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通过率不足50%的数据公之于众，当集采药品疗效争议登上热搜榜首，公众的质疑声浪直指医疗体系最敏感的神经。
这场始于药品质量的争议，实质上掀开了中国医疗体系积弊的冰山一角。从药品审批到器械采购，医疗腐败的触角早已渗透到整个产业链的毛细血管。当我们凝视这些被曝光的黑色交易，看到的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是一个庞大系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性溃败。
一、医疗腐败的全产业链图谱
药品审批环节的“绿色通道”早已沦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郑筱萸主政时期，国家药监局每年批准上万种新药，其中大量是“换汤不换药”的仿制药。
某药企负责人曾坦言：“那时只要交足‘加快费’，三天就能拿到批文。”这种审批放水直接导致我国仿制药质量参差不齐，为后来的"无效药"泛滥埋下祸根。
医疗设备采购的暗箱操作已形成完整利益链。广东高州人民医院原院长王茂生收受2亿回扣案中，从CT机到心脏支架，每台设备的采购价都虚高30%—50%。这些"溢价"通过层层分包、关联交易等手段洗白，最终转化为院长、科室主任、采购人员的私人账户存款。据行业统计，三级医院设备采购腐败案件发生率高达67%。
在药品销售终端，回扣经济构建起庞大的地下分配体系。某跨国药企内部文件显示，其在中国市场推广费用占营收比例高达35%，远超国际平均水平的12%。这些费用通过学术会议赞助、课题经费、讲课费等形式，构建起医生处方权的变现通道。一个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隐性年收入可达合法收入的3-5倍。
二、系统性腐败的制度温床
“以药养医”的畸形生态催生腐败基因。公立医院财政补偿不足的先天缺陷，迫使医疗机构通过药品加成、检查提成维持运营。这种制度性缺陷将医院推向市场化的深渊，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公立医院药品收入仍占业务收入的35.2%，远高于发达国家10%以下的水平。
医药不分家的体制困局形成闭环腐败。从药品审批、招标采购到临床使用，各个环节的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某省医药招标办主任落马后交代，其办公室抽屉里常年备着数十张不同姓名的银行卡，每张卡对应不同企业的“打点费”。这种权力垄断为寻租提供了天然土壤。
监管体系的碎片化导致监督失效。药品监管、医保支付、医疗服务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形成"九龙治水"的监管困局。在郑筱萸案中，本应相互制衡的注册司、安监司、药典委等部门负责人集体沦陷，暴露出“行业自律”在绝对权力面前的脆弱性。
三、在医疗领域，必须实行重典主义
2007年7月10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枪声终结了郑筱萸的生命，这位前国家食药监局局长因受贿649万元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位被处决的部级官员。
郑筱萸案发时，正值中国医药监管体系初创阶段。其通过"地标升国标"政策漏洞，将药品审批权变现为个人提款机，直接导致全国17万个药品批准文号中15万个存在造假。时任审判长特别强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据闻，在生命之火熄灭的前夜，郑筱萸写下了《悔恨的遗书》。他说，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经过痛苦的反思，郑筱萸终于有所悔悟。他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账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
最后，郑筱萸哀叹，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从2007到2023年，医疗腐败年均增长率达23.6%，但死刑适用率下降92%。
这种剪刀差背后，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项经济犯罪死刑的法律调整，更是腐败形态从"权力寻租"向"系统渗透"的质变。当腐败从个人行为演变为产业链运作，单纯的死刑威慑已难以撼动既得利益集团。
18年后的今天，当广东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王茂生涉嫌收受2亿回扣的案情被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曝光，公众不禁发问：为何涉案金额激增数十倍的案件，反而不再适用极刑？
据专题片披露，茂名市纪监委对医院有业务往来的数百家供应商排查后发现，王利用职权，为多家供应商在药品、耗材、医疗器械采购及工程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从中大量收受回扣。前前后后，收受回扣额竟高达2亿余元！
这么多的现金，怎么藏呢？王茂生还动了番脑筋，找一关系户出资，在当地买了一套房，装修时，在阳台专门设计一个隐蔽夹层，用来藏收受的钱款，外边再用柜子遮挡。好家伙，2亿多元呀，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50万买一辆豪车的话，这些钱，可以买400辆这样的豪车呢！拿这么多钱来作甚呢？我们这些局外人，真的是难以理解！同时也非常震惊，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的医院院长，回扣竟然可以拿到2亿多元！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有些职业、岗位是万万不能“玩忽职守”的，比如军人，玩忽职守极易使国门洞开；比如警察，玩忽职守极易使社会陷入混乱；比如医生，玩忽职守极易使病人面临灭顶之灾……
而郑筱萸正处在一个万万不能“玩忽职守”的极端重要的岗位上，他可是国家食品药品最高监管部门的“一把手”呀，他的一举一动，关涉亿兆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稍一疏忽，就会使毒药、假药肆虐华夏，荼毒生灵！正如审判长所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呀！
明•裴一中《言医•序》曰:“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
“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说得太有道理了！
作为医生，只有拥有一颗佛心、良善之心，才能成为一个普度众生的称职的医者。而从宽泛意义上讲，制药之人也是医者，而且是更重要的医者。那么，肩负医药监管之责的人呢，则是更更重要的医者，必须是大德大善之人才行，因为他们手中，握着一国之民的生命安危啊！
因此，对于医疗领域的腐败分子，必须继续实现重典主义，该杀的，必须杀！
四、制度重构与价值重建
带量采购政策正在重塑行业生态。第四批国家集采平均降价52%，冠脉支架从1.3万元降至700元，直接挤压灰色利润空间。但集采执行中出现的"唯低价是取"现象，需要建立更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将药品有效性、企业创新能力纳入考量维度。
医疗反腐需要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深圳建立的"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药品使用异常波动，已成功预警多起商业贿赂案件。这种"制度+科技"的监督模式，正在改变运动式反腐的局限性。
薪酬制度改革是破冰关键。三明医改将医生年薪制与药品收入完全脱钩后，医务人员人均阳光收入增长35%，而药占比从46%降至17%。这种“腾笼换鸟”的改革思路，为重建医疗价值体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站在新医改的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腐败分子的围猎与反围猎，更是医疗体系价值重构的深层变革。当仿制药疗效争议演变为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这或许正是推动制度变革的契机。医疗反腐不仅要清除寄生于体制的蛀虫，更要重建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坐标，让白衣天使的翅膀不再沾染铜臭。
而当下的医疗反腐，正经历从血刃明梏到制度重构的历史跨越。当腐败进化出金融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新形态，单纯依赖重刑威慑犹如以中世纪长矛对抗隐形战机。唯有构建"技术防御+制度隔离+文化重建"的立体防线，才能实现从震慑到预防的根本转变。郑筱萸的枪声不应成为绝响，而应化作制度建设的警钟——在清除腐败土壤的战役中，最锋利的武器永远是阳光。
这场关乎生死的制度突围，终将在法治完善、监管强化、价值回归的多重奏中，迎来破晓的曙光。
来源：仕道儿，作者：仕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