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初，时任军科第一副院长的宋时轮到成都出差，参加在成都举办的一次会议。刚刚到宾馆安顿下来，他便拨通了会务组的电话，请他们给调个车，他想外出用一下。
会务组工作人员立即对宋时轮说，会务组规定的调车用车，需要填单子，他们便请示宋时轮要去哪里，单子上写清楚。
宋时轮直接对工作人员说，去副省长邓华家里，督促他们快一点派车。
宋时轮放下了电话，便开始整理行包。他专门给邓华同志带了一些点心，准备给他带过去。可是，他收拾好了东西，左等右等都不见车过来，便准备再给会务组打个电话，问是怎么回事。
这时，有人敲门进来，是大会的会务组负责人，他向宋时轮敬了礼，介绍了自己。他问宋时轮，是不是确认去副省长邓华家里。
宋时轮被问的一愣，他刚才与会务组说得非常清楚了，怎么这会儿又有负责人亲自过来问呢，他突然明白了。毕竟，庐山会议以后，邓华从沈阳军区司令员任上，被转业安置到四川担任副省长，身份还是十分敏感的，特别是军内的人，见不见他都有些顾虑的。
这时，这名负责人又小声地提醒了一下宋时轮，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是否派车。
可谁知，他刚刚说完，宋时轮一下子就火了，大声对负责人说：“你现在就派车，我去看我老搭档怕啥呢？这事还用考虑吗？”
会务组负责人见宋时轮发脾气了，立即解释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过来确认请示一下。
宋时轮显然火气还没消，直接对他说：“你不用请示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派车单子上就填去邓华家里，快点去派，别磨叽了。”
会务组负责人知趣地退出了宋时轮的房间，很快便派来了一辆车，载着宋时轮到了邓华家里。
邓华知道成都军区要组织会议，与会人员肯定有他的老战友。他深知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便刻意待在家里，不打听任何消息，也不希望有人到家里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可他没想到，宋时轮刚到成都，便来家里看望他，让他十分惊讶，更是十分惊喜，同时，心里也有着一份担忧，害怕给宋时轮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宋时轮可不管这些，热情与邓华握手，并在他的家里聊了很长时间才离开。邓华看着他的车远走，不禁热泪盈眶。关键时刻，老战友、老搭档并没有忘记自己，真是患难见真情。
那么，宋时轮为何到了成都后，第一时间来看邓华呢？其实这就是二人的战友感情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个人交往并不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宋时轮和邓华都是带着一支部队与日寇作战。后来，根据斗争的需要，宋时轮的雁北支队与邓华率领的晋察冀军区一部组建八路军第4纵队，他们一个担任司令，一个担任政委，开始并肩作战。
宋时轮和邓华都是性格豪爽之人，也都是心胸宽广之人，脾气秉性相同，非常合得来，便在默契配合和相互支持中建立起了深厚的战友情。
解放战争时期，二人分属不同的野战军，宋时轮率部在三野征战，而邓华率部在四野。
再后来，邓华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而宋时轮先是担任九兵团司令员，后来也担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两个人又在一起合作。本就是一对好搭档，彼此非常了解和熟悉，现在又战斗到了一起，可以说，战友情谊进一步加深了。
宋时轮在邓华被下放到四川以后，一直关心着他的情况。可是，苦于没有太好的机会到成都，也无法看望邓华。正好，借这个出差的机会，第一时间登门看望邓华，二人再叙战友情。
而正是因为这一次看望，在特殊时期，成为加在宋时轮头上的罪名之一，被关押起来。直到1972年，宋时轮才恢复了工作，担任了军科的院长。
后来，他更是为邓华的复出多方奔走，最后在他和一众老战友的呼吁下，邓华重新回到军队，担任了军科副院长，成为了宋时轮的助手，二人再一次搭档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