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虽然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还没有出土过任何与“夏”有关的直接证据。
事实上，关于夏朝的很多考古发现及其解读，都是以商文化为参照物进行的合理逆推。考古学专家通过对比郑州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的前后继承关系，最终判定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而殷墟文化因为有了甲骨文的支持，属于晚商文化则没有什么争议。
二里岗文化的典型遗址代表分别是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而与偃师商城直线距离仅仅6公里的二里头遗址，却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性。凡是商文化序列，炊具为鬲；而二里头文化序列，炊具则为罐，至于纹饰上的差异，就更大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河南焦作境内发现了两处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存—李固遗址和赵庄遗址。李固遗址出土大量陶鬲，而罐却少见，文化面貌与河北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相同；赵庄遗址则出土大量深腹罐，罕见陶鬲，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高度相似。
这两处遗址所在的区域，刚好是文献记载提到的古羊肠坂道（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说明《战国策》认定夏朝疆域北界在羊肠一带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此外，遗传学家通过对比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出土人骨遗传数据惊奇地发现，偃师商城人群与二里头人群的遗传关系甚至不如二里头人群和山东、山西这些更远地区的人群关系亲密。说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确来自两个相互对抗的群体，导致二者的互动交流并不频繁。
而从文化变迁的宏观层面观察，二里头文化属于明显的“西北系”，它的文化因素中能发现甘肃齐家文化、陕西石峁文化的诸多元素。而二里岗文化则属于典型的“东北系”，它的前身先商文化（又叫下七垣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河北漳河流域。
此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也经历了一次此消彼长。
当二里头文化处于鼎盛时期时，二里头遗址修建了多处大型宫殿建筑和服务贵族的手工业作坊，二里头文化的控制范围涵盖了河南中西部以及山西南部、湖北北部一带，并在晋南修建了东下冯军事堡垒，用于这里的铜矿资源。
在豫中和豫东一带，还发现了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郑州东赵等几处二级二里头文化聚落，带有明显的外围防御性质。
而此时的商族群还处于下七垣文化时期，文化遗址普遍没有大型城邑，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显然还属于部落族群。但到了公元前1600年左右，这种二里头强而商文化弱的文化格局被打破。
首先是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聚落大幅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显示降幅达到58.3%），取而代之的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大量增加。特别是在二里头遗址6公里外，新建了偃师商城，内有宫殿区和府库遗迹。
其次是二里头遗址以东的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郑州东赵等二级二里头文化聚落，都有意识地按照二里岗商文化的传统对聚落布局进行了重建。
最后是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遗址附近建起了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而豫中地区则修建了规模比偃师商城大8倍的郑州商城。
自此，商文化彻底完成了对二里头文化故地的全面取代。
所以，从文化面貌更迭的角度观察，二里头文化无论就敌对关系还是地理位置而言，都指向了夏王朝。
但问题在于，考古虽然可以观察到一个文化群体取代了另一个文化群体，但这种观察是宏观层面的，时间跨度很长，并不能直接反映改朝换代。
比如，偃师商城修建时间的碳十四测年上限为公元前1600年，而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下限却到了公元前1520年，二者相差80年。如果把偃师商城修建时间作为夏商分界，那么夏朝的灭亡持续了近80年时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文化层中，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任何战争破坏或毁弃宗庙等外地入侵的考古依据，反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二里头文化四期时，遗址内甚至还新修了3处建筑，铸造的青铜器数量、种类也在增加。
这跟陶寺文化晚期时王族大墓被挖开、妇女被辱、宫城内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人骨的惨烈景象完全不同。
面对这一矛盾景象，考古工作者认为“在二里头（夏或早商）到汉代将近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墙的”，都城的防御体系主要依靠的是王朝强大的军事、外交以及设在都城周围的二级堡垒，这就是“大都无城”理论。
结合《吕氏春秋》“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的文献记载，商汤在相继灭掉二里头以东的韦、顾、昆吾（疑似对应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郑州东赵)等几处忠于夏朝的诸侯国后，所直面的是一个被剪去羽翼且无险可守的对手，这种情况下夏桀弃城而逃也在情理之中，也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二里头遗址内没有发现战争迹象。
但是，这一推测也疑点重重。
首先，2024年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对外发布，“在与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隔洛河对望的古城村，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3条壕沟和1道夯土墙，推测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这对“大都无城”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
其次，商汤行军路线“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得到了《吕氏春秋》和《清华简·尹至》的相互佐证，《墨子》论述中也明确提到商汤大军由西面而来，祝融在夏城的西北隅放火为信，商师得以从西面城墙进入。
此外，商汤在行军过程中还需要“升自陑”（翻越地势险阻）”，继而“升道渡河（渡过黄河）”，最后和有莘氏联合，“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
可见，黄河、有莘、有娀、鸣条这几个地理位置，是判定夏商决战的关键坐标。对此，古人也早有推测：孔安国曾言“（鸣条）地在安邑之西”，《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亦提出“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即多数人认为鸣条之战发生在晋南。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简单梳理。
从考古发现来看，夏桀可能固守的地方有两个，分别是河南偃师（古伊洛）的二里头遗址和山西夏县（古安邑）的东下冯遗址，这两个地方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且都发现了外城墙、大量箭簇等军事设施，既有夏族群基础，也有满足防御的基本城防设施。
商朝建立后，则分别在这两处地方修建了偃师商城、东下冯商城，用于监视和镇抚，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两处地方还存在大量的前朝遗民。
而从文献记载来看，夏桀之都也有两个地方，分别是山西夏县（古安邑）和山东济宁，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是因为学者对有娀、鸣条究竟在何地的解读不同所导致的。但无论哪种解读，文献记载都是不支持夏商大战发生在二里头遗址一带的。
那么二里头遗址对于夏桀甚至夏王朝而言，就只剩两种猜想。
第一种猜想，二里头的确是夏桀之都，夏桀感知到来自东方商族群的军事威胁后，未抵抗即逃亡它处（未接刃而桀走），二里头被遗弃，故而没有战争痕迹。
第二种猜想，夏朝实行多都制，二里头只是夏朝故都或承担礼仪用途的祭祀之都（夏社），并非夏桀的政治中心，故而商汤对于二里头并无军事进攻的必要。
事实上，根据二里头考古统计，40多年来，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总数为400座，但墓圹面积超过2平米的贵族墓葬只发现9座，暂未发现王族大墓。
其中，只有3号基址3号墓发现高规格的绿松石龙形器，但墓主却也同时随葬了铜铃和海贝串成的项饰，表明墓主并非君主，而是祭祀的巫师（《诗经》：“龙旂（旗）阳阳，和铃央央”）。佐证了第二种猜想。
所以，如果夏桀之都在安邑，那么既能合理解释文献记载中的商汤行军路线，同时也符合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考古发现。
但这里还有个疑问没有解决，那就是东下冯遗址同样没有发现夏商鼎革的确凿证据。
事实上，纵观整个二里头文化，出土器物的比例是礼器多而实战兵器少，说明在当时，战争并非常态。我们再以商朝为例，商朝最强盛的武丁时期，对外征战的最高峰兵力也只有1.3万人，其中还有1万人是由诸侯方国拼凑的。
可见，夏商时期的军事进攻和防御，更多的是依靠一个核心加多个诸侯方国的联合。而当夏桀失去对“九夷之师”的调动权，又失去韦、顾、昆吾三个忠心的外围方国后，夏朝已经从天下方国的宗主降格为一个普通的方国。
此时，商汤的灭夏其实已经完成了，这跟后世商周牧野之战仅仅打了一个早上，就宣告殷商灭亡有点类似。周武王对于商朝实际上的都城安阳，也仅仅是派三监进行监视，而未实际进入。
除此之外，北京大学的孙庆伟教授研究发现“东下冯和二里头在核心器物群炊器和酒水器方面几乎没有交集”，主张东下冯文化更应该看作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说明二里头和东下冯之间，出现了“割裂”。按照这个理论，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
夏朝晚期时，作为夏王朝昔日故地的二里头，可能早已倒向了商族群，故而在文化面貌上呈现于延续性和一片繁荣景象。《墨子》和《尹至》《尹诰》等文献曾言：“汤奉桀众以克有夏”，说明在商汤伐夏时，确实有不少夏民倒戈加入了商汤阵营。
从这个角度看，二里头虽然可以视作夏晚期都邑，但商汤所灭的夏，却并非是二里头为代表的伊洛平原夏族群，而是盘踞晋南的另一支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