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传记创作与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述往事，思来者’，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传记文学》创刊40周年座谈会”于2024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
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建臣，《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总编辑丁以绣，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王丽，中国致公党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范承玲，《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陈新华，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苏丹，《现代传记研究》主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正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主任钟进文，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庆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刘宏昌、徐福山，《传记文学》杂志原社长和主编查振科、丁亚平、郝庆军，以及来自学术界、文学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各部门负责人和媒体记者等60余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开幕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齐永刚主持。
图为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建臣致辞。
以下是李建臣先生讲话摘编。
在文学创作百花园中，传记文学个性鲜明、特点突出、地位显要。
人类文明一切成就或痕迹，都离不开人的活动，离不开对人活动的记录和描述。所以文学本质是人学。离开人，文学便失去色彩和温度。而传记文学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它不仅以“人”为核心为灵魂，还必须展现特定人、真实事，容不得虚构。
比如我们了解欧洲文化源流，离不开对欧洲文化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苏格拉底的研究，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和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便不容忽视。我们对释迦牟尼生平及佛教创立过程耳熟能详，得益于大乘佛教祖师马鸣创作《佛所行赞》。再如约翰·马可撰写《马可福音》，伊本·伊斯哈格撰写《先知传》。他们对耶稣创立基督教、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过程最早留下记载。提起欧洲中世纪，人们大多认为“黑暗”。该观点始自“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记述21位历史人物的《名人传》。面对屡破拍卖记录的梵高画作，如果没有欧文·斯通《梵高传》，人们对百年前那位贫困潦倒、生前一幅作品都没卖出去的天才艺术家便知之甚少。如果没有罗曼·罗兰撰写《贝多芬传》，人们对命途多舛、不屈不挠且充满传奇色彩的伟大心灵，便缺乏应有了解和致敬。
传记作品之所以具有独特文化价值，是因为它不仅要如实记录一个有时代特征、有典型意义或有重要成就的人，还必须潜入人物内心，探究精神脉理，厘清本我自我超我内在轨迹，把人物写活写深写透，把思想成果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土壤、文化生态和变化过程展现出来。恰如叶芝所言“一切知识皆传记”。画鬼容易画人难。要画出某个特定思想家的深邃思维和精神特质，难上加难！好的传记作品阐释思想更准确，揭示人性更透彻，反映社会更深刻，像明珠在文学宝库生辉，似星斗在历史天空闪烁，为天地立心。
中华传统文史不分家。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赶跑周厉王。这时两位重臣周定公和召穆公联合出面主持政局，史称“周召共和”。为对朝廷、对百姓、对后世有交代，他们设立史官，如实记录执政情况。14年后周厉王客死异乡，二人还政于周宣王，并附上一部执政实录。该实录不仅拉开华夏信史序幕，也成为中华传记开山鼻祖。
此后，国人开始重视历史，更重视自己百年之后盖棺如何定论。
《左传》载，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因被齐庄公戴绿帽子，忿而杀之。史官随即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惊惧，杀史官。不料史官二弟继续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之。三弟亦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之。至史官四弟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不敢再杀。
司马光《涑水记闻》载，赵匡胤某日闲来无事，在御花园用弹弓打鸟。这时御史张蔼来汇报工作。一堆琐事，令赵匡胤不厌其烦，便说这等小事也来烦我？张蔼说，民生事再小，也比弹弓打鸟重要多了。赵匡胤闻言大怒，当即用斧柄打掉张蔼两颗门牙。张蔼从容不迫，趴在地上捡起被打落牙齿，小心翼翼揣在怀里。赵匡胤见状十分惊讶，说你什么意思？张蔼淡定说，我要保留证据。赵匡胤说，难不成你还要去告我？张蔼说，告是无处可告，但我要让史官记下此事，告诉赵家子子孙孙。赵匡胤一听立即怂了，道歉、赏赐并提拔张蔼为御史中丞。
为什么青史会有如此震慑力？因为人有思想和尊严，除了追求美好生活，还必然提出生命意义终极之问，寻找灵魂归宿和永恒依托。许多宗教对此都有正面回答。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语怪力乱神”的世界观人生观，回避了这个不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生命根本问题。于是青史便填补空白，成为末日审判的“约沙法谷”，决定你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爆炸群星璀璨，文学作品大多透着思想解放、思维自由翱翔气息。如《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七萃之士，由伯夭做向导，造父驾车，驭八骏出宗周，穿玉山越昆仑，西行万里至瑶池，与西王母饮宴酬酢歌吟相答。作品文风飘逸情景交融，惟妙惟肖如临其境。
秦后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决定了各朝正史——全国唯一重大文化工程，均以皇家族谱为核心展开。较之《春秋》《左传》编年体，纪传体当仁不让走到文史舞台中央。司马迁认为，人物传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虚美、不隐恶”，是探究历史规律重要方式。故而，《史记》以12本纪30世家70列传，记述华夏从黄帝到汉武2600余年历史，并为后世立下标杆。此后，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甚至整个《二十四史》，皆纪传承之。
在皇家示范下，在家国不分、等级固化文化背景下，芸芸众生人人期盼生前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死后永载史册光耀万世；即使不为万民所仰，能在县里、村里、哪怕在家族留名亦不枉此生。于是华夏大地几乎县县有县志、村村有祠堂、家家有族谱。甚至，与光宗耀祖名垂千秋相比，生命微不足道。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取义。用文天祥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故此，中华典籍虽在数千年战火纷飞中屡遭劫难，但仍生生不息浩如烟海，并留下佳作形成文脉。如南朝梁僧慧皎撰写《高僧传》14卷，记载东汉至梁453年间257位高僧生平言行，多角度记录佛教在译经、义解、习禅、明律、诵经诸方面传播、发展和衍变历程。
玄奘西行求法，是我国佛教史上大事。玄奘弟子慧立追随恩师19年，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完整留下玄奘从出生、出家、赴印求法并带回657部经书、以及归来后主持译经至圆寂全过程。特别是玄奘在印17年所言所行所见所闻，极具史料价值。
唐代文化繁盛，才子灿若群星。文史学家辛文房撰写《唐才子传》十卷，记述李白、杜甫、王维、王勃、孟浩然、陈子昂、王昌龄、刘禹锡、李商隐等398位诗人生平及作品，将大唐文化胜景与国运兴衰多角度展示于世。
《五朝名臣言行录》朱熹编纂。通过对赵普、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60位名臣生平、品德、才情、作品、为官及成就的记载，描绘出北宋前五朝政通人和天下共治的社会画卷和生机勃勃繁荣灿烂的文化生态，也让后世领略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文化力量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
利玛窦1582年到澳门，1583年入内地，1610年在北京逝世。28年间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制作《坤舆万国全图》，介绍日心说，译介中国经典到西方……。作为文化使者，利玛窦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先河，开启西学东渐。比利时学者金尼格鹊巢知风，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名标史册。
21世纪，人类跨入数字文明时代。相对于传统文明，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呈现型态与消费方式都发生颠覆性改变。地球被层层网络包裹，一个信号一秒钟绕地球七圈半。思想与话语权不再由少数人垄断。每个草根都有机会展示自己，一夜成名。面对铺天盖地信息潮和眼花缭乱快节奏，越来越多人失去耐心，远离思考钻研，融入浏览、快餐与娱乐模式，不再甘坐冷板凳。特别是近年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各种大模型蜂拥而至，一浪高过一浪。在量子芯片加持下，世界模型和AGI呼之欲出。
尽管数字文明改变物质世界，颠覆传统思维，重塑价值理念，但提升人类生存质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指向永远不会变。对传记文学创作而言，关注“五性”依然是基本要求。
一曰人性。人性有善恶。善的人性充满爱，悲天悯人恕己及物，闪耀良知光芒，促进社会走向文明和谐；恶的人性以邻为壑恃强凌弱，助纣为虐弱肉强食，推动社会走向对立争斗。然而善恶易变，每每情随境迁，一念佛一念魔。所以挖掘人性须秉持真善美，激浊扬清抑恶扬善。
二曰思想性。思想是人本质属性，是文化之源。思想的价值在于特异性，在于独立。我思故我在。世界之所以美丽，就在于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新思想意味着新发现、新价值、新视野、新境界。唯有新思想才可能推动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美化人类精神家园。千篇一律则文化凋敝。
三曰时代性。人离不开社会，思想由时代铸就。所以传记看似写人，实则写史。正如卡莱尔所言“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文明社会不仅让人安全自由实现价值，而且有能力自我纠错。任何社会针砭时弊都是医治顽疾苦口良药。写人与写史统一、思想衍变与社会底色同频共振，则作品有传世价值。
四曰客观性。人的任何正确判断皆以事实为基础。事实胜于雄辩。真理力量穿越时空光耀万世。许多人表演一生，晚年最大夙愿则是说实话，将真相留给后人和世界。因此，作传必须有良知，有“史官”气节、风骨和使命感。脱离事实主观臆断是不负责任；刻意掩盖歪曲，则是历史罪人。
五曰文学性。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文学不仅塑造美，而且生产思想提炼价值。如果说欣赏美是高级精神享受，那么洞悉思想则触及生存发展根基。没有文学家耕耘，历史便是碎片，时代便苍白。一如没有烹饪师，素材便只是堆在墙角的原料，绝不是满汉全席。
最后用一句话结束我的发言：
让我们去寻找和致敬伟大灵魂！
他们不仅给时代带来荣耀，也将使未来社会更美好！
——本文转载《新华网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