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廉”关 过好年
1950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马 萱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是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也是考验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时刻。1950年2月1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当时,领导干部是如何度过一个既温暖、有人情味儿,又风清气正的传统佳节呢?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居民欢度春节。
一则开宗明义的公告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随后,他集中精力主抓政务院机构的建立。在组建过程中,他负责挑选各级领导人选,后经充分协商,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9日,任命了副总理、政务委员、正副秘书长和政务院所属部、委、院、行、署的负责人。随后,他请来各部的正副部长说明任务,并诚恳地要求大家处理好合作关系。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在第一次扩大政务会议上,他明确宣布:“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11月1日,各部门正式办公。
政务院建立后,周恩来要求各部立刻着手制定出各种基本工作条例,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先不拟条文,等习惯养成后再定,问题是工作中缺乏一致性;另一种是先定许多条文,定得很细密,缺点是容易束缚人,有些还行不通。就这样,他建议:先作个大致的规定,不必太详细,一面不束缚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面又有章可循,约束自由主义。根据该建议,政务院先后制定《政务院组织条例》《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关于任免工作人员的暂行办法》等条例。
此外,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政务会议的作用。会议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他们中既有董必武、陈云、李维汉、罗瑞卿等中共党员,又有黄炎培、谭平山、章伯钧等富有政治经验的民主人士。政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每星期一次。他将这个会议看作是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更妥善地作出决策的重要方式。会上,人人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随着年关将至,新中国将迎来第一个春节。对于饱经战乱的百姓而言,这是多年未有的太平年。当时,百废待兴,经济和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中央人民政府对百姓如何过好年给予高度重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狠抓党风政风,坚决杜绝春节期间借机浪费、贪污的现象。
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全国人民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放假3天。此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百姓过好春节。如规定除必要的活动、程序外,一律不准铺张浪费、增加百姓负担。在《关于开展年节、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的指示》中,要求一切文艺活动“都要切实注意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工作,不违背节约,并力求与群众的政治文化学习相配合”。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新年画在印刷上“必须避免浮华,减低成本,照顾到群众的购买力,切忌售价过高”。
1949年12月30日,政务院第十三次政务会议记录(部分)。
12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秘字第一五八号公告”,即《政务院关于元旦春节不许宴客拜年的公告》。第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该公告:“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除放假外,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许相互拜年。”直奔主题,没有任何繁文缛节。
194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政务院公告各级政府人员年节不许送礼宴客》的消息(中央档案馆 藏)
按照民间习俗,春节期间,人们会走亲访友,互致问候,但也有一种传统陋习在旧时官场盛行,那就是乘辞旧迎新之机,“进贡朝廷,打点官吏”。政务院在春节将至的时间节点发出公告,意在倡导新风,破除陋习,防患于未然。公告的主要对象是“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其言行举止关乎党的形象,对整个社会风气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聚焦的问题为宴客、收送礼物、相互拜年。其实,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对革命胜利后的自身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就做了清醒预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所以政务院在公告中针对节日易发、频发的常见问题,强调“一律不许”,措辞严厉,不留余地,充分展现出拒腐防变、保持艰苦朴素本色的决心和态度。
这个春节不拜年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城市承受着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经济震荡。当时,周恩来曾多次强调: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后经他的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云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从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在陈云的领导下制止了几次物价上涨,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全国财经工作统一调度的作用。
1949年夏收之后,政府需要大量投放货币收购粮棉。不法资本家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并抢购纱布、五金、化工原料和煤炭,于10月掀起全国物价暴涨风潮。为此,党和政府精心部署了一场集中调运物资、适时抛售的“经济战”。从11月1日起,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集中调运,并指示国营贸易公司在控制住主要物资的同时,趁抢购风盛把呆货(即滞销的货物)、冷货(即不热销的货物)抛给投机商。
11月18日,政务会议讨论物价问题。陈云在会上报告当前物价上涨的状况和原因,指出解决的基本办法是“多生产些,少用一些”,并说:“现在要借内债,或则发行公债吧!”周恩来作结论时说:“我们应当说,今天的困难都是为胜利而担负的。为了要取得胜利,有许多事情就不可能不担负起来。”“为什么物价上涨呢?基本上还是因为开支很大,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然会上涨。为什么开支很多呢?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在这些新地区内一开始又不可能收入得很多,而担负就会增加。所以这种担负的增加是必然的过程,胜利的过程。它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物价上涨、负担增加的没落过程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向人民说清楚,这种胜利的负担一时还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厉行节约等具体措施。随后,在陈云的主持下,这些措施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
11月25日,当各地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统一行动,敞开抛售主要物资,使市场行情大幅度下跌。同时,又催征税收,收紧银根,冻结贷款,向投机商几路进兵,迫使他们不得不将高息拆借资金囤积的货物贱价抛售,且愈抛愈贱,直至周转不灵。这个过程为财经工作实现全面统一准备了条件。
1950年年初,为了保障春节前后的物价稳定,陈云领导财政经济委员会掌握了10多亿斤周转粮。同时,还提出拟于2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并将会议主题明确规定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认为“此事势在必行”。2月13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陈云主持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初稿,并进行了两次修改。开幕式上,他作了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讲话,并分析当前财政经济的基本情况:财政支出超过概算,财政收入(公粮、税收)未收齐,收支机关脱节;公粮、税收都在省、县之手,中央只出不进;中央过去靠发行,去年是百分之六十六靠发行,到今年1月份还未变。这种情况必然乱及金融物价,因为现在全国都通了,天下英雄好汉都挡不住物价,一有波动必然影响全国。为此,他提出公粮、税收一定要征齐;组织编制委员会与仓库清理委员会;财经一定要统一。他不回避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会遇到困难,指出要区别小困难和大困难:“统一是小困难,不统一是大困难,宁可小困难,实现全国统一。”“收入都交出来怕支出不能保证,我们可以按月保证支付。但遇到收入困难,不能全支付时,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后方是死不了人的。这都是小困难。如不这样做,则物价波动,关系全国四万万七千万人,后果严重。”他要求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要有全局观念。“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
会议期间,恰逢春节。2月17日(大年三十),陈云在办公室召集部长研究财经工作。临别时,他对大家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我不给你们拜年,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待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陈云对各位部长提出春节不拜年的这个建议,一方面是遵循此前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元旦春节不许宴客拜年的公告》;一方面也是希望部长们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在家中思考一下,来年的工作重点抓什么,怎么个抓法。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倡导人们尤其是为政为学之人,要多思、静思、退思、深思等,散见于许多典籍之中。无非是告诫人们特别是官员和知识分子,要善于思考和总结过去,总结自己或社会、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利“思往知今”“鉴往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国事纷纷,政务繁忙,大家确实难得静下心来进行“三思九虑”。这也不失年节中吹起的一股新风。
正是有了中央领导们的精心部署,在1950年春节后开市的第一天,上海市粮食、纱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开供应,挂出的牌价还是和春节前一样,使投机资本家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的企图破灭。同时,北京市粮食分公司也提前在先农坛市场零售粮食,牌价仍照休市前的价格,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来源: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作者:马 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