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我党在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革命时期，他长期活跃在上海，为组织提供了大量可靠情报，是革命胜利的功臣之一。1933年年初，中央机关迁到中央苏区之后，潘汉年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但不久后，左翼作家丁玲与潘梓年一起被捕，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哥，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3年6月，潘汉年正式到达中央苏区，到中央苏区后，他担任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那段时期，潘汉年不仅把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而且还在苏区大规模开办苏维埃训练班，筹办苏维埃大学，为红军培养革命人才。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之后，潘汉年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与十九路军派出的代表签署了相关协议，双方在军事贸易等方面互助合作。同时，潘汉年也与张云逸、黄火青一起被派到福州工作。
然而，1934年1月，十九路军失败，潘汉年通过自己的关系离开了福州，辗转香港回到了中央苏区。回到中央苏区之后，潘汉年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不久后调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继续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
1934年9月，因为“左倾”错误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也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当时中央计划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沿着粤、赣、湘、桂边境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以及红六军团会合（长征初期并没有决定到陕北落脚）。
巧合的是，当时粤军的负责人陈济棠恰好对蒋介石不满，如果利用好陈济棠，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的封锁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在这种背景下，1934年10月6日，中央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为正式代表，前往粤军第七师驻地与陈济棠谈判。
潘汉年也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任务，与陈济棠谈判成功，双方达成了五项协议：比如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等。十天之后，粤军第七师又派出代表，传达了陈济棠的两项决定，这两项决定都对红军十分有利，分别是：暂时拨付红军十万发弹药；盐与布匹准予放行。
弹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因为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封锁，盐与布匹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以说陈济棠的两项决定都给红军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另外，长征开始之后，红军主力部队之所以很快就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也与潘汉年的谈判有直接关系。因为双方谈判成功之后，陈济棠的部队后撤了四十里路，红军几乎没有遭遇阻拦，因此非常顺利地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长征开始之前，博古也调整了潘汉年的职务，把他从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岗位上调回机关，让潘汉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同时，潘汉年也跟随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左倾”错误得到纠正，中央也决定派潘汉年等人返回上海，恢复白区的工作。此后潘汉年经过贵阳、广州、香港，辗转回到上海，开始了另一番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