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儒学与中国现代性》
方朝晖 著，41万字
贵阳：孔学堂书局，2025年2月
内容简介
作者站在儒家立场，对未来中国现代性图景进行了全方位思考。从多元现代性视野人手，探讨了儒学与法治、民主、市民社会以及未来中国文化理想之间的关系等重要课题，其中借鉴了文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本书试图说明：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的现代性适合于走一条伦理本位、文化精英主导、治人而非治法的道路，而不能机械照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西方现代性模式；儒家夷夏之辨、王霸之辨思想对于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确立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实现人的尊严与价值仍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作者简介
方朝晖，安徽省枞阳县人，哲学博士，1996年4月起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正式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在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台湾佛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等。专攻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以儒学及其与中国现代性关系研究为主，主要著作有：《为“三纲”正名》（2014年）、《“三纲”与秩序重建》（2014年）、《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2011年）、《儒家修身九讲》（2008/2011/2020年）、《“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2002年）、《春秋左传人物谱》（2001年）等。
目录
自序 新版序
导论：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
——从夷夏之辨看
附：文化与文明
第一章 从多元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
从文明冲突论到多元现代性
现代性是多元的?
奇特的东亚现代性
追问中国现代性
第二章 文化模式、文化心理与礼治
文化理论的启示
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
礼是关系本位下的最有效制度安排
为什么不是“自由”？
从“礼”看儒学对中国现代性的意义
第三章 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
现代新儒家民主观若干观点
民主的历史文化基础
重新审视民主
从东亚文化的特征看民主
小结：重思儒学与民主
第四章 王霸之辨、行业自治与儒学
《左传》中的史学传统
正名与行业自治
行业自治与理性化的历史
行业自治与性善论
行业自治与今日王道
第五章 市民社会与现代儒学使命
何为市民社会？
何为市民/公民？
两个传统及其汇合
中国式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对儒学的挑战
第六章 文化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
——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之争研究
文化进化论的兴起
文化进化论的问题
文化相对论的批判
新进化论的启示
走出文化进化论
附录：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与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参考文献 跋 新版后记 人名索引 术语索引
新版序
本书2011年初版，当时书名不同。时隔十年，之所以再版此书，主要是自认此书讨论问题的方式至今并未过时，同时也因为初版后收到的各种意见有必要回应。下面我就围绕这两方面稍加说明。
2011年8月3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此书初版座谈会上，陈来、徐友渔、秦晖、秋风、陈明、张国刚、任剑涛、贝淡宁、干春松、彭永捷、杨学功、曹峰等多位学者就本书初版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批评意见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以秦晖、徐友渔为代表的，认为西方现代性特别是民主、人权等内容是普世价值，儒家的价值理想可能更适合于西周时期的熟人社会，而非主要依赖于制度约束的现代社会；二是以陈明、秋风等人为代表的，认为中、西文化都不能用某种抽象的本质绝对化，建立在这种绝对化基础上的文化模式学说，不足以解释中国现代性的未来。
对此，我在回应中认为，现代性本来就是多元的，秦、徐缺乏文化相对论视野，没有解答民主等价值需依赖于具体的文化历史土壤才能有效运作的问题；至于文化模式学说作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基础，本来就不是寻求儒学的先验基础，只是把文化模式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假设来解释儒学和它之间的关系。 「本次座谈会内容参：《儒学与中国现代性学术座谈会发言纪要》，《国学新视野》（何志平主编），秋季号，漓江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第61—83页。」
本书常常被误解为我试图将儒学的现代发展建立在文化心理结构这样一种不靠谱的东西之上。这主要是由于不理解我的研究方式所致。我研究文化习性并非为了给现代儒学奠定新的理论基础这一动机。文化习性在我这儿是中性的，既不褒也不贬，既不是什么理论基础，也不是什么价值标准，我只是把它当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所以，我并不主张一味放任文化习性，我是指需要在它的地基上前行，我们不可能将它连根拔起，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
文化习性好比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我们每个人生存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不可能听任机体的欲求发展，那样有可能导致种种疾病。但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身体有种种天生的缺陷或疾病而毁弃之，那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对于我们的身体，惟一正确的做法也许是“养”，其中包括顺应、调试、节制等。对于文化习性同样如此。文化习性是我们的基础和现实。无法消除，也不能听任，需要顺应和调节。
也许儒家对文化习性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本书对礼治的论述体现了儒家对文化习性的基本态度。儒家主张圣人“人情以为田”（《礼运》）、“缘人情而制礼”（《史记·礼书》），按照本书的思路，这正是指在尊重文化习性的基础上理顺它。所以儒家对人情、对文化习性的态度是既非消除，也非听凭。从人情的现实出发，儒家治道呈现出与西方治道的重要差异，这可帮助我们理解儒家治道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以及为什么比法家、墨家更有生命力。正如中医看病要根据各人的身体状况因病立方，酌其虚实、强弱、寒热，不能追求一刀切式的通方。儒家的治道思想也是基于中国文化习性而来，它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的秘密也在于此。
有人认为，文化习性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一直随时代变动不居的。这一说法诚然有理，不过我建议批评者看看我所讲的文化习性（或称文化心理结构）有什么具体内容，不必过早地下结论。我从来没有笼统地讲文化习性或文化心理结构，而只是在讲那些经过学者们大量讨论认定、或者经文化心理学大量实验验证的特定文化心理，比如我本书中讲的关系本位以及我后来讲的团体主义等。
多年来，我讲文化习性、文化心理，只限于讲其中若干种——更具体地说，是在讲此岸/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等三种文化习性（我又称其为“文化预设”）对中国文明路径的塑造，并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们仍将塑造我们的文明路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未来的重要基础。我不是要赞美或消除它们，但提醒人们来正视它们。
因此，本书主张中国现代性不能照搬西方，主要是基于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心理土壤与我们不同；本书讲发挥儒家对中国现代性的塑造作用，不仅是因为儒家在理论上很高明，主要因为儒家更契合中国文化的土壤。长期以来，我一直批评现代中国学界盛行制度决定论（有时是政体决定论），正因为这种思想把制度看成脱离文化心理土壤的空中楼阁，基于一种想当然的制度理想来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和出路。殊不知他们对“制度”的理解，早已被制度经济学远远超越。只要他们稍微研究一下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即可发现将制度理解为某种硬性的规则或规则体系，是多么幼稚。本书作为我从文化心理角度研究儒学与中国现代性关系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想法。
借此次新版，我想简单谈一下本书立场与李泽厚等人文化心理学说的关系。我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念书的时候，对于李泽厚先生这方面的思想已有所了解。当时我虽然十分喜欢李泽厚这方面的思想，但由于当时他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主要由儒学塑造，并总结出血缘基础、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和天人合一等若干方面，与我本书中的思路区别很大（具体原因参本书第2章有关说明），所以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我基本没有沿着他早期的路子走。也正因如此，我在写作此书时，对李泽厚的相关思想基本没关注。
但是，我后来发现，李泽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看法有了较大变化，他将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上限推进到“绝地天通”时期或者说巫史传统之前，对其内容的理解也远远超出了其当初藉孔子或儒家所总结出的那几个方面（尽管他本人一直强调他前后观点的一致性）。和早期的“三论”等书相比，李泽厚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2008年）、《说巫史传统》（上海，2012年）、《说文化心理》（上海，2012年）等书中较完整地呈现出来的后期有关中国文化心理的看法，与本书有相当接近的地方。我不得不承认，李泽厚在上世纪90年中期以来所形成的有关中国文化心理的许多新看法，是早于我形成的、迄今国内这方面最有意义的有关中国文化习性的研究之一。
由于我在写作此书初稿时，对李泽厚文化心理结构思想的后来转变不了解（当时他的有些论著也尚未出版），我基本于上出自个人的摸索而形成了本书中有关中国文化心理的看法，并未受到李泽厚的影响。1997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习性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构”（《开放时代》，1997年第6期，11/12月号）一文，代表了我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基本思路（或可作为我当时未受李泽厚影响的一个证据？）。
此后， 2003-2004年赴美进修期间，我阅读到大量国外文化心理学方面的论著，从而基本上形成了我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个人看法。此后我于2013年前后提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以此岸/此世取向为前提，正是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个人摸索出来的。但我后来发现不少西方汉学家（包括葛兰言、史华兹、牟复礼、安乐哲、李约瑟、葛瑞汉、墨子刻、普鸣等人，也包括华裔学者张光直、杜维明等）也有与我相近的见识，这使我非常佩服他们从域外看中国，有时比我们从域中看得更清楚。
我除了受文化人类学、文化心理学相关研究的启发，还受到了另一位学者即孙隆基的启发。孙隆基虽然最近20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不太受重视，但在我看来，孙隆基有关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思想，仍然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文化习性最深刻的认识之一，其思想深度在有些重要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李泽厚，曾经给我较大的震撼和影响（当然这不是说我完全赞同他的所有观点）。
我有关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认识，在2014年出版的《“三纲”与秩序重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表达，应该说后者代表我在此书2011年初版后的进一步发展。接下来我仍将会从这一角度来开展对儒家治道以及对中国思想史上其他许多重要问题的解释。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本书各章篇幅悬殊较大（例如第4章1.2万字，第3章6.1万字），主要是因为每篇最初均是作为一个单一专题完成，并非为了一本书的计划而写。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不必追求各章之间的衔接与篇幅相当，而是把各章作为一个试图自圆其说的单一专题来对待。
2022年1月6日星期四于清华园
新版后记
本书为拙著《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之修订再版。再版时将书名修改为《文化、儒学与现代性》，非欲混淆视听，乃为名符其实。其实在2011年初版前，我就曾在初稿中将此书命名为《文化、儒学与现代性》，但后来不知何故在正式出版时更名了。现在我觉得还是用这个书名更妥。
本书2011初版后得到的回应，可参：（1）“儒学与中国现代性学术座谈会发言纪要”，载：《国学新视野》（何志平主编），秋季号，2011年10月，桂林：漓江出版社，页61-83。后转载于《爱思想网》、《儒家邮报》、《孔子2000》、《观察者网》等学术网站。（2）唐山，“文化民族主义这条死胡同：《文明的毁灭与新生》的评论”，《北京晨报》2011年9月2日〈大家悦读栏目〉；（3）秦晖，“人类的美德：东西方是一样的：从方朝晖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说开去”，《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26日02版；（4）春晖，“伦理之外，更需制度安排”，《新京报》，2011年10月15日C05（社科）；（5）任剑涛，“文明生态史观中的儒学与现代性”，《文汇读书周报》（第9版）2012年3月9日星期五，后全文发表于《爱思想网》2012年4月17日;（5）彭永捷，“回归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北京晨报》2011年9月7日C03版；等。（秦、任、彭的书评与《国学新视野》纪要相关内容相同）
这次再版，原来的“前言”此次更为旧版序（因为从内容看它更像序言），增加了一个新版序，试图更清楚地表述我的想法，也作为对种种意见的回应。此外，我还对各章节划分、节标题及文字作了一些调整，特别是第3、5、6章分节方式及节标题有所调整。另外，对参考文献的分布方式也有调整。希望这样能更好体现原作内容，也使全书体例更统一。整体上讲，没有对内容作大幅改动。
在此，要特别感谢郭齐勇先生对本书再版的慷慨支持。郭老师德高望重，支持后学，令人敬佩。孔学堂书局陈真先生对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和劳动，也在此深表谢意。
2022年1月6日星期四于清华园
来源：儒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