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瑞
（中国地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春节前夕，华北某乡镇小学教师王强（化名）在批改期末试卷时，突然把红笔重重摔在桌上。“拼音声调全错，补全句子写不出完整通顺的话，现在连‘春节’的‘春’字都能少一横。”这位从教十三年的教师对着同事们感慨，“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莫名其妙了！”这句看似武断的抱怨，却并非空穴来风。办公室教授其他科目的老师同样发出吐槽：三年级孩子上课时突然站起来拍桌子大喊“某某某是傻X”，随即和那位同学扭打在一起；因为管理纪律时训斥了几句，二年级的孩子下课后就合伙儿偷偷往老师杯子里倒粉笔末；行课过程中，学生突然把作业递到讲台，原因竟是觉得吓一吓老师很好玩……
这样来看，一线教师们口中的“问题学生”似乎一届比一届更多了。“我真的觉得不正常的越来越多，不是学习差，是那种精神异常、发育迟缓、多动、读写障碍、严重自闭、跟人无法正常沟通、想嚎叫就嚎叫想发疯就发疯的不正常孩子越来越多。我十二年前刚上班的时候，全校也就那么一两个，后来每个年级一两个，今年直接一个班有三个”
“我妈是小学老师，三年网课前听她念叨班上的孩子顶多是不写作业，笨或者懒，网课三年后尤其这几年带的班，每班少说一个抑郁症。最好笑的是有一次一个孩子拉裤了怕同学笑话把粪便坐扁后装饭兜里带走了”
“现在的小孩，除了很笨记性差，和以前小孩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不努力，爱走神。以前小孩成绩再不好也会赶作业，问问题。现在的动不动就说‘那咋了’‘想鼠’‘曼波’一类的网络俏皮话”。
这种情况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扰乱正常教学秩序，加重一线教学负担，隔阂“师—生”、“生—生”和“家—校”关系。据调查，一些乡镇学校的班级规模保持在三十至五十名学生之间，在此情境下，教师需要分配很大精力来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的存在自理难题，如日常生活如厕、甚至是生理期的管理，均需教师和热心同学的协助。另一些学生则可能表现出多动症状，难以长时间静坐听课，会随意离开座位，发出异响，或做出不自主的身体扭动等异常行为，干扰到课堂秩序，需要教师频繁地进行引导与提醒，这无疑会对正常的教学进度构成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存在所谓的“学弱生”，在缺乏有力的医学证明的情况下，需要纳入班级期末成绩平均分核算范畴并给任课教师排名，令教师苦不堪言。
在家校关系方面，对于特殊需求的孩子而言，及早进行干预和治疗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现实中却常有家长不愿正视自己孩子可能存在的问题。通常，在孩子一年级入学的第一个月，老师便能敏锐地察觉到一些端倪。但出于对孩子和家长的尊重与考虑，老师往往难以直接与家长沟通这一问题，而只能采取委婉、侧面的方式进行提醒。回想起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家长们或许已经多次听到过老师类似的隐晦反馈。遗憾的是，每当老师试图反映这些情况时，家长们的反应往往不尽如人意：有的情绪激动，坚决否认孩子的问题，并反称学校推卸责任；有的则故意岔开话题，不愿深入探讨。这种不理解、不配合的态度，往往最终导致了孩子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令人扼腕叹息。
那么，为什么这几年“不正常”的孩子越来越多了？或许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智力退化，而是新一代乡村儿童在多重挤压下的集体性认知塌方。
第一，短视频算法围城：被数字鸦片摧毁的注意力边疆
教师孙奚（化名）发现班里超过七成学生能模仿短视频网红“跳坤舞”，唱“苹果香”、“孤勇者”，说“你干嘛，哎呦~”，却无法连续阅读10分钟课文。她所带班级的40人中，确诊发育迟缓、自闭症或多动症的学生多达5人。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八成以上青少年每周都会上网，自主拥有的上网设备中以智能手表、平板学习机最为多见，41.2%的青少年用家长或他人的手机上网。另一份调查显示，农村6-12岁儿童日均使用电子设备达4.2小时，是城市儿童的1.6倍。当算法工程师精心设计的即时反馈机制，撞上留守儿童缺乏监管的成长环境，便造就了无数个“电子难民”。
短视频快速呈现和即时满足的特性，让孩子期望迅速获得信息和快乐，导致耐心降低，专注时间缩短，难以长时间深入思考和学习。孩子长期沉迷短视频，大脑会形成“蜻蜓点水”式的注意力分布，不断切换注意点以追求新刺激，使注意力稳定性变差，在学习等活动中易分心、走神。短视频多为碎片化信息，长期观看会使孩子习惯于被动接受，懒得主动思考，进而影响前额叶的认知功能发展，导致孩子在面对复杂问题时难以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思考，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这种数字代偿与教育妥协的双重作用，正在制造海量的“功能性文盲”——他们能操作复杂智能设备，却解不出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
第二，手机养娃困境：被异化的家庭教育图景
目前，乡村养育面临着一个的残酷真相：家长图方便直接给孩子玩手机。这种“电子带娃神器”的泛滥，催生出新型代际创伤。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显示，留守儿童家庭中，祖辈监护人日均陪伴学习时间不足，而通过零食玩具补偿愧疚心理的家长占多数。更隐蔽的危机来自教育期待的扭曲。“粪便装饭兜”事件，实质是焦虑症儿童病态自尊的极端表现；“家长拒绝特殊教育”现象，则暴露出农村家庭对教育分层的集体性恐慌。当城市中产在“鸡娃”与“佛系”间精准调控时，乡村家庭正陷入“放任不管”与“过度补偿”的钟摆式困境。
研究显示，前额叶主要负责注意力、推理决策、情绪情感、社会认知等多方面的高级皮层功能。它的发育始于妊娠第3个月，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期。神经发育的过程就是在包括短视频在内的各种外界因素刺激下，大脑神经元之间的不断修剪和连接的过程。过度沉迷手机，会令孩子的多巴胺长期处于高水平、多巴胺受体数量下降，导致情绪调节失衡，孩子易出现情绪波动、冲动等问题，影响前额叶对情绪的控制功能。缺乏现实社交还会使孩子减少现实中的面对面交流，影响其沟通能力、同理心等社交技能的发展，进而影响前额叶在社交认知和行为调节方面的功能发展，导致孩子在真实社交场景中出现障碍，难以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乡村养育中“电子带娃神器”的泛滥，不仅折射出家庭陪伴的缺失与教育方式的扭曲，更深刻地揭示了代际创伤的新形态，而用“没有钱”“每天忙的要死哪有时间管”“太累了，懒得管”来作为懒惰式教育的托辞未免过于牵强——毕竟生育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不爱可以不必生育。
第三，基因与保胎：技术干预伦理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不正常”孩子越来越多的原因，网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有网友认为，“因为学历高的普遍晚婚晚育和不婚不育，低学历的早入社会的生的孩子占大比，在普通三四线城市更为明显，基因和家庭环境等多方面造成大部分孩子其实是比较笨的。说白了就是笨的人生的孩子越来越多”，还有网友认为“以前的医疗条件差，孩子生下来都是优胜劣汰，差的就早夭了，剩下来的都是优秀的。而现在，保胎技术越来越好，所以啥样的孩子都能活下来”。
保胎技术的成功应用，无疑为许多家庭带来了希望和喜悦。然而，当这些经过保胎技术挽救的生命进入成长阶段后，一些问题开始逐渐显现。由于保胎技术往往只能挽救生命，而无法完全消除潜在的遗传缺陷或健康问题，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学习和行为上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保胎技术的普及可能导致了一种“幸存者偏差”的现象，即那些经过保胎技术挽救的生命，可能只是众多潜在问题儿童中的一小部分“幸存者”。而那些因自然选择而未能存活下来的孩子，则可能被忽视或遗忘。这种偏差可能导致我们对“问题学生”现象的理解出现偏差，从而无法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但不可否认，技术是时代前行的车轮，保胎技术的飞跃为无数家庭点亮了希望。面对伴随而来的“问题学生”现象，我们不应畏惧退缩，更不应否定技术进步的意义。关键在于，我们要精准驾驭技术之力，强化教育研究与支持体系，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宜的土壤中绽放。同时，技术与伦理的天平需谨慎平衡。保胎技术虽能跨越生死界限，却非完美塑造生命的神笔。每个生命都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技术的边界不应触及对生命本质的轻慢。在尊重生命、守护尊严的前提下，推动技术与伦理的和谐共生，方为明智之举。
如何破局？重建乡村教育共同体是关键，因而需要构建三层缓冲带：其一，建立“数字宵禁”制度，对未成年人电子设备使用实施分层管理；其二，推广“特教资源教室”模式，通过巡回指导教师为特殊儿童提供支持；其三，创建“家庭教育银行”，将家长教育投入转化为信用积分，用于兑换教育服务。
所谓“笨学生”“不正常学生”，不过是教育系统缺陷的人质。破解这场困局的关键，不在于寻找更聪明的学生，而在于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生态。或许就像某所小学围墙上的标语：“每个孩子都是待点燃的火把，而不是待填满的容器。”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唯有让教育的火光抵达每个褶皱中的童年，才能真正照亮乡土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