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在宋史里允文允武，但在宋史里非议颇多，被认定为奸臣，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乌台诗案”中构陷苏东坡，差一点要了苏东坡的命，可问题是，此人却能领兵平定叛乱，诗词水平更是不亚于苏轼，这也许就是他的双面人生吧。
提及舒亶这个人，大多数人都比较陌生，但提及差点导致苏轼丧命的乌台诗案，却是无人不知，而弹劾苏轼作诗讽刺朝政。主导乌台诗案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舒亶。
乌台诗案是在宋神宗元丰二年发生的，这应该是北宋时唯一的一个文字狱案件，要知道北宋文化昌明，厚待士大夫，几乎没有因言获罪的事情，所以实际上乌台诗案是跟新旧党争有关系。
这事儿是当时的御史舒亶从苏轼的《湖州谢上表》里挑了些话，还有他以前写的诗，说苏轼诽谤朝廷，弄出了这场文字狱。宋神宗听取何正臣、舒亶这些御史对苏轼的告发后，就让太常博士皇甫馔去湖州把苏轼缉拿回汴梁。
苏轼被押到汴梁后，被关进了御史台的大牢里，舒亶在这个时候，把苏轼写的诗牵强附会，乱扯一通，硬往上扣罪名，就是想给苏轼定罪，打苏轼在牢里关了一百多天，差一点就死了。后来经过好多人帮忙，苏轼才没被处死，当年十二月这个案子结了，他被发配到黄州。从元丰三年到七年，苏轼在黄州待了五年。还有二十多个官员也受了牵连，这在宋代历史上是很出名的一个文字狱。
在这里必须要指出一个问题，北宋的御史是个什么样的职位？自秦朝开始，御史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专门负责监察朝廷官吏。所有的皇帝对御史这一官职重视非常，明确支持御史台长官对于官员的弹劾，宋朝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
御史台官员就是负责弹劾官员，具有风闻奏事得权力，为了让御史没有负担，历朝都规定，御史弹劾官员没有政治责任，在朝廷中监察权独立运行，监督和弹劾的权利不受任何高级官员限制，包括皇帝。当然与此同时，为保证御史的权力不会过大，御史台官员的官位大都很低。御史台最下层的官员侍御史，官位五品，俸禄比不上一个小县令，而御史台的领导在各朝代中的最高也只有二品。
以卑秩尊，以小制大，御史官员一方面有历代皇帝直接给予保障的巨大的参劾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御史基本是面对哪怕当朝宰相，他们也是照参不误。包拯就当过御史，他曾言：“盖朝廷纪纲之地，为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为称职，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因此舒亶弹劾苏轼属于职责所在，与何正臣刻意构陷的出发点不同，他是完全出于公心。
宋英宗治平二年舒亶高中进士，在二十三岁被授予临海县尉。虽然品秩不高，但舒亶为官刚正，因被下属不孝，激愤之下将其斩杀，事后自请革了官职回家。可此事很快被王安石知晓此事后，王安石十分欣赏他的侠义之气，将舒亶提举为审官西院主簿。
舒亶由此正式进入北宋朝堂，可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出使西夏，划定宋夏疆界。而在此之前他没有从事过任何“外交”工作，当时的北宋与西夏刚刚交战完毕，大败而回，西夏借机狮子大开口。舒亶在此情况下，毫不畏惧，也不带护卫，单枪匹马进入西夏营地，在西夏达成协议，功成归朝后，舒亶升任奉礼郎。
熙宁三年，王安石变法紧锣密鼓展开，舒亶自然成为拥护新法的一员，期间经监察御史张商英推荐，进入台谏中心担任监察御史里行，此后在御史台干了十多年，几年之后，就发生了那件让舒亶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被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任后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叫《湖州谢表》，其中有几句话被“新党”拿过来过分解读，认为苏轼有讥讽的意思。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因此被捕押往京城，同时还有数十人受到了牵连。但实际上，乌台诗案是北宋朝廷政权斗争的一个缩影，没有这乌台诗案，也会出现“红台诗案”、“蓝台诗案”一类的事情。
早在熙宁四年，苏轼再一次于朝廷上公开表示对新法的反对，同时一一列举了新法诸多弊病，对此御史谢景向宋神宗上奏弹劾其过失，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自请离京，而一路之丧，苏轼碰见老百姓受新法的迫害，一时感慨下笔作诗，这诗如果是别人写也就罢了，但苏轼不仅仅是一个在朝廷为官的文人，更在整个北宋文坛都有着极高声誉，影响力太大了。
对此新派官员十分紧张，他们意识到，苏轼的诗作已经超越了一般诗人，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逾越了政治秩序，将引导舆论，于是在元丰二年三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与舒亶进呈诉状，称苏轼讥讽朝廷、讽刺新法，言论流布甚广，同时御史中丞李定上呈《钱塘集》，详细注明苏轼对朝廷的不敬，一一列举他此番行为在朝廷和民间掀起的风言风语。而舒亶的作用就到此为止这里，以后再也没有与苏轼有任何交集，至于后期宋神宗大怒，一封圣旨把苏轼送进大狱，和舒亶并没有多大关系。
舒亶的作用，仅是履行了自己作为御史官员的职责，就是发现有对朝廷不利的地步，便像过去弹劾任何一个官员一样，呈上证据。他在弹劾的奏报中写道，苏轼的作品“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就凭这一句话，后世人就把弹劾一事全都扣在了舒亶头上。再就是台谏在宋代实际已经成为皇帝的私人监察系统，舒亶作为台谏长官，自然要以皇命为准绳，秉持皇帝意志为指向，也就是说，舒亶的行为是皇帝意识的体现。
舒亶从监察侍御史知杂事、到拜御史中丞，十余年间做到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舒亶“错事”就做了这一件，但他更干许多好事，比如弹劾朝中官员与地方官相互勾结，剥削百姓，造成民生凋敝，指责京官子弟交谒宾友的风气提出禁止，舒亶因工作不力，上表神宗皇帝，自责“臣正以督责官属为职，实无幸免之理”，他自己请罪，罚了自己铜十斤。舒亶能够秉公治案，处事果决，深得得神宗嘉奖。
舒亶先后审理郑侠狱、太学狱、乌台诗案与陈世儒案，被屡屡升官，委以重任，成为神宗在位时位极一时的御史权臣。台谏任职五年，舒亶连续弹劾了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章惇、曾巩、刘挚等宰相级别大佬，轻者罚钱，重则丢掉官位，罢出京城。舒亶如此急进弹劾，背后肯定宋神宗的悄然默许。舒亶虽是新党，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人，也因此，在元丰末期，他舍弃党派利益而劾张商英，而绍圣年间他也没有回到权力核心。
元丰六年正月癸巳，御史中丞舒亶与尚书省就录目一事产生矛盾，宋神宗倒向旧党。此前，王安石已罢官回乡，新党内部矛盾不断，宋神宗在此情况下将42岁的舒亶罢黜。就此舒亶一直闲赋在家，一待就是11年。
但谁也没有想到是，宋徽宗登基后，起用53岁的舒亶改任荆南府奉命平叛。让御史台的官员领兵打仗，宋徽宗真会用人啊，预料不到是，舒亶平定了地方叛乱，收复诚、徽二州，但刚刚平定叛乱不久，舒亶病逝于军中。享年六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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