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博士生万书润民《理论月刊》核刊佳作：返乡小镇青年社会化的“脱栓”困境及其生成路径
万书润民，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农村社会学。
摘 要：
返乡小镇青年进则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实现扩大化的家庭再生产，退则不甘于在乡土社会重复简单的家庭再生产，同时呈现出自我中心、社交收缩、婚姻“脆化”、身份失焦、价值规范内化不足等社会化困境。其根源在于返乡小镇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持续地被分隔在各个社会子系统内部，并始终与家庭、学校、地方社会、同辈群体等主要社会化结构缺乏深度交互，使得他们生命体验单调、社会支持缺如、主体性受抑制与社会化不充分。于是，返乡小镇青年与曾经连接城乡社会经济体系的农民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脱栓”，是他们在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境，而走出“脱栓”依赖于社会关联的重建与再社会化。
来源：《理论月刊》2025年第1期
在我国，一方面青年是代表青春、革命的进步性文化符号，并且这一文化符号背后有工农青年、知识青年和部队中的青年这类确定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青年代表着乡土、农村和手工业者，这类群体具有稳固的政治与文化的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深，城乡关系的嬗变使得小镇青年的文化形象渐渐地发生了倒转，或蒙上了一层底层叙事的暗翳(1)，抑或越来越成为一种被传媒市场所构造的社会文化符号(2)。而在现实的社会分类中，小镇青年的社会画像也模糊失焦，即使是按照年龄、居住地、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思想政治状况等客观标准进行分类，学界也尚未就小镇青年的概念边界达成一致(3)。其原因有二：一是青年概念以及青年文化本身的建构性特征(4)，而“小镇”也并非一个具有周延性的学术概念，它的定义容易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在现实层面出现了认定的模糊性；二是急速的城乡社会转型造成了相对剧烈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青年曾经作为确定的一种社会身份经历了比较剧烈的重塑化合。与此同时，诸如“城乡两栖”“脱域”“脱嵌”“跨阶层旅行”“生活革命”等现代性命题(1)都是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小镇青年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词，从而催生出以世代为边界的文化群体。由此，城乡关系与现代化转型下的代际差异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小镇青年的重要理论前提。
一、城乡关系与代际差异下的小镇青年
在城乡视域之下，小镇青年的城乡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社会认同备受关注。在生活处境上，小镇青年普遍存在城镇化的不稳定(2)、地方婚姻市场的挤压(3)或婚姻市场的结构失衡(4)、家庭再生产受困(5)、生育抚养压力大(6)等问题。但也有研究指出，小镇构成了青年从大城市退居后的一种保护性结构(7)，家庭和地方社会的结构支撑使当代小镇青年摆脱了生存性危机，其困境更多表现为社会发展困境、身份认同困境和群体困境，具体为：第一，在城乡间的频仍流动使得青年的身份模糊，他们会通过文化生活表达对主体缺失的迷茫和追寻的渴望(8)，但是其亚文化圈层体现出的封闭性恰恰又反映出小镇青年身份认同与主流社会的张力(9)。第二，如果小镇青年从大城市“脱域”，他们的社会再嵌入往往只能在流动性当中依赖媒介完成(10)，缺乏其他的社会关联和社会支持。如果再嵌入失败，便会进一步出现极化的社会群体，如“三和青年”那样产生与社会的“抗拒性认同”I1。第三，在面对小镇时，乡土社会的评价与规训也困扰着具有现代生活观念的青年I2，小镇青年逐渐不再与他们的父代共享一套乡土性的社会伦理和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而是具有强烈的城镇化发展面向I3。
可以看出，城乡关系只是小镇青年身上结构性张力的一种表现，真正困扰他们的是“城市难安肉身、故乡难绾魂灵”的生命状态，尤其是从大城市退回的返乡小镇青年，他们既无法在大城市立身安家，又不能退回后顺利融入家乡，因为他们在乡土社会中“安其生，遂其所”的价值性基础(1)受到了冲击。那么小镇青年与家、村庄、地方关系的紧张是如何发生的呢？关于这部分研究多与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工研究和农民价值研究相重合。
在对60后、70后一代农民工的研究中，农民的市民化，即为何农民仍然与乡土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而是研究的重点(2)，他们身上的“农民身份”和“乡土认同”无比厚重，而这一代农民工年轻时也属于小镇青年，甚至其工作生活状况比起现在的小镇青年来说要更加艰苦(3)。但通过对农民半工半耕家计模式的研究发现：正是耕与工、乡与城的配合，在功能上保证了农民家庭稳定的生活，成就了农民家庭接力式的渐进城镇化(4)。更重要的是，家庭和乡土为上一代农民工提供了绵延性的人生价值和共同体的生活，即对于上一代农民工来说，大城市只是一个务工市场，并非其寄托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地方，他们甚至也无意成为市民，反而是乡土社会和家承载了农民现世性和超越性的各种追求，既是产业生计的基础，又是价值意义的来源。
与之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以改革开放为界）在“成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文化特征、工作和消费行为、发展面向和人生意义”等方面，都呈现出更为强烈的个体化、城市化、现代化面向(5)。另外，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后其城镇化、现代化面向的生活方式难以和地方社会内部既有的公共服务、社会基础相适配(6)。相较于上一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分化程度，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内部存在更强的异质性，青年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逡巡，呈现出阶段性、反复性特征(7)，而乡土作为“最终退路”在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性序列里呈现出边缘性特征。
综合上述，相较于上一代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的城乡生活模式与现代化转型路径，新一代农民工发生了“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模式的代际变迁，这也最终导致他们缺乏社会支持网络、社会身份模糊、难以再嵌入乡土社会等种种困境，这是农民家庭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生活性、地方性、关系性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体系面临系统性冲击的结果(8)。而已有关于小镇青年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视对于共时性问题的分析，在方法上则以现代性与身份认同、城乡社会转型与社会身份困境等宏大概念与抽象理论为主，没有从小镇青年的主体视角出发进行阐释，显得有力而未逮。因此，城乡关系和代际变迁作为宏观社会背景与中观的研究发现，需要推进其进一步操作化。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与社会结构的疏远，主体对自我身份与生命意义的困惑甚至撕裂，其矛盾源头在于个体与社会的一种持续性的关系，小镇青年当下所表现出的具有共性的社会化结果，是个体与社会联系不足或发生障碍的一种结构性隐喻。于是，本文希望提出一个兼顾共时性的城乡社会结构与历时性的青年主体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框架，来进一步认识上述困境。
二、在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脱栓”
承上所述，作为成长于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期的一代人，小镇青年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不仅是共时性的，更是历时性的，他们与周遭世界的关联应当是长期互动互构的结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城乡社会由二元区隔到有机联结，进一步到互融重组，小镇青年成长发展的社会化环境几乎被重塑了。社会化问题的核心是主体与社会结构的持续性过程及其最终结果，是回应青年社会问题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口(1)。小镇青年的社会化过程受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影响，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作为主要的社会化因素（也被叫做社会化动力或社会化机构）(2)，则是这些影响层层传导和具体作用的现实中介。
（一）小镇青年的社会化过程
改革开放后，比起上一代农民工成长在乡、价值在乡、务工在城、安居在乡的状况，小镇青年的社会化环境和生命历程迥然不同。首先，广大县域社会内的农村家庭经历了全面的生活方式转型：逐步摆脱生存危机，家庭人口结构缩减，家庭生活的流动性增强。其次，原先根植于土地的劳动和生活，局限于地方社会空间的关系都被市场因素改变，压力和苦难开始减少，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减弱，地方社会也渐趋半熟人化。因此，小镇青年与家庭和村庄的关系愈发简单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单调性”，进入了一种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社会化环境当中。除此之外，义务教育普及使得小镇青年相比上一代农民接受了更系统的现代知识与观念，加之大众传媒的影响和网络时代的变革，小镇青年比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城市生活偏好与现代性思维。
如此强烈的城市化面向之下，小镇青年的城市化实践却是不稳定的，可以观察到：一方面，从大城市退守小镇是城乡矛盾在小镇青年身上表现最为剧烈的时刻，即作为过往社会化过程结果的一种外化，小镇青年客观上难以匹配大城市需要的越发正规化的分工系统，而县域社会因为其中市场机会的相对匮乏，又难以支撑青年小家庭“中产化”的生活面向与扩大式的家庭再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主观上又难以接受以往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因为这种两地分居、忍辱负重的家计模式背后，是农民以家的绵延为内核的成套的文化，是乡土性的、价值性的、惯习性(3)的，是需要长期“位育”的结果(4)。于是，小镇青年与这套锚定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生命意义体系也发生了结构性的疏离，过往支撑着农民往返于城乡的价值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即农民的本体性价值(5)之变。
（二）连接城乡之间微观主体的“脱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指出，传统乡土社会经济内部的农业技术、劳力需要、人口数量、农场面积等因素是一个有机配合的整体，这些因素就像是相互精密咬合的齿轮，形成了一套区域性的经济体系，其中最关键的微观基础是农户的“农业+手工业”的家计模式，手工业是对过密化农业的一种重要补充，维持了农民家庭在“匮乏经济”上能够完成简单再生产。但廉价工业品进入后，家庭手工业就被摧毁了，所以乡村手工业的衰落是传统农业经济系统中第一个“脱栓”的齿轮(6)。
受到费老的启发，本文希望用“脱栓”来理解小镇青年与上一代农民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之间的关系，即从大城市退守乡村的小镇青年与过去连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体系的半工半耕模式(1)“脱栓”，同时又与大城市构筑于教育—人力资本之上的正规经济系统“脱栓”，是返乡小镇青年表现出的一种社会化困境。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得益于上一代农民工“务工在城、价值在家、保障在乡”，大量优质的劳动力才能够在乡土社会与城市市场这两套彼此内涵不同的结构中有效流动，构成了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家计的双重繁荣，既实现了家庭渐进的城镇化(2)，又极大地助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城镇化与迅速高质量的现代化。
然而，随着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不断外铄的现代化逐渐重塑了城乡社会的中观和微观基础，农民的家不再只化约为在城乡间穿梭的劳动力，也似乎不再只是生命与价值扎根于乡土社会的家，而是转变为追求更为丰富的美好生活，实行“半工伴读”(3)与追求“人的城镇化”的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小镇青年似乎出现了一定的适应困难，一面是大城市竞争的激烈，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另一面是个体与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内核出现龃龉。正如费老进一步指出那样：农民家计微观基础被改变使得中国的农业经济“不是陷入了崩溃，而是一种瘫痪”(4)，小镇青年所产生的社会化困境，也只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并非某种道德批判和绝对状态，同时也可能隐含着当前城乡微观经济基础的某种危机，需要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找到破局的关键。因此，本文希望借鉴费老的概念，用“脱栓”来形容从大城市退守乡村的小镇青年的社会化困境，并希望从青年主体的视角出发，理解这一困境的具体生成过程。在概念工具上，本文对诸如现代性、城乡关系等语词进行降维，进入中观的机制研究范畴。在经验上，本文立足于多年的田野调查，希望通过展现个体—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关系，着重分析从大城市退守乡村的这部分小镇青年“脱栓”的整个演化路径。
（三）返乡小镇青年的生命状态
笔者从2021年开始关注小镇青年的社会化问题，数年来跟随研究团队在全国各地展开调研，持续跟进问题。结合田野调研，特别是围绕“小镇”处于半市场中心或市场边缘这一特点(5)，本文将出生在县城、建制镇以及大城市远郊区农村范围内的青年都认定为小镇青年，而有过一二线城市生活经历，后又返回出生地定居的群体便是本文认定的“返乡小镇青年”。本研究在湖北、四川、河南、安徽、湖南、浙江六省选取了六处调研点，其中两处位于大城市远郊下辖的村镇，四处位于县城下辖的村镇。访谈一般采用目的性抽样，与访谈对象建立联系后进行“滚雪球”，采用半结构或无结构访谈收集信息，同时利用微信对部分青年进行回访，侧重关注其生命历程，当收集到的案例趋于饱和后呈现出一定模式，整理基本信息统计表（表1）。为表述方便，行文中的青年、年轻人、小镇青年等称谓都指代返乡小镇青年，且根据研究惯例，所有研究对象的信息都已经过匿名化处理。
返乡小镇青年通常难以在大城市安居立足，他们的学历普遍不高，人力资本相对匮乏，或者是空有学历但为人“比较老实”和“不灵活”，缺乏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是“双重异乡人”(6)。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能够为了家庭忍受低端服务业、工厂流水线或工作环境差的各类非正规就业，因此，这类小镇青年往往会选择从大城市退回地方社会。然而小镇青年返乡后，却普遍表示“在故乡找不到灵魂”，在地方社会当中同样缺乏较为稳定的社会支持，在村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社交收缩、意义匮乏、生活态度随便等状态。大量的返乡小镇青年既不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在城市安居，又难以主动融入地方社会、甘于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陷入了“脱栓”的困境。这种社会化结果究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不仅如此，返乡小镇青年陷入“脱栓”困境后，个体往往难以摆脱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又是如何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困境？
三、社会化过程：“脱栓”的形成与延续
马赫列尔提出青年问题的根源是一种“边缘性”，缘于主体长期缺乏社会参与，缺乏与主要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度接触和交互，因此，青年的“边缘性、自立和参与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1)。通过对访谈对象进行生命史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小镇青年在不同社会化结构中都表现出一定的“边缘性”，导致他们始终对结构的参与程度较浅，关联程度不深，规则内化不足。这些主要社会化结构在小镇青年的生命过程中依次是家庭、地方社会、学校、同辈群体与互联网社区。
（一）家庭生活方式变革
小镇青年在回忆家庭生活时，都表示父母会经常忆苦思甜。所谓苦，就是曾经中国农村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时的普遍生活状况，家庭内有兄弟姐妹，外有亲朋邻里，资源紧张，社会关系复杂且厚重。上一代农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了社会化，这种社会化或许是过度的，但苦难的生活与复杂的关系锻炼了他们独特的品质与能力，至少他们饱满地参与了家庭生活和村庄社会。于是，苦难在乡土社会内部和解，在经营家庭生活的过程中熔铸意义，又在生活质量稳步提升的时代中升华了价值。
而对于小镇青年来说，这种体验被“没收”了。当我们问访谈对象，“故乡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一位70后告诉我们，是在夜间的风浪里和生产队的叔叔、哥哥们一起捕鱼、起网，然后去港口换钱的那种奋斗后的幸福。一位80后告诉我们，是秋收的稻谷进入风箱里面扬起的灰尘附着在汗湿皮肤上的那种瘙痒感和抢收之后累倒在地上但如释重负的复杂心情。但在90后和00后的回忆中，故乡只剩下了家里饭菜的味道和童年玩乐的场景。小镇青年对于故乡这一社会空间的体验，从广阔的土地、山岭或海洋，以及社会空间中的长辈、亲戚、伙伴，退居到核心家庭甚至个体体验中，也意味着其广阔的社会化空间结构、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较为完整的社会结构全面收缩，家庭作为人最初始的社会化结构与青年的关系变得愈发单调。
由于小镇青年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缺乏与复杂社会关系和整全社会空间的接触，造成了主体与周遭世界的浅层交互和边缘性的状态，这与农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其一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工业化带来的水、肥、技、机的条件改善，使得农业生产强度减弱，农业劳动逐渐淡出孩童的生活。其二，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催生出隔代抚育模式，制造了大量的留守儿童，与此同时村庄也开始空心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失去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关联。其三，家庭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家庭资源不再分别流向几个孩子，而是一两个孩子成为全家的焦点，青少年也不再参与家务等辅助劳动。其四，人的城镇化成为农民家庭实现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农民家庭对于教育越来越重视，学校教育的责任也逐渐家庭化了，于是，学习逐渐成为孩子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挤压了他们参与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的时间。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小镇青年在家庭内的社会化无异于个体天性的自然展开，带来社会规范内化的减弱甚至是失败。
（二）地方社会的半熟人化
从费孝通的观点来看，文化是成套的，中国人讲求“如履薄冰”，“这为人处世的道理从一种匮乏经济当中诞生出来，周全谨慎才能成事”(1)。如今，地方社会中传统的关系正被新的流动的、不再匮乏的经济关系重塑，村庄中的家庭“关起门来过日子”，地方社会逐渐半熟人化。于是在小镇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地方社会也变得陌生和危险起来。根据胡小武的研究，亲不过二代是当下年轻人“断亲”的表现(2)。访谈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年轻人不清楚自己亲戚的近况，也不知道隔壁邻居的生活，但这些长辈却都认识他们，并且和他们的父母非常熟悉。原因有二：一是学龄后的青少年被要求专心学习，学习上寄托了家庭实现更进一步城市化的发展性目标(3)。二是面对日渐丰富起来的大众传媒方式，青少年依从兴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新的时空技术使得他们的闲暇空间与地方社会脱钩，实现“自我社会化”（Mobile(Self-)Socialization)(4)。案例6分享，她在青少年阶段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见到亲戚们，平时大部分时间花在学校、作业、看电视、看小说上，当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她表示记忆模糊。
地方社会对农村青年社会化过程的影响越来越小，还有一方面源于地方社会内部的分化和乱象的生成，而家庭和学校为了保护孩子而让他们远离危险。比如在浙江，世纪之交的阶段因为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进入，社会治安比较混乱，同一时期，两湖大城市远郊和某些县都呈现出类似的局面。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带来了大量的社会治理难题与治安问题，学校与家庭相应展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危险”成为小镇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疏离地方社会的又一因素。从结果上看，小镇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缺乏与地方社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更遑论将其规则内化了。
（三）学校教育中的中等生处境
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学校成为小镇青年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学校生活贯穿其整个青少年时期，然而最终，多数返乡小镇青年只获得了一个不太高的学历，但在学校中他们却度过了漫长的中等生生活。与中等生不同的是优等生和学困生。前者能从学习、作业、考试和排名当中获得生活的节奏感，同时获得家长与老师的关注，多数能够通过教育获得人力资本而在大城市定居。而班级里学困生的生活则“另有乾坤”，案例16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位中等生，非常羡慕这些同学，“他们有围墙外的生活”。这些在学校考学教研评价系统中被定义为学困生的孩子混迹于“江湖”，在学校的围墙和家庭的监护之外“游荡”，打破了限制他们与地方社会接触的保护层。作为学生，他们的做法并不具备合法性，但少数家长却对这种“会来事”“什么都好”但“就是不学习”的男孩另眼相看，尤其地方社会内部有第二产业的地方，社会关系在较为封闭的地方社会内部意味着经济机会。“会来事、懂做人、能处世”，意味着能在地方社会安身立命，将来也能够继承家庭的事业和生意，在父母身边过日子。
但是对于多数返乡小镇青年来说，他们是学校里的中等生，羡慕优等生和学困生，只能在学校内过着“混日子”和“不起眼”的生活，最终导致社会化不充分的状态。学校老师也普遍有这样的体会：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与平时特别调皮的学生让人印象深刻，而中等生最容易被忽视和忘记。案例11的女青年回忆，自己本身性格内向，在班里只和固定的几位同学说话，做好作业，上补习班，但是成绩总是提不上来，也不敢问老师，老师也不太关注，父母则忙着赚钱，没有时间管她。案例15的男青年向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学校生活体验，英语成绩不好，上课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努力，补习了也还是学不会，先是紧张，然后是“躺平”，最后每到英语课都只能看小说打发时间，形成了一定的惯例后老师和家长竟然也接受了这样的局面。中等生在学校中是“自然”和“正常”的，只要不惹事，便不会引起特别关注，学习上的瓶颈最终变为无处使力的迷茫。他们不像优等生一样可能会积极寻求老师的帮助，同时自己又缺乏合适的学习方法和其他社会支持，陷入瓶颈后会逐渐自我封闭，学习习惯没有养成，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也有限。并且，随着县域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校园管理越来越注重安全和分数，学校本身也越来越向城区集中，学生和学校、老师更加难以建立人格化、情感化的交互方式，他们在学校中的社会支持偏弱。上述种种导致中等生对学校这一重要社会化结构的低度参与，从而对知识、规范、习惯等内化不充分。同时，他们也不敢冲破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空间区隔的藩篱，只是通过一些不太危险的边缘行为打发已经失去意义的学习时间，与固定的同辈伙伴安稳度日。这也造就了他们社会化内容设置的单调性和重复性，使得不充分的社会化状态长期持续，并难以找到实现再社会化的契机。
（四）意义的同维度拓展
同辈群体在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平衡情感、确立自我、满足心理和社交需求等功能，同时还能进行社会化内容的设置(1)。从经验中我们却观察到，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偏向于自主选择伙伴，同辈群体更像是青年个体兴趣与趣味偏好的延展。案例10指出，自己上职院前所接触到的朋友都是喜欢玩手游的，在一起交往的主要时间都是在玩游戏，很少了解对方的家庭情况，其他方面更是不过问。大量中等生在同辈群内部，主要分享非学校生活的内容，比如手机游戏、电视剧、动漫，形成一个个以趣缘为基础的群体，其社会化设置的功能是不确定的，群体构建的过程是主体所理解的意义在相同维度的一种拓展，对其自身行为惯性的改变小，使得社会化不充分的状态延续甚至遭到强化。
相似的行为也发生在网络世界。约翰·帕尔弗里与厄尔斯·加瑟提出了“网络原住民”的概念，并对比了他们在网络中的行为与传统行为的异同，虚拟世界的友谊出现了许多新内涵，但归根结底仍旧是建立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与频繁联系的基础上(1)。在中国，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流行要比美国稍晚，但其普及程度和速度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从社会化的角度来说，网络依旧成为年轻人拓展自身过往经验，强化趣味与生活史惯性的一种技术手段。我们还观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更愿意选择用互联网打发时间，比如在湖南某村，以五、六年级为界，小孩子们还在一起玩耍游戏，而大孩子们则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玩手机。特别是对于Z世代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与手机成为他们远离现实，寻找刺激、乐趣甚至是意义的重要手段。从互联网上获取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知，使得他们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认知图式。
同辈群体与互联网社区这两大社会化结构在返乡小镇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并没有完成规则内化和自我整合的功能，因为两者都具有极强的可选择性，仍然是主体既有生命状态的一种惯性延展，然而，社会化所要求的规则内化与自我整合却具有刚性。于是，小镇青年对现实若即若离的状态本就显示出其生活面向与现实基础发生了一定的偏移，产生了信息茧房，在这一状态中只是吸收他们偏好的规范和信息，同时，因为同辈群体和互联网社区对小镇青年社会化不充分的矫正作用式微，他们缺乏重新与整全社会进行连接的方式和载体，“脱栓”的社会化困境被持续强化。
四、“脱栓”：小镇青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
走向社会、面对现实，小镇青年最终落入现实困境。怀揣着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愿望，一些上职校的年轻人被学校以实习的名义出卖到劳动强度大、报酬低的工厂（案例3、5、13、17），许多在城市打工数年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攒下钱（案例1、3、4、20），部分年轻人退伍后在消防队干着辛苦、危险、待遇低的合同工（案例5、14），大部分年轻人在城市打拼数年，从事销售、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工厂质检员等职业，最终都因为在大城市难以扎根而退回小镇。对于他们来说，主体对城市复杂系统的参与也是低度的，上一代农民工能为家庭发展含辛茹苦，只是作为劳动力嵌入城市，而生命意义却嵌入家庭和乡土社会。但小镇青年在城市的生活，追求个体的生命体验，消费面向更强，生产和发展的面向较弱，一方面难以嵌入大城市依赖人力资本的正规经济的分工系统，另一方面又不愿进入上一代农民工嵌入的非正规就业系统。退回小镇生活后，小镇青年也难以适应乡土社会，呈现出文章开头所说的生命状态，源于其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青年主体与各种主要的社会化结构逐渐“脱栓”，并缺乏外部支持来重建社会性联结。
（一）社会化环境的系统性重塑
从代际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代人的社会化过程看到明显的结构变化。上一代在相对完整的乡土社会中完成社会化，结构刚性，需求迫切，因此他们与周遭世界持续不断地发生深度交互，将地方社会的规则与价值内化，将生命熔铸于家庭和地方社会当中，对外则建立了深刻的社会关联，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整全而深入，因此其社会化结果也相对稳定。但是年轻一代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则变得复杂多元：家庭的现代化给小镇青年成长带来更加优渥的家庭生活环境，生存性困境消失，家庭人口结构简单化，同时，他们的社会化场景转换为家庭、学校、社区、互联网等一系列具有封闭性的新环境。而在这些环境中，他们一直是需要实现某种目标（教养目标、教学目标、管理目标等）的客体，社会空间收缩，主体活动受限。于是，小镇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与曾经完整的、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解离，逐渐转向一种依赖于系统性配合、规则化、专业化的社会子系统。另外，在城乡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小镇青年有着比上一代更为频繁的社会流动，加深了他们与其他社会结构的疏离感。同时，主体被迫穿梭于彼此之间存在断裂或隔膜的社会化结构当中，始终难以建立与其他社会结构的深度关联，因此主体和社会化结构的深度参与空间和丰富的生命成长体验也付之阙如，造成了小镇青年“边缘”直至“脱栓”的社会化困境。
在城乡转型的影响下，除了历时性社会化过程中的变动性，还有小镇青年共时性场景中面临的多元社会结构，而这些理论上看似能够相互配合的社会化结构，其内部的关联性和紧密程度往往没有那么深。比如，在青少年时期，小镇青年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不一致，在社会中的表现也让家庭和学校鞭长莫及，手机和互联网更是为青少年构筑了独立的意义世界，这样，主体能够在各大社会化结构当中找到一个“自我”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青少年不断地通过与同质化的人和事交互来完成社会化内容的设置，是一种自我社会化。更重要的是，多元社会化结构在系统分工时往往以专业化的管理替代人格化的交互，尤其是在学校这类专业的、科层化的机构中，青少年面对相互之间存在沟通成本的结构丛时，会为自己积极争取主体性空间，将自由转换为“结构性的逃逸”，利用各种边缘行为追寻成长的意义，从而远离传统的社会化结构，最终导致对社会规则内化不足，持续性地生产着“脱栓”的社会化结果。于是，青年作为社会化的主体无法建立与结构本身的深刻关联，最终与城乡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脱栓”。
（二）作为结构性困境的“脱栓”
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市场化解决了农民家庭的生存性危机，于是，当代小镇青年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危机而只有风险的现代社会，这与“脱栓”的持续性高度相关。比如，在大城市强调竞争和效率的市场结构面前，许多问题第一次变得刚性化，小镇青年的生命历程中才开始出现真正的“生存性危机”。但退居小镇后，家庭仍旧接纳了他们，他们继续受到来自父辈的代际支持，仍能够通过间接或弱连接的方式和社会产生关联，其意外后果是，他们再次失却与主要社会结构的深度交互和关联，表现出与现实若即若离的发展性困境与精神性的焦虑，是为“脱栓”的延续和结构再生产。
需要注意的是，返乡小镇青年自身非“脱栓”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表现为现代性对中国社会整体的形塑和改造，这一结构性调整的力量远远超过主体所能干预的程度。现代性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有条件、有情境的传导与影响，而小镇青年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无意识地经历了系统性影响，并在整体结构中处于“边缘”甚至是被支配的地位，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在家庭中他们是被照顾的子女，在学校中他们是被教育的学生，在地方社会内部他们是被保护的未成年人，而在互联网空间里他们仍旧是被定义的消费人群，因此，在长达二十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小镇青年最终与城乡社会结构“脱栓”是这种整体的结构性变动的必然结果。“脱栓”的内核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在与社会结构的交互关系上始终处于边缘性，而这种边缘性则是一种不断地再生产的、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时空惯性。
最后，小镇青年的“脱栓”困境最早在互联网社区体现为一种文化生活，其文化表达与城市价值评价体系的碰撞将文化趣味审美的差异暴露出来，但这一问题并不能被归结为简单的、概念化了的城乡二元。因为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城乡之间的流动是自由的，小镇青年难以在城市中扎根，源于其社会化过程中形塑的生活面向和发展面向与当下的城市就业系统不匹配，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而返乡后的小镇青年出现与乡土社会的隔膜，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够通过再社会化去重新适应，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支持和“社区性的家”(1)就尤为重要，可被视为防止小镇青年进一步沦为边缘群体的重要社会基础。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重点探究了返乡小镇青年“脱栓”的社会化困境与其具体的演化路径，研究发现，多数返乡小镇青年对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的嵌入程度不深，在大城市中有明显的发展瓶颈，难以扎根立足，呈现出社会化困境，甚至有些青年陷入极端的个体化状态，隔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脱栓”的生成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其内核是小镇青年的社会化环境经历了系统性的重塑：结构空间多元、结构约束软化。小镇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与周遭世界的丰富体验付之阙如，陷入边缘化的状态，容易滑向诸多社会化结构的空隙当中，自我设置社会化内容。导致他们始终缺乏与外界的深度交互，对知识、规范和价值等内化不足，最终会在现实面前暴露出社会化不充分的结果。城乡社会转型系统性地重塑了小镇青年的社会化环境，表现为主体与家庭、学校和地方社会交互程度的降低，继而又依赖主观偏好在同辈群体和互联网世界中延展一种有限的、不充分的社会化状态。于是，“脱栓”作为体现在返乡小镇青年身上的社会化困境，反映了现代性要素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系统性影响。
一直以来，吉登斯通过结构化理论阐释的时空重组成为学界理解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工具，然而“脱域”(1)局限在象征系统等社会结构的范畴，是一种宏观理论。本文通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引入费孝通的“脱栓”概念，更能鲜活地展示“现代性对个体造成的系统性影响”。返乡小镇青年群体的“脱栓”，是曾经连接城乡二元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的结构性困境，他们进而无法独自在城市完成扩大式的家庭再生产，退而不满足于在乡土社会重复简单的家庭再生产，而这种表现在小镇青年身上的社会化结果早已暗含在他们的生活史当中，是城乡社会转型对这部分小镇青年的系统性影响。
返乡小镇青年应当在重建与社会关联的同时重建主体性，才能摆脱“脱栓”困境，也需要外界帮助他们健全社会支持网络，走出封闭的自我循环，进行再社会化。同时，小镇青年的上述困境不应泛化为城乡二元对立，也不能直接被现代性的宏观概念消解。现代性要素始终承载于结构内，作用在具体的情境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是依托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结构，城市端追求效率，对接大市场，而乡土端则兼顾公平，是向城市流动过程中的人的保障和退路，也是总体发展的大后方。小镇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受惠于国家普及义务教育，习得了必要的技能，提升了劳动力素质，其家庭也摆脱了生存性危机，具有较为坚实的托底功能，小镇作为青年的退路也呈现出较高的生活性价比。解决返乡小镇青年“脱栓”困境，仍旧需要依赖中国传统的家庭生活，依赖于城乡分工的社会系统，依赖完整饱满、健康有序的地方社会，来对冲现代性要素对社会结构和主体关系的撕裂。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