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皇帝居于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一特征，在明清两代尤为鲜明：皇帝不仅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且因宰相制度废除，皇帝须亲自理政，故同时亦成为政府首脑。皇帝理政的重要形式，就是处理国家的政务文书。
自清雍正朝起，奏摺逐渐取代此前的题奏本章，成为最重要的政务文书。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皇帝的奏摺批阅这一重要的国务活动，是否有过完整的训练？
清朝在雍正帝之后，历任统治者的即位年龄分别是：乾隆帝24岁，嘉庆帝36岁，道光帝38岁，咸丰帝19岁。当他们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开始批阅奏摺之时，皆已成年，此前已有过较完整的教育和政务训练，故其批摺的训练过程，我们不得而知；而同治帝、光绪帝分别以5岁、4岁的幼龄继位，而后方开始接受教育，故我们可推测，他们的经学教育、书法训练、奏摺批阅，都是在继位之后从零开始的，有着相应的过程。
那么，他们阅读、批示奏摺的本领，来自何处，又有怎样的训练过程？这种训练，是否暗示着他们日后治国思路的源起或影响治国的决策？
书房功课与“习批摺”
由于《起居注》并无亲政前皇帝批答奏摺的记录，我们只能从帝师翁同龢的日记中寻找此事的蛛丝马迹。实际上，批摺练习并非光绪一朝仅有的现象，少年同治帝同样经历过这一训练。翁同龢在1870年8月30日（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日记中记：“始抄奏摺十件，请上每日阅看。”时同治帝已满14岁，当天是他真正接触奏摺之始。
此时，同治帝的汉文老师有李鸿藻、倭仁、徐桐等人，翁同龢是其中之一，他于五年前即奉旨“在弘德殿行走”。从翁同龢的记载来看，李鸿藻等人为同治帝进讲的日常功课包括四书、《左传》、《礼记》、《周易》、《尚书》、《大清会典》、《明史》、《资治通鉴》、古文、古诗，同治帝须频繁接受作诗、作论的练习，这些作诗文的功课，主要由翁同龢出题批阅。
（翁同龢）
起初，同治帝对看摺一事尚感新奇和兴趣，为了便于把握整篇奏摺的意思，他“用笔摘记事由”。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对此兴致索然了。
从1871年2月开始，看摺、讲摺成为固定的日常功课，安排在每天午后进行。翁同龢日记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条记载：“照常入，读尚可，巳初一退，生书五刻，熟书六刻，讲《书经》三刻。午初二来，午正二入，看摺二刻多。讲《明史》及论共三刻，古文、诗三刻，写字一刻，以后拟每日如此，故备著之。”小皇帝对读摺训练越来越不上心。
翁同龢曾记同治帝“看摺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有时“讲摺尤不着力”，讲摺时“仍嬉笑”，甚至为抗议读摺、讲摺而大闹，翁同龢等不解其故，只能感叹“真无可如何也”。
为了给亲政后理事做好准备，两宫太后时常询问、检查同治帝的功课，其中对“看摺”一项尤为关心。
1871年4月，两宫皇太后检查了同治帝的功课，然后传旨给皇帝的师傅们，说小皇帝读书“不过磨工夫”“见书即怕”“认字不清”，还特别强调说，“看摺奏要紧”。翁同龢等人甚感惶悚不安。
当年11月的一天，两宫皇太后在检查同治帝功课后，说他“未能用心，昨令读摺不成句，又讲《左传》，则不了了”。同治帝已近16岁，读摺已满一年，对奏摺尚不能准确断句。他的表现，让李鸿藻伤心自责，与翁同龢“言书房诸事，哽咽而已”。当时离同治帝亲政之期只剩一年，李鸿藻深知小皇帝的学业及处理奏摺的能力远未达到亲政理事的要求，但也只是无可奈何。
（李鸿藻）
要适应亲政后的政事需要，仅仅读摺、讲摺是不够的，同治帝也须经历“习批摺”的过程。1872年初，由于翁同龢丁母忧离开书房，现有文献记录中已难找到同治帝练习批摺的记录，但现存的奏摺原本，却可讲述这一事实。
相比同治帝，光绪帝奏摺功课就要长得多。同治帝14岁才将看摺列入功课内容，光绪帝则最迟在9岁就已开始接受奏摺“讲习”。翁同龢在1880年9月12日（光绪六年八月初八日）日记中记：“巳初一刻（9:15），上始到书房，撤去生书，馀照常，未讲《鉴语经世》，以殿内所存摺进讲数叶，未初三（13:45）退。”次日又记载：“读佳，讲摺，未初二（13:30）退。”这是翁同龢首次在日记中记录进讲奏摺的情况。然而，这很可能是零星的插曲，光绪帝系统接受批奏摺的练习，还是在两年之后。
如前文所述，据《翁同龢日记》1882年4月18日的记载：当天，慈禧太后发下臣工奏摺60件，皆一两开，命于书房日日讲习。此时的翁同龢已不同于同治年间，他是光绪帝的首席教师。当时同在毓庆宫授课的，还有工部左侍郎孙家鼐、内阁学士张家骧。他二人的本职、资历皆低于已位至工部尚书的翁同龢，且入宫授读的时间也比他晚。
翁习惯在日记中记录授读的重要细节，供此后自己查阅。考虑到这两层因素，可大致推测4月18日那天是慈禧太后首次批量发下奏摺，供书房讲习。尤其是发下奏摺皆为一二开这一细节，更能说明问题。这些奏摺篇幅极短，显然是供入门之用。看摺、讲摺，从那时起就成了光绪帝书房功课的一部分。
在习批摺之前，光绪帝早已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1876年5月（光绪二年四月），五岁的小皇帝正式入学读书。他的功课从识字开始，在此后六年，先后读过四书、《帝鉴》、白居易诗、《孝经》、《诗经》、《易经》、《尚书》、《尔雅》、《礼记》、《左传》，翁同龢等人经常为他讲解实录、圣训、《开国方略》，他也经常利用上述经典作为材料，写作史论。这为光绪帝读摺、批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882年4月，光绪帝开始大量读摺，当时发下60份奏摺供讲读。
年底，慈禧太后又让军机处续抄奏摺20份，继续在书房讲解。这些，都是熟悉奏摺的第一步。
1883年，小皇帝年满12岁，他开始练习处理政事。翁同龢在元旦日记中记载，当天，慈禧太后面谕：“皇帝好学，日近诗书，自明日起，当同在座，以后早事皆拟亲裁。”所谓早事，是指围绕奏摺处理而展开的批示、见起、讨论、拟旨等工作的总称（详见第二章）。也就是说，光绪帝的奏摺功课，从之前的书房进讲，扩大到了当面听审。2月15日，翁同龢又记载光绪帝听取奏摺的拟旨程序：
卯正三刻（6:45）入见于西暖阁，上亦在座。宝相递摺，上接阅，颇用心，自首至尾，不少忽也。每一摺毕，太后降旨、枢臣承旨后，仍于上前复述之。应放两缺，太后以朱笔授上圈之。是日凡五摺两单，为时较久，凡三刻五分而退。
这是记载当日军机大臣“见面”的情形。军机大臣“见面”，是在慈禧太后阅摺并发下军机处“接摺”之后。主要是处理当天慈禧太后发下阅览的奏摺。她口授谕旨，命军机大臣撰拟意见。光绪帝在这一过程中，仅充当听众。在接下来的放缺程序中，为了训练光绪帝，慈禧太后指导他使用朱笔完成了这一步骤。
回到书房里，光绪帝就不仅仅是听众了。听完师傅讲摺后，他会“习批摺”。翁同龢在当年9月10日记载，“辰正三刻到书房，耽搁二刻入坐，生书未读，讲明史高兴，熟书照旧，膳后习批摺亦用心，未初三退，连日功课似有进境。”这是翁首次记载光绪帝“习批摺”的情况。
此前，日记中对奏摺功课的写法，仅限于“看摺”“讲摺”，而此后，则大量更换为“批摺”。这说明，光绪帝奏摺功课的主要内容，已有所转移，更多地是亲自动笔批示。他的批摺功课，常安排在其他课业内容之后，是每天功课中最后的部分。
光绪帝批摺的功课，主要由翁同龢、孙家鼐指导。翁同龢曾在1883年（光绪九年）的一条日记中记载：“书房功课仅可，膳后工夫长，未正始退，余益必欲批摺多几句也。”他和孙家鼐也偶因批摺闹些意见。如1886年9月3日（光绪十二年八月初六日），翁同龢记载：“作诗，昨批摺语，燮兄以为未惬，余不谓然，颇龃龉。”
随着讲读的深入和批摺练习的增多，光绪帝的功课也日渐进益。《翁同龢日记》1884年3月25日条记载：“到书房早，作论尚好，后半用心，膳后批摺，未改一字，皆进境，馀功平平，未正退，径归。”1885年1月9日条记载：“无起，作论一首，不费力，甚清畅，可喜，膳后批摺亦然。”
1885年之后，光绪帝讲摺、习批摺的功课日益频繁。翁同龢在当年3月16日记载称：“功课如式，膳后请作数行论，盖拟以论与诗、摺轮日间作，庶几以此替早晨一段功夫耳。”可见，练习批摺，此时已定期进行，成为光绪帝功课中固定的一部分。进讲和批示的奏摺，也逐渐有所选择。
（影视剧中的光绪帝）
《翁同龢日记》1886年7月24日条记载：“功课如昨，枢廷送抄洋务摺五件备进讲。”这里明显可见讲读的针对性。批答奏摺是亲政后光绪帝最重要的日常公务，慈禧太后也就对练习的功课表现出重视态度。翁在同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是日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太后与上南向前后坐，凡三刻五分退。首书房功课，对温书及近日批摺作诗情形，因言宜定心作沉着工夫。”
然而，光绪帝毕竟尚在童年，深宫之中的生活单调且压抑，小皇帝读书时常心神不定，有时也难免脾气暴躁。《翁同龢日记》1883年3月28日条载：“膳后如式，然因讲摺稍长，即不愿，奈何，奈何！”
次年4月16日记载：“膳后讲摺至未正，此亦常事。而张公上即不欲读，已而忽下座传散，余执不可，则大怒，排门而出。余等固请还座，讲他事以移之，稍定。”1885年10月22日又记：“膳后批摺，馀照常，总未能用心也，未初二退。”小皇帝的心情与脾气难免影响功课与批摺，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朱批字体时而工整，时而潦草的现象。
年幼的光绪帝在书房中同样会闹情绪，程度却不同于同治帝。入学那年，翁同龢、夏同善为他讲解人心道心之分，光绪帝懵懵懂懂地说：“吾作事皆依道心也。”他在读书时，不太安分，常玩弄表，孙家鼐曾试图用“静坐之法”矫正，未果。这种脾性也反映到批摺上面。因此，光绪帝这一时期的朱批，常有先工整、后潦草，前后书法不一的情况。
例如1884年5月，署理湖南布政使庞际云上奏，建议在按察司内设立专局，清厘历年积案。光绪帝细读奏摺，用工整小字在行间批示心得之处。对闾阎琐事，他议论说：“闾阎琐事，于听讼时留心访察，亦尽心民事之道，但必出于诚心方好，若卖弄精神，自矜察察，循良之吏尚不出此。”
读到摺中提到的“讼棍”，他义愤地说：“此等人最为闾阎之害，乃政中之害马也，急宜除之。”对摺中所述熟悉律令的候补人员，他批示：“陶熔出一二好州县，吾民受福多矣！”等读到奏摺末尾，须对全篇进行总结批示时，光绪帝显出了一些不耐烦，字迹由工整楷体变为行草。不过，他仍有长篇批示：
《左传》曹刿与鲁庄公论战，谓大小之狱，必以情，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汉宣帝有言，使吾民无叹息愁苦之音者，政平讼理也，安民之道，息讼为先。今之为治者如此，鲜矣！该署抚能见及此，其细心讲求，实力奉行毋怠。
对于光绪帝能勤于政务，慈禧太后和翁同龢等人似并无疑问，他们只担心小皇帝不够耐心、沉静，因此，时有规劝。在光绪帝亲政前半年，翁同龢曾在他面前“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动也。”翁向慈禧太后报告光绪帝读书批摺功课后，慈禧太后也表示“宜定心作沉着工夫”。
总体而言，翁同龢对光绪帝的批摺功课，虽有时也表示“总未能用心”，但更多的时候，是夸他“进境”“批摺好”，与此前对同治帝流露出的无可奈何，对比鲜明。
看摺、“习朱批”，是同治、光绪帝亲政前书房功课的一部分，意在为亲政后的亲裁政事做好准备。同治帝因学业进度较慢，性格极顽皮，开始看摺和练习朱批的时间也较晚，在1870年满14岁时才开始练习读摺，在1872年亲政前不久才开始练习批摺，且批示内容极为简单，皆为例行公事，这种风格延续到亲政之后，实际上把军国大事尽委诸朝臣。
光绪帝则不同，他学业进步较快，性格内敛，自我克制力远强于同治帝。他在1882年即11岁时，就开始系统的读摺训练，至迟在1883年，开始练习批摺，至1887年正月亲政，他的练习时间超过四年。
光绪帝练习功课的朱批内容极为丰富，很少批“知道了”“依议”例行字句，对奏摺内容多有详细的指示和论述。这种风格，延续到他亲政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