、人才赋能、资金赋能，以及前面提到的信任加持。
董超：除了这个体系，政策和环境体系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支撑？
金李：当然。目前很多资金未能成为长期耐心资本，是因为政策环境尚未充分匹配，未能激发市场资源自动流入长期耐心资本的动力。
我们在政策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呼吁。例如，在税收方面，我们能否出台一些激励政策，鼓励更多资本成为长期耐心资本？在国外，耐心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养老资金。美国约26%以上支持科技创新生态的资本来自养老金，而我们国内到去年底的统计数字只有0.5%左右，差距巨大。
在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的呼吁下，国家也在有序推动相关政策。比如，我们从2018年开始在30多个城市试点，允许个人每月拿出1000元、每年12000元开设税收递延型养老金账户。今年开始，这一政策准备在全国推广。这也是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提倡的：大力发展养老金融，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激活居民对储蓄养老和养老第三支柱的重视。
董超：还有一个现象被几代学者反复思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其他领域的顶尖学者，与西方顶级院校相比差距还这么大？
金李：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焦虑感，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因此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要求。
其实，我们真正进入现代化社会还不到100年，真正开始繁荣富强的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这40年里，我们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我们解决的是生存和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开始探索前沿科技问题。
我相信，在未来40年，我们会培养出大量诺贝尔奖得主。目前，我们在理工科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我们南科大的老师，他们所做的研究在我看来已经是接近诺奖的水平了。
董超：一直在大学校园里工作，会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
金李：大学是思想的发源地。年轻人正处于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阶段，和他们在一起，首先会让你自己始终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我经常看着一批批南科大的学生，还有以前在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来了又走了。
每一次，他们都会带走我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新的东西，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学生”。
在我的前同事和领导眼中，南方科技大学科创商学院就像是一张白纸，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常说，你可以把在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看到的全世界最优秀的商学院的实践经验，以及那些你觉得略有遗憾、美中不足、尚未实现的想法，都在这张白纸上尽情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