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央军、东北军、粤军、桂军、川军、湘军等部队，大约70万人先后投入战场血拼，占当时全部180万野战陆军的40%左右，形成了“举国出兵抗日”的浪潮，于是如今的网络上，个别人发出了“貌似灵魂般的拷问”：这么大的抗日阵仗，怎么不见八路军参战？
先说清楚，南京政府正式同意红军改编，并且授予番号的时间，已是1937年8月22日，而淞沪会战爆发的时间是8月13日。换句话说，当淞沪打起来的时候，还没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支部队，甚至都不能“合法”地东渡黄河。
关于陕北红军主力改编的谈判，早在1937年2月开始，前后谈了六轮，期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是光头委员长贼心不死，在日寇尚未全面侵华的情况下，不太愿意给红军以合法的地位和番号，更不愿意给红军必要的编制。
期间周副主席在西安，跟顾祝同多次交锋，又两上庐山直接跟委员长交涉，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委员长的态度才有所改变，改变归改变，在整个七月份剩余的20多天时间里，军政部还是没有正式下达相关命令。
如果红军此时东渡抗日，那属于抗命通过其他防区，晋绥军甚至敢开火阻拦！某种意义上，淞沪会战的爆发确实跟八路军的成立关系颇大：上海不打起来，红军改编的问题还得继续拖延！
一、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作战序列
南京军事委员会8月22日发布改编令，我党随即召开了三天的“洛川会议”，确定了方针和改编细节，至8月25日向红军各主力部队，正式发布了我方的改编命令。而在这一时间点上，东条英机的“蒙疆兵团”已攻陷察哈尔全境，兵锋直指山西大同！
注意日军最初侵华的主力，当然是“北支派遣军”，也就是后来的华北方面军，夺取平津并且企图占领整个华北的时间，还要早于入侵淞沪的“上海派遣军”！上海的鬼子要打，难道华北的鬼子就不打啦？
当八路军完成改编和换装，集结于黄河西岸准备渡河之际，敌蒙疆兵团已经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太原危急，山西危急，八路军最紧迫的任务，当然是配合阎老西和卫立煌的作战，防止整个山西落入敌手！
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委员长在红军改编的问题上，一直扯东扯西不上道，致使谈判迟迟没有结果；淞沪枪响后，为什么态度变得积极了？还不是因为大部分陆军都调去上海，迫切需要八路军出动，顶上华北前线。
抗日军兴，全国兵力是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统一划分序列和指挥调度的，八路军成立之初，即已确定隶属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老西；因此不久以后，我们的朱总司令，也出任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每个战区都有固定的作战区域，第二战区包括山西全境、河北绥远各一部地区，这里已有鬼子的华北方面军、关东军蒙疆兵团在入侵！而淞沪战场属于第三战区，八路军放着眼前的鬼子不打，舍近求远去上海干啥？军事常识上都说不过去。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在只有华北一个抗日战场时，南京当局对于红军的改编，仍持消极态度，致使谈判迟迟没有结果，要不然七月底就应有改编令的下达，而实际情况是，红军主力只能原地待命。
正是因为华东抗日战场的开辟，让南京当局痛感可战之兵不足，在大部分精锐陆军调往淞沪的情况下，才迫切希望红军参加华北抗战，委员长也终于松了口风：允许设“路军”总指挥部、允许编成三个师。
比如罗卓英第18军，原本奉命增援平津战场，军列已经开至河北保定时，才接到转赴淞沪的命令，至于西北头号主力胡宗南第1军，也第一时间开往上海，造成华北能打的部队，实在不敷使用。
二、南京不会允许八路军进入江浙沪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没有人会预料到，上海南京武汉都将很快失守，而江浙沪那是委员长的统治中心区，怎么可能容许八路军的势力进入？当年红十军团挺进闽浙交界地区，南京方面急得都快疯了，俞济时、王耀武等嫡系统通出动。
后来为了围剿粟裕的“挺进师”（红十军团余部），委员长把看家本钱第18军都派到了浙江，罗卓英大兵压境，就是不想给红军游击队，在江浙地区有任何的生存空间，至于财赋中心的上海，那更是严防死守。
换句话说，委员长最忌讳我党的武装力量，出现在江浙沪地区，这一点也可以从新四军成立后，被划定的作战区域中看出来，相比于陕北的八路军，在皖南完成集结和改编的新四军，是不是无限接近南京和上海？
理论上说，新四军隶属于第三战区的作战序列，然而给新四军划定的作战区域却是：“在南京以南的不大地区中，进行破坏铁路、公路，扰击敌人”，军部首长在报告中同时抱怨：“划给本军的活动区域比较狭小，几无回旋余地”！
甚至是宁沪杭沦于敌手以后，第三战区仍然不许新四军进入该地区，因此陈毅、粟裕率小部队奋勇东进，插到沪宁沿线的敌后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时，其实属于“抗命之举”，一度不得不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号。
包括新四军挺进苏北，之所以出现摩擦以及爆发黄桥战役，皆是因为如此，对于委员长来说，哪怕是被鬼子占领了，我党武装力量出现在江浙沪地区，也是绝不能忍受的，这才是深层次的原因。
抗战后期，粟裕曾率新四军第1师主力渡过长江，深入到浙江西部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且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结果是不但要打日本人，还要面对顾祝同第三战区的疯狂围攻，也就是著名的“天目山反顽战役”。
苏浙军区部队痛击顽军，在浙西山区站住了脚，顾祝同也无可奈何，及至抗战胜利重庆谈判时，委员长开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江南新四军必须全部撤回江北，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延安的指示，1945年10月，苏浙军区主力部队与地方干部渡江北撤。
委员长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防范尚且如此严密，又怎么可能调用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投放到淞沪战场，扎根壮大了怎么办？这不是痴人说梦嘛！
三、八路军也无调往淞沪的实际可能
至八路军全部东渡黄河完毕的9月底，日军在上海的兵力猛增至20多万，中国军队的调兵高峰期也过去了。一方面是淞沪不大的地区，兵力密度达到空前，继续增兵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到了9月底，战场形势已非常不利了。
参战主力第8师、第59师、第61师、第67师、第77师、第90师及税警总团等，在日军的立体攻势下，10月初都被迫相继退出原有阵地，此后一撤再撤，完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委员长第一次下达了总撤退令（第二天变卦）。
退一万步说，即便军事委员会调动八路军参战，根本也来不及了，以王耀武第51师为例，接到驰援上海的命令是8月20日，在乘火车机动的情况下，勉强于8月25日抵达安亭车站，两天后才真正投入作战。
八路军总部是9月6日，冒雨从云阳镇出发东进的，到达太原的时间是9月21日，而三个主力师的部队更是稍晚到达前线，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是第115师的抗日首战，打响时间已是9月25日，淞沪鏊战一个半月以后。
太原距离上海约1400公里，正常情况下通过铁路运兵，耗时在五天左右，然而到了9月间，陇海、平汉、津浦铁路已均遭日军猛烈轰炸，铁路运输大部中断。如果依靠徒步行军，即便以日行百里的强行军速度，八路军赶到上海，至少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日军大本营为了迅速解决上海战事，10月底正在编组最新增援上海的第十军，下辖三个半师团约12万兵力，遂使淞沪方面的敌总兵力增至30余万人，上海已经岌岌可危，此时继续“添油”，除了增加伤亡数字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937年11月5日，日寇第十军在金山卫登陆，抄了70万守军的后路，整个淞沪战场陷入崩溃的境地，三天后的夜里，委员长第二次下达总撤退令，结果撤退演变为溃退：作战期间损失不过10万、溃退路上损失20万！
如果这个节点上，装备简陋弹药匮乏的4万多八路军，真的千里迢迢到达上海外围，后果简直不堪设想，非但不能投入作战，只怕前进路上塞满的是溃军，六个集团军73个师都打不赢，3个师就能扭转乾坤？
因此在军事上，八路军必须也只能就近参加太原会战，而不是淞沪会战，江南江北同样打鬼子；在政治上，八路军也不可能获准进入江浙沪，那是委员长的“卧榻之侧”；在地理上，八路军更不具备及时投放淞沪战场的条件。
既然如此，八路军远赴上海参战完全是不现实的，硬要质疑“八路军为何缺席淞沪会战”者，那不是蠢就是别有用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