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随礼及彩礼，“礼”的枷锁如何破？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春节红包‍‍‍‍‍

临近年关，给小辈准备压岁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广西百色一份关于“遏制攀比压岁钱移风易俗过大年”倡议活动方案引发共鸣，“早就该这样了，否则过个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甚至有的网友表示过年掏空年终奖。有政府以官方形式发出这样的倡议，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一下攀比之风。

其实不仅仅是压岁钱，人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随礼，以及关系人们终身大事的彩礼，近些年来都在逐年走高，成为大多数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很多地方无休止无限度的攀比之风、攀比心理导致压岁钱、礼金超出人们承受范围，也让这些从古传到今的压岁钱、随礼和彩礼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确实到了应该反思和治理的时候了。

现代人都知道给小孩压岁钱，朋友、同事、亲戚邻里家里有了事情要随礼，订婚要彩礼，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这压岁钱、随礼和彩礼是怎么来的，它们原来的样子应该是怎样的，梳理一下这些“礼”的由来，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能更清晰地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合适地传承这些文化。

先说压岁钱。压岁钱的习俗最早与驱邪避灾有关，主要源于古人对鬼怪和疾病的恐惧。

古人认为，儿童身体虚弱，容易受到邪祟的侵害，因此需要通过一些仪式和物品来保护他们。而这个“祟”就是一种小妖的名称，传说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它会趁人们熟睡时出来活动。“祟”会用手去触摸熟睡孩子的头，孩子被摸过后就会生病。

为了保护孩子免受“祟”的侵害，每到年三十晚上，家长们都不睡觉，会点亮灯火，一直守在孩子身边，这就是“守祟”，后来逐渐演变为“守岁”。后来有人在守岁时拿出铜钱给孩子把玩，人们认为铜钱的金光可以吓退“祟”，也因此过年给孩子压岁钱的习俗就这样传开了。

最早的“压岁钱”并不是真正的钱币，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例如，汉代有一种叫“厌胜钱”或“压胜钱”的饰物，上面刻有吉祥图案或文字，用于驱邪避灾。唐代的“压岁钱”则更多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护身符，也并非真钱。

真正有记载的压岁习俗出现在宋代文献《梦粱录》中，“至除夕，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小民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小儿女终夜博戏不寐，谓之‘压岁’。”而这里提到的“压岁”主要是指除夕夜孩子们通宵玩耍、不睡觉的习俗。

一直到了清代富察敦崇所著的《燕京岁时记》中，才明确记载了北京地区的压岁钱：“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

由此可见，压岁钱最初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饰物，至少到近古时期才开始用真正的货币铜钱。

随着民间习俗的演变，现在的压岁钱已经更多地变成了给小孩的一种经济资助或者补偿，直接给纸币甚至直接用微信发个红包，传统中的压制邪祟的寓意反而不被关注了。

再说随礼，现在也是人们一种似乎不好逃避的负担。尤其是人们开始工作进入社会之后少不了人情往来，除了传统的亲戚乡邻，又多了同事、同学的关系，不加控制的随礼让很多人觉得有苦难言。

其实，作为礼仪之邦，我国自古以“礼”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礼仪规范。随礼作为一种礼仪行为，体现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

随礼其实就是发源于彩礼。周朝将婚姻纳入礼制范畴，形成了“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婚姻礼仪。其中，“纳征”是正式下聘礼的环节，可以看作是随礼的早期形式。可见，最早的随礼，其实就是针对的婚姻，古代的纳征也只是六礼中的一个，男方送聘礼给女方，标志婚姻关系的确立，聘礼一般为玄纁（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象征着天地之色，代表着对天地神灵的敬畏）、束帛（五匹帛）、俪皮（成对的鹿皮），后两者是财富和吉祥的象征，这也就是最早的彩礼。

后来的朝代中，彩礼形式开始多样化，品类也越加丰富。汉代有布匹、粮食、牲畜，唐代常见的有金银、绸缎、首饰等，唐代法律对随礼的奢侈化现象也有所限制。宋代商品经济发达，随礼中货币的比重增加。随礼的习俗逐渐从贵族阶层普及到平民百姓，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明清开始，随礼习俗进一步发展且复杂化，攀比之风开始普遍，即便明初朱元璋推行节俭政策，也未能抑制。

关于普通的随礼，一般认为还是与朱元璋有关。他曾经下发过一个《教民榜文》，其中有这样的话：“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民间婚娶，并依《朱子家礼》，毋得僭用锦绣、金珠、首饰、财礼。丧事不得用金银为殉葬，及设宴乐、戏舞、杂剧，违者治罪。”他认为，乡里百姓贫富不均，但婚丧嫁娶、生死吉凶等事是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他希望通过规范这些礼仪，减轻百姓负担，避免因攀比和奢侈而导致的经济困境。

朱元璋通过《教民榜文》规范婚丧礼仪，旨在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避免因婚丧礼仪而导致的贫困，减少因攀比和奢侈引发的社会矛盾，通过儒家礼制巩固统治基础。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或者民间，把榜文中的这段话的后面两句演化成了：“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这是明确地对随礼金额做出了规定。本意可能也是好的，是为了避免家中有大事要办的人家出现贫困，明代一贯相当于铜钱一千文或者白银一两，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几百元。考虑到明朝时期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这一贯铜钱其实相比之下也不少了。

总体说来，古人彩礼的负担轻重因时代、地域和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彩礼的数额和形式受到礼制、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约束，不会过度加重人们的负担。只是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彩礼的奢侈化和攀比现象可能导致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现在，随礼和彩礼之所以发展成为人们的沉重负担，一方面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和人们的观念有关。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种随礼和彩礼，甚至包括压岁钱反而不会那么多。听说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压岁钱也只给一两百，礼金也不离谱，这样其实既能够表达对孩子的爱抚之意，又不会让人觉得影响了什么，谁也不会靠收亲戚朋友的礼金来致富。

也有报道一些地区热衷请客，专门为了收受礼金，升学宴、乔迁宴不一而足，结果所有人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人们一方面反感这样的习俗，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可能被裹挟付出了很多礼金又不得不再找个由头设宴请客收回来。走样变形的随礼不但不能增进感情，反而造成了感情功利化，给所有人都带来了经济压力。

其实，出手推动移风易俗，整治陋俗劣习的地方也不止一处。

笔者的家乡在山东西部，当地早在多年前就跟随新农村建设的大政方针开始推动移风易俗，在有些习俗的推动上甚至采用了准强制的手段。在推动移风易俗的那些年，当地除了禁止非重要事项的宴请之外，尤其重点监控乡村白事的办理。一旦一些村庄有丧事或者过周年这样的白事，当地政府会派出专门的乡镇干部蹲点进行监控，对于没有按照规定仍然大操大办的进行劝阻，必要时强力进行制止。经过几年治理，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家乡的随礼攀比之风被有效遏制，丧事简办已经成为新的制度。

唯一没能遏制住的可能就是高价彩礼这一块了，其实这与长期以来我们积累的人口比例失调有很大关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去解决，不是一个移风易俗的倡议或者政策可以改变的。

要解除压岁钱、随礼以及彩礼的枷锁，除了上面所说的部分情况下需要政府推动，其实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自身观念的改变才是更加主要的。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太多方面也不见得有效。

前面也说到，有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反而没有让这些成为负担，这说明经济的发展让人们有更加多元地获取收益的方式，相比落后贫穷地区，礼金的多少对人们可以忽略，所以人们反而不会看重，这种情况下，在礼金方面的攀比之风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其心理基础。

经济发展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其对移风易俗的影响也是渐进的，人们观念的转变或许会更快一点。就拿大家普遍感觉压力大的随礼来说，随着城市化的程度提升，在城市生活的人数已经超过农村，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被新的城市社会结构取而代之。对门邻居多年不相识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这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就免除了一直以来的“乡邻”这个关系链上的人情往来。

另外，同事关系属于新增加的关系，前些年，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们工作几年一般都会结婚办婚宴发请帖，只要是认识的同事一般都会邀请参加。近些年，也许是更多的人加入了人间清醒的队列，参加这种婚宴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早年毕业进入职场的人们早已成家，也经历了或多或少的跳槽，意识到同事关系其实就如同公交车上的过客，极少有离开原单位之后还保持联系的。所以在遇到新同事结婚邀请时，就会采取能不去就不去的策略，而新加入职场的小年轻们也许看到了这种情况，邀请了人家又没有还礼的机会，那仍然邀请就明摆着是想靠办婚礼挣钱了，这个名声也不好听。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可以看出，其实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多大的个人意志力去改变观念，有很多时候人们的观念就这样转变过来了。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更加清醒、现实一些，更加关注自身的事情，摒弃那些立足社会必须尽量多地“维护关系”的观念，那么可预见随礼这个现象也会逐渐地减少。至少，也会逐渐回归正常，不会成为负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