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18—27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形成、变化与争议
黄雯鏸
摘 要
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叙事在学术和现实的要求下延续中国化的进程并建立了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学界讨论热潮，取得了以阶级斗争为研究主线的共识，并在此视域下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起始问题与“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的定调。强调分期问题也使中国近代史研究集中于“八大事件”。在遵循毛泽东历史学话语的基础上，“革命史范式”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互成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学科化的转型。随着1958年的史学革命走向激进，革命史叙述体系被抽象成为公式，弱化了将唯物史观中国化、深入中国近代史结构研究的动机和学理要素，在八九十年代引起反思和“范式之争”。在激进化过程中，“革命史范式”产生了更多非历史主义的负面效应，但其曾强有力地论述中国近代社会的激烈矛盾与重大更迭，解释中国革命的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近代史分期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从“范式”概念对社会科学研究是否适用，到是否存在“范式转换”等问题，至今并未形成共识。但从这场争论起，“范式”概念不可阻挡地进入历史研究中，作为主角之一的“革命史范式”也在这场争论中被进行“范式”的定义。今天大多学者所指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以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三次革命高潮”作为断代划分，以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核心叙述内容。“范式”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至1988年，《历史研究》编辑张亦工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引进并翻译成中文版之后使用这本书所提出的“paradigm”概念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反思。他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存在着一种并且只存在一种研究规范，“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多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根据一些权威著作所构筑的框架、所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这些对后来的研究者有精神定向作用的学术成就，就是以前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规范”，即“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 然而，在对中国近代史的“范式”问题的讨论中，较少详细论及上述的“研究规范”或者说“范式”是如何从20世纪前叶的叙事体系中形成的。鉴于此，本文侧重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中梳理“革命史范式”的发展变化、相关争论及其原因和影响，略陈管见，就教于方家。
一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叙事缘起
早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瞿秋白、张闻天、李鼎声（平心）、何干之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就从共产国际引入一系列概念和理论，用以解释与论述中国近代革命。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近代史，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之间为瓜分在华利益产生的争端、中国人民的反抗与起义作为中心事件进行论述，论证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此开始形成革命史叙事。他们根据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运动进行定性，偶有划分时期的意识。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作为“现代中国史的开端”，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视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不过，他们之间尚未形成一种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与相应论述框架的共识。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阐述中国革命理论。他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他将中国革命从1919年进行划分，提出1919年后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此外，在这篇文章当中，他还强调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的历史学话语奠定了革命史叙事的框架。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当时只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句而不会运用其立场与方法的情况，要求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与中国历史，分析中国革命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著述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研究。”因此，在1940年范文澜到达延安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后，毛泽东在1943年3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工作分配，其中的政治史研究就交由范文澜负责。
1945年，范文澜完成《中国近代史》，他将毛泽东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概念首次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把《中国近代史》上编，即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命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下编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范文澜的著作构筑了基于唯物史观的中国近代史叙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论述中国近代史，并且将毛泽东的理论落实于历史解释中，成为红色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解放区中小学课本、通俗史学读物的重要范本来源。
▲ 范文澜（1893—1969）
不过，在这一时期，历史课本并未形成统一的解释。如在分期问题上，1949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荣孟源、刘桂五、王南、王可风、彭明五为初级中学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课本》，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编审的《小学历史课本》以及华岗所著、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审定的高中二年级《中国近代史》课本，都按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提法将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1945年12月出版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厅编著的《高级小学适用历史课本》，以及1946年12月出版的彭文编著、晋冀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委员会审定的《高级小学适用历史课本》，虽然已经使用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法，但是将其界定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
在新中国成立前，革命史的叙事模式在形成过程中已被运用于中国历史编纂的实际中，但限于战时条件以及战时需要，都尚未捋顺、深化。在革命胜利之时，史学家们要求重建中国历史的诠释架构，如范文澜不再满意自己在1945年完成的《中国近代史》，他在新版《中国近代史》序言中表示对这部9年前所写的著作“很不能满意”，并称“早想把它整部拆散，按照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重新编写”。以范文澜为代表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望能建立更加系统的、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二
确立以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主线
1953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教育工作问题，毛泽东主持会议，决定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分别研究语文、历史教学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学内容安排和教材编写，需要建立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诠释架构的共识。
1954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的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和分期方案。该文的发表，将近代史分期问题推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范围。尽管此前各种历史著作、教科书也使用了一些分期方法，但更多的是为了分段叙述的方便，并未上升到理论层面深入考虑如此分期对近代史叙事的意义是什么、何为分期依据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教科书与著作，基本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影响下照搬“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说法，也并未真正进行近代史分期考虑和研究，1949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课本》以及华岗所著《中国近代史》课本则完全采用以重要事件为篇目的类似纪事本末式的写法。胡绳提出，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应当反映出社会发展的本质，“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事实中找出一条线索”，而解决分期问题则是“解决结构问题的关键”。此文刊发后，迅速引起了对于近代史分期标准及划分方案的热议。
▲ 胡绳（1918—2000）
胡绳提出划分中国近代史时期的标准应当以阶级斗争为根本主线，这一观点以毛泽东“两个过程”的提法为依据。胡绳首先反对的是以外国侵略战争作为近代史分期的依据，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显然，他针对的是蒋廷黻等“资产阶级”史家的著作。
此外，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根本主线的观点，重点参考了苏联在1951年对俄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领导人的号召和两国政策的支持下，全国各行各业积极学习苏联。苏联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与研究动态也大量被译入，此时中国史学界不管是在教学形式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尽量吸收苏联的研究成果。胡绳这一观点的提出，正是参考借鉴了《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观点。
10个月后，《历史研究》刊发了孙守任对胡绳观点的商榷文章。他提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与俄国不同，所研究的时间、内容跨度也不同，认为应当参考毛泽东的主要矛盾理论，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的提法，以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主张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孙守任的观点似乎忽略了胡绳反对这一方案的锋芒指向，因而遭到其他一些学者在政治层面的批判。但鉴于该问题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在积极推进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二集发表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他在文末自述此文是“去年（1954年）十一月在本所某次学术讨论会上解答一些问题的一篇讲稿”。该文没有说明要与他人商榷，但显然有着回应胡绳和孙守任文章中对范文澜著作的意见的目的。胡文与孙文都认为范著有“纪事本末体”的缺点，而范文澜此篇讲稿采用了清晰的分期进行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他的分期依据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与孙守任的分期依据大致相同，分期方案也与孙守任几乎一致，但这并不代表他认可孙守任的观点。
7月，范文澜在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近代史讲座所作的报告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相比于他之前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次报告进行了更系统的理论阐述。虽然他仍然选择采用“主要矛盾”作为分期依据，但不同意仅仅根据“外国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来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他指出了“主要矛盾”的相对性：当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并引起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反抗时，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就构成了主要矛盾；而当帝国主义采用温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来压迫中国时，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便浮现出来，成为主要矛盾，这两个矛盾交替成为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可见，范文澜在以“主要矛盾”为分期依据的基础上，力求避免绝对化而努力更全面地看待近代史分期问题。
与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期观点不同的是，范文澜在他的文章中没有引用任何斯大林和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而是完全从中国近代史本身来分析。早在1953年3月25日，他在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上所作的报告中即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可见，不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教条化地加以应用，正是范文澜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研究原则。
1955年《历史研究》第二期发表了金冲及的文章，他提出了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综合起来考察”的分期标准，主张将经济要素引入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考量。金冲及同样引用了胡绳所参考的苏联历史学界对苏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但他并不认同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分期依据的观点，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中共同的特征，并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特征”，“阶级斗争只有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时才能用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当时同意其看法者寥寥无几。
▲ 金冲及（1930—2024）
1956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六次科学讨论会最后一次全会上，戴逸在发言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金冲及使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的双重标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变化最深刻的反映，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最明显的表现。他表示支持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划分标准的观点：“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最能够体现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最能够揭示历史前进运动的规律，最能够显示人民群众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该讨论会的与会者除金冲及外，基本上都同意用阶级斗争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这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主线的观点基本取得了共识。
▲ 戴逸（1926—2024）
1956年8月6日至18日，高等师范学校语文、历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定稿，采用了与会大多数人的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三个时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至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1864年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签订；1901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这一分期法的根本点是从“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出发。1956年10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也表示同意胡绳以阶级斗争为划分标准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全面地反映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使我们能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认清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主流”。
1957年4月，新华社新闻稿宣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至此，胡绳提出的分期标准在这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获得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并落实到全国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中。随后，小学历史课程的标准也随高等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学大纲确立下来。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成为新一代历史学专业教育的标准阐释框架。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成为革命史叙事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形成
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的普遍态度，也受到“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观点的影响。尚钺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角度以明清之际为近代史开端，被视为“异端”，遭到其他史学家的批驳。刘大年强调，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观点是有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矛盾和革命力量等一系列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依据，“中国革命的全部实践，检验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证明了它们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1958年后，对尚钺的批驳愈发集中而激烈，如黎澍发表《中国的近代起于何时》对尚钺进行批评，认为尚钺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追溯至明清之际，是“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完全忘记了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血腥侵略的后果”。实际上，根据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阐述的中国革命理论，刘大年在1953年就已提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作为“革命史范式”的一部分，几乎成为没有讨论空间的定论。
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近代史的下限是否延长至1949年的问题也被学者关注。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林敦奎提出这一观点后，戴逸在会上表示同意。来新夏也发文同意这一观点。在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中，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也同意上述观点。然而，尽管众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分期方案，但基本选择了1919年作为近代史的下限（见下表）。1957年8月教育部编订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也依然将近代史定义为“1840—191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变化及中国人民反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的历史”。这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产生的深远影响不无关系。
▼ 中国近代史断限具体年代划分方案表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集中强调分期问题，使史学家将研究目光倾注于更具分期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上，而对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相互关联的细节有所忽视。胡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就提出，应当关注的重要界限为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将其称为中国近代史的“三次革命运动高潮”。胡绳的分期方案，即以这三次革命运动作为分期的断限。从上表也可以发现，在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中，提出分期方案的学者无一不重视“重要事件”的界标作用，这是关注分期自然带来的导向。1957年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也正式采纳了胡绳提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主干来划分时期的建议。
按照以五四运动为界线对新、旧民主主义时期的划分，五四运动之前的事件属于近代史研究的主要事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确定了“编到旧民主主义时代完结止”的编辑方针，将中国近代史分成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东捻西捻、回变、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十二个题目。这些题目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事件相吻合。1957年，完成了除洋务运动和北洋军阀外的十种。这套资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以事件为主导的教学与研究。如1957年的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草案即根据“三次革命高潮”分为三大段，其中再以事件为中心来进行叙述，所着重的事件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选题基本重合。
纵览“革命史范式”形成的主要历程，从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示的以五四运动为界线划分新、旧民主主义时期的观点开始，范文澜等史家将其落实于历史叙述中。在新中国成立后，胡绳、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更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化与学术化的追求，因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明确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和分期标准，以及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干的分期重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视域、苏联史学对分期界标重视的影响，以及在毛泽东指示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纂主题的选择，使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表现出以1919年以前的重要事件为核心的“单元式”“专题式”特征。林增平在1980年回顾这个阶段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说：“不少从事近代史教学和编辑出版的同志，给近代史教材、著作归纳出一个公式：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近代史研究，陷入公式化的境地。”尽管学者们相传的“八大事件”所指有所差异，但对“革命史范式”的共识与应用表明，中国近代史叙述的性质、主线、分期和以事件史为中心的叙述框架已然形成。
在“革命史范式”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史上的八个重大事件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与讨论，与“革命史范式”相互成就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起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构建了完整的研究框架和体系。此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在全国高校和中小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得以普及，由此明确的一些认识原则沿用至今，提纲挈领的“革命史范式”也成为广大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掌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四
“革命史范式”的“激进化”与“范式之争”
1958年3月，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他提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指夏、商、周）、脱离革命实践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 ，认为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代的现实，考古也应该是为了现实而服务。在大跃进走向高潮的历史背景下，以陈伯达的讲话以及各高校、学者的应和与自我检讨为开端，与“双反”运动、“向党交心”运动、“插红旗，拔白旗”等运动交织，开展了“史学革命”。于是，“革命史范式”形成后很快走上了“激进化”的快车道。
在这场史学革命中，“厚古薄今”“厚古重外”“重考据轻理论”作为立场性错误成为史学批判的靶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标杆。研究问题的集中化、研究立场的政治化、研究问题的扁平化和窄化成为当时近代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其实，胡绳、范文澜、金冲及等学者在提出分期方案时，都很重视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和具体性，并非“见骨不见肉”的研究。但随着事态的激进化，“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很快被抽象为公式。
在“革命史范式”形成过程中，过于重视阶级斗争使史学家忽视了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李新为编写《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所写的前言，尤其赞成范文澜不把辛亥革命作为界限来进行划分，其原因是辛亥革命“只改变了政体，而没有使阶级关系产生重大的变化。因此没有必要以辛亥革命为界线把1905—1919年这段时间分为两个时期”。1956年高等师范学校语文、历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定稿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了三个时期，同样避开了辛亥革命。在史学革命中，此问题则更加凸显。据林增平回顾，当时的历史研究对鸦片战争中的群众抗英、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颂扬“几乎成了拔高的比赛”，被涂饰得面目全非；而辛亥革命由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则必须“立足于批”。
由于这场“史学革命”，“革命史范式”弱化了将唯物史观中国化、深入中国近代史结构研究的动机和学理要素。而也正是因为走向激进，才使“革命史范式”本身产生了非历史主义的更多负面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革命史叙述体系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被学者在反思中借用“paradigm”形成“范式”话语并进行争论。学者们也纷纷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中进行反思，认为“以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是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甚至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
20世纪90年代，以罗荣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现代化范式”，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作为历史进程的中心。这引发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经过一段时期的激烈争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两种范式并非二元对立，如杨念群认为，“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并非库恩提出“范式”理论语境中的自然科学般的范式转换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另一种观点是，否认此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革命史。对于是否存在“范式转换”问题，支持者马敏认为，史学研究中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某种范式或受其制约，“规范认识的质疑构成范式转换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的动力”。近代史研究者在这场范式之争中各抒己见，不论是被定义的“革命史范式”，还是不被定义的革命史叙事体系，都程度不同地遭受着新叙事的冲击。
▲ 罗荣渠（1927—1996）
“革命史范式”形成中的核心引领者胡绳，在其代表性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回应道：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范式”以及“革命史范式”？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出了“鸽子笼”的概念。他认为，从维科、康德、黑格尔、孔德、马克思到斯宾格勒、汤因比，都“创造出一种鸽子笼的体系把他们的学问安排在其中”，“在这个图式中‘各个时期’各以其自己的渗透一切的特性，按照一个模式在时间之中一一相续”。正如柯林伍德所言，“鸽子笼”对于历史的阐释是“驯服性”的。“范式”设立了一个历史前进的方向，而在历史到达这样一个状态之前，完全有可能因为某些事件的改变而有不同的走向。因此范式的确立容易让研究陷入历史预定论，阻止从其他可能的视角观察问题。如果深陷其中，一些问题甚至无法被发现，更遑论解决。回看中国近代史研究，比如“八大事件”中的“义和团运动”，当采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的绝对定调和范式时，义和团的形成，各群体的关系与转化，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各教派之间及其与母国世俗权力以及教廷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地区的利益斗争，义和团、清政府、西方列强之间的相互利用，都难以受到关注。
那么，是否应该放弃对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的追求呢？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历史的驯化力挂钩于历史的解释力，历史学家需要给出对历史的解释。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出现“范式之争”也在于试图建立一种更加具有普适性的历史解释框架，而具有普适性的历史叙事架构才有利于进行更广泛的学术对话进而推动历史研究的更迭。正如同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范式”强有力地论述中国近代社会的激烈矛盾与重大更迭，解释中国革命的进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化、学术化的转型，它的形成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重要意义，对其后直至今日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在完成当下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时代任务中不可不回顾的重要历程。
作者简介
黄雯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
编辑 | 张继元 孙佳琪
审核 | 金久红 聂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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