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115师的两起“桃色事件”：两员高级将领，其一惨死，另一做汉奸》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了，湖边地委的组织部长王须仁，伙同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合谋做局，制造了湖西事件。
他们在搞掉了区党委之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苏鲁豫边区，声称苏鲁豫边区的党，都是由“托匪”发展起来的，务必追根问底，斩尽杀绝。
为此，他们让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下发文件到各地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各县地方部队，要求区委委员以上的干部，在指定日期到苏支第四大队“受训”。
这个“受训”过程，其实就是受审、受刑，最终被迫屈打成招的过程。
有一位名叫郭仙的女干部，迫于王须仁的淫威，反映了一些她和白子明之间的个人感情问题。
王须仁大受启发，逼供加诱供，逼迫郭仙供认出一个所谓的“总支”。
郭仙吃尽了苦头，无从应对，最后，但凡王须仁想要什么样的口供，她就说什么样的口供，直到把边区妇联主任孔真、妇女队副队长金彩凤及黄佑仁、路光前、冯景仪、王昌恩等一大批人都说成了“总支”成员。
毫无意外，这一大批人全部被捕了。
通过这件事，王须仁认为妇女比较容易供认，就加大了对郭仙，以及孔真、金彩凤等几位女干部的摧残力度，又无中生有地构陷出了一个新的所谓“托苏鲁豫省委”，把省委书记陈筹说成是“托省委”的书记，把刘剑、孙兆立、郝中牟等人说成是骨干……并将这些人全部逮捕。
陈筹和刘剑等人，受刑不过，又按照王须仁的说法，供出了一套在“托”省委之上的所谓的“托匪组织”——“托华东局”，成员为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支队第四大队政治部主任罗荣生等。
又说苏支四大队中存在有一个“托总支”，成员有苏鲁豫边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苏支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等。
说起来，李贞乾可是苏鲁豫边区的创始人。早在1937年9月，在八路军主力部队115师尚未入鲁之前，他就一手一脚地创建了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在湖西地区拥有很高的威望。
可是，王须仁在手拿枪杆子的王凤鸣的支持下，把毒手伸向了李贞乾。
对王凤鸣而言，他的最大障碍不是李贞乾，而是和他一样，手执兵权的苏支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
他瞅准了梁兴初外出去向支队长彭明治汇报工作之机，带兵埋伏，待梁兴初出现，一拥而上，把梁兴初捆了个结结实实。
为了彻底整倒梁兴初，王须仁和王凤鸣故技重施，指控年仅18岁的女党员张令仪“利用美人计破坏革命”，让人把张令仪反绑四肢，按倒在长凳上残暴地进行毒打，并把一捆烧红的香火按到了张令仪的脸上、颈脖上，逼迫张令仪按照他们事先编好的情节“认罪”。
张令仪是山西省汾阳县人，出生于1921年，1934年进入建有地下党组织的铭义中学读书，得到了以校长余心清为首的一批有地下党员身份的老师的熏陶，一心报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铭义中学被迫先后迁往临汾、陕西和四川。
张令仪认为山河破碎，国难当头，读书是次要的，参加抗日才是当务之急。
她和两个同学没有随校迁移，而乘火车直奔临汾西帽儿刘村镇，前往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请求加入八路军学兵队。
说来也巧，接见他们的就是后来的开国少将，当时的学兵队大队长何以祥，因此得以完成了“投笔从戎”的蜕变。
张令仪晚年回忆，在学兵队学习时，很多课程是由党的负责同志亲自讲授。
这其中，刘少奇负责讲游击战争中的各种政策问题；杨尚昆负责讲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
此外，陈克寒、彭雪枫等都出现在讲台上讲过课。
1938年元月，她们到赵城县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学习，还有幸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报告。
此后，张令仪坚决要求去台儿庄大战前线。
但是，当她们一行8人千里迢迢到达山东省地委所在地时，台儿庄战斗已经结束了。
她们留在了湖西抗日义勇宣传队工作。
1939年6月，尚不足18岁的张令仪当上了江苏丰县动员委员妇女部长。
谁也没有想到，噩运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王须仁和王凤鸣一口咬定她“利用美人计破坏革命”，对她施行各种惨绝人寰的刑罚，要她交代出所谓“梁兴初中了美人计、加入托派组织”的“事实”。
张令仪小小年纪，不堪凌辱，最终屈打成招。
梁兴初也因此百口莫辩，只能坐以待毙。
幸好苏鲁豫支队的支队长彭明治及时把情况反映给了115师师部。
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等人匆匆赶来，平息了整个湖西事件。
梁兴初得以重返战场，百战沙场，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令仪被解救之后，在罗荣桓的亲自过问下，分配到了鱼台县工作，任县委妇女科科长，后又到山东抗大学习。
对于被屈打成招的“供状”，她悲愤莫名地说：“假的，全是假的，全是按照他们所说‘招供’的，我连梁兴初都没见过，怎么对他使用美人计？”
张令仪非常长寿，1985年，她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管处处长的任上光荣离休。
2021年6月25日，她还以百岁高龄参加了上海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大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