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山高水长——深切怀念青岛出版社奠基人刘笃义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

分社草创，一穷二白，既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经费，可谓是从荆棘中拓荒。刘社长曾戏言：“养头驴还得给个驴槽呢，出版社总得有个办公的地方吧。”他几番奔走，从山东少儿出版社和青岛市财政局各申请了15000元作为启动经费，又向新华书店借了四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就这样，青岛出版事业的幼苗发芽了。

青岛出版办公室原有两个刊物，一个是《红蕾》，另一个是《小葵花》，但一直陷于亏损。分社成立后，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既是编辑，又是发行，不但要搞好日常的案头编辑工作，还要收发货和催款。在刘社长的领导下，分社风生水起，两个刊物后来也实现了扭亏为盈。

1984年夏天，山东省小学语文研究会的教研员们在青岛召开研究会。刘社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教学大纲里有个“看图说话”的栏目，但没有教材，与会者们希望《小葵花》和《红蕾》的编辑们能协同来做这件事，编辑出版一部对应性的书籍。刘社长认为这是实现分社突破的绝佳机会，当即接受挑战。

《看图说话·看图作文》书稿编成后，由于青岛分社自己没有书号，我们与山东教育出版社合作，才使书籍拥有了“正式身份”。书号的难题解决了，又面临着印刷纸张的供应问题。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纸张等印刷物资由国家计划配给。为了能尽快把书印出来，刘社长四处交涉，东奔西走，甚至摔伤了腿，最终采购齐了全部印刷用纸，保障了书籍的顺利出版。

图书出版后，刘社长首选烟台为试点发行城市，并借着当时小学语文研究会的机会，请老师们来征订，第一学期的征订量达到了30万份。征订的成功，给全社上下带来了巨大的信心。在后来的发行中，巅峰时期曾拥有过700万份的辉煌成就。刘社长曾深情的说：“我们徐州路的办公大楼是用学生学习的卡片盖起来的。”

1986年9月，青岛出版分社新办公楼在徐州路77号奠基，破土动工。1986年10月，青岛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后，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报请山东省出版总社和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青岛出版社。1987年1月12日得到批复，正式成立了由中共青岛市委主管、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青岛出版社，社号512，出版前缀5436。从此，青岛市终于拥有了一家在文化上大有作为的国有专业出版机构。

1988年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刘笃义社长（坐席左一）与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伍杰（坐席左二）。

艰苦奋斗，躬行践履

在青岛出版社的创业期，不分领导和普通工作人员，体力活人人有份，在很多老同事的记忆里，依旧保留着刘社长扛着大包、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扬的画面。为了节约经费，八九十年代青岛出版社《红蕾》《小葵花》两份刊物每月的邮发打包，一年两季的教辅图书分发装车，都由社内工作人员亲自动手。刘社长不因自己是领导就袖手，而是率先参与体力劳动，尽管年届六旬，但对扛包和装车从不回避。

当时社长出差的待遇和普通工作人员并无二致，为了节省经费，他和发行人员一样携带着青岛的咸菜、火烧，星夜兼程于不同城市。他的工作风格，成为了青岛出版社的底色、青岛社出版人的集体素养，并被传承下来。后来，进一步总结为青岛出版社发展的五种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开拓创新精神、顽强拼搏精神、团结战斗精神和艰苦创业精神，这可以说是青岛出版社不断进取的原动力。

1989年，中国出版贸易促进会在深圳首次召开国际出版贸易洽谈会，刘社长秉承一如既往的“抠门”精神，我俩背着咸菜、火烧和参展的样书乘火车去深圳参会。我们提早两天到，一次也没舍得去饭店吃饭，始终靠自己带的干粮果腹。会议期间，我初次接触了台湾出版界的同行。当时大家的思想比较保守，还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充满顾虑，有的人甚至认为与台湾出版人接触是违规行为。但刘社长给予了我极大的宽容，他对我讲：“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只要是为了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你不要怕，该做的就去做！”

会议结束后，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没有乘坐飞机，而是选择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返程，这样不但能节省开支，还能到沿途城市书店进行调研。

火车抵达武汉，我们下车分头行动，刘社长去拜访武汉出版社的社长，我则去跑书店、了解民营书店的情况。我问刘社长：“您要不要去看看民营书店的情况？”

他说：“我当然要去。你不要介绍我是社长，就说我是老编辑。以你为主谈业务，我在旁边做调研。”

当时的青岛出版社刚成立，本版书还不多。我当时带了一本《幼儿学拼音》、一本日本译著《漂零舞女》，还有一本宣传奥运会的《更高更快更强》。我和书店经理沟通期间，刘社长始终以我为主角，放开让我来谈，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经过这次推销，每种书的订货都达到了5000 册以上。在充满竞争的时代，一个人不可能靠单打独斗来完成一项事业。领导能够给予巨大信任，让我们尽情施展手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青岛出版社成立大会在新华书店门市部举行，主席台左一为刘笃义。

重视人才，选贤任能

青岛出版社正式成立后，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边春光同志曾和刘社长有过这样一番谈话。他说：“青岛出版社的发展不是多找几个编辑的问题，出版系统懂文字、会看稿的人容易找，懂经营会发行的人才是关键，出版社要培养一批合适的经理人。当务之急，是有人能把出版的图书宣传、推广、销售做好，让更多的青岛版图书进入读者视野才是最主要的。”

刘社长深以为然。

《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中，刘社长曾说：“我比较重视人才，喜欢有本事的人，很愿意吸收这样的人才到我们出版社。我们是综合性出版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那个时候招收人才不容易，招大学生，也并非易事，有时要‘求爹爹告奶奶’。”

很幸运，我被他选中挑大梁，担任第一任发行处处长，兼任青岛市新闻出版局发行广告处处长。

我至今还记得他和我的谈话：“宝安，你是社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有过书店工作经验，懂得出版，也懂得经营，我希望你把这个大梁挑起来，我也相信你能干好，不辜负党委对你的信任。”

刘社长在生活上对我也很关心。有次我出差回来后感冒，高烧不退，他竟带着社领导和人事干部一起上门探望，令我格外惊讶，也备感温暖。有时即使批评我，言语也是和蔼的，如同父辈关怀晚辈一样。

明确方向，蓬勃发展

青岛出版社成立之初，我们对如何贯彻出版政策不熟悉，对如何制定选题、实现双效、团结作者都摸不到门路。刘社长亲自登门，诚心诚意邀请中宣部出版局老局长许力以为青岛出版社顾问。许老局长真正顾而实问，让我们备受鞭策。青岛出版社是许老在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任上批复的最后一个出版社，也是中宣部出版局批准的最后一家出版社。后来建立的出版单位都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他像慈父对待孩子一般，对青岛出版社尤为关注。

许老局长多次强调，做出版工作，一要有理论功力，二要有文字功力，三要有语言功力。只有把这“三力”发挥到极致，才能报效我们的国家。2010年9月，我在贸促会的颁奖会期间再次见到了许老局长。他给我们分析了当前的出版形势，又强调了如何把握出版方向和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青岛出版社新一届党委用9年的时间带领广大员工，从不到6000万元经济规模起步，发展到今天主业规模近4亿元，成为资产和销售收入双双突破16亿元的企业集团；把功能单一的青岛出版社带到了今天跨媒体、产业多元化的青岛出版集团；把一个普通的中小出版社带到了今天的全国百佳、一级出版单位、全国城市出版行业的龙头老大。许老局长听闻后，感慨万千地说：“我对你们的发展出了点微力，真是感到力得其所啊。”

这点“微力”重可千钧。许老局长对我们应把握的出版方针、办社基本原则、双效关系和出版规律做了指导，还不时提出新想法，让我们茅塞顿开。后来针对许老局长提出的建设性意见，社党委几次上会认真讨论，出台了青岛出版社的第一份发展规划文件，进一步确立了办社方针和应恪守的原则。

第一批图书往往决定着出版社的发展走向。然而成立之初的青岛社，既无原创选题目标，也无作者团队。许老局长建议我们，在做好当地文化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基础上，可以先编纂一些能在国内出版界造成一定影响的书。他亲自为我们策划了《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精选》，并自荐担任主编。书法教育是我们的传统教育之一，作为最具有中国传统特点的艺术，它的审美教育价值非比寻常。入选《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精选》的书法家名单是由许老局长引荐的著名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刘正成先生拟出的。时任发行处长的我，陪同许力以局长、刘笃义社长和肖作贤主任到广州等地约稿，全面参与了这本书的组稿、接洽等事宜。通过我们的努力，《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精选》征集到了许德珩、林散之、陶博吾、沙孟海、启功、黄苗子、冯其庸、沈鹏、欧阳中石等66位著名书法家的精选作品，还有台静农、陈明贵等港台地区书法家的作品。

1988年4月28日，我随刘笃义社长参加了在北京全国政协文化餐厅举办的《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精选》专家组稿座谈会，并就青岛出版社向海外发行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1989年9月13日，《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精选》新书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边春光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在京的书法名家出席了会议。本来习老是不打算讲话的，但与会者的发言引起了他的共鸣，有感而发，讲了四十分钟，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座谈会消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华声报》相继对该书的出版发行进行了报道，使得青岛出版社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精选》的成功，促成了《当代著名中国画家作品选》和《当代中日著名女书家作品精选》两部作品的出版，前者收录了岭南画派代表画家关山月、赖少奇先生等人的作品，是当代中国美术的一次集中展现；后者集中了中日两国女性书法家作品的集子，对中日民间的艺术交流有重大的意义。三部作品集立意高远，影响广泛，让青岛出版社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同时丰富了青岛出版社的珍贵字画收藏。此后青岛出版社与崔子范先生的合作、与俄罗斯油画界的合作，包括成立青岛出版艺术馆，都得益于这三部书。

远见卓识，基业长青

刘笃义社长在《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中说：“1991年，我就感觉到没有激励机制不行，有的人干得很多，拿得不多，这样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最早一稿的“目标责任制”就是由刘笃义社长于1992年前后起草的，与邓小平南方谈话时间相近。应当说这种制度在青岛出版社成形、使用，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大势使然。这个“目标责任制”后来由翁文庆副社长主持进行了修订，翁社长退休后，由我担任“目标考核”办公室主任，坚持弘扬“用制度和机制让每个人像干自己的活一样，当好主人，多劳多得”，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从而为青岛出版社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尽管限于当时改革深化的程度等因素，实际执行中存在人为平衡调整的行为，但在20世纪90年代青岛出版社的发展中还是起到了调动全员积极性、引导整个企业向着市场化运转所需要的管理制度靠拢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建社之初，大家在看待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时总是趋于保守和僵化，受条条框框限制掣肘，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1992年，我与刘社长赴美参加由中国出版外贸公司组织的国际书展和学习考察活动，第一站是旧金山，刘社长是团长。那是青岛出版社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也是我第一次出国，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多民族、多人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碰撞与融合。客观地说，了解多元文化，才能有更宽广的视野。当时刘社长拍摄了很多照片，回国后我们在出版社内部专门办了一个赴美考察的图片展，丰富了全社编发人员的思维和视野，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全社同志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变革、精神状况的改造。

如今的青岛出版集团是自2009年3月由青岛出版社整体转企改制组建为市属国有独资文化企业，一路砥砺前行，现已成长为行业中的佼佼者。旗下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首页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60余家控股公司，构建起涵盖出版、发行、媒体、投资等多元领域的协同发展格局。2023年，青岛出版集团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营业收入28亿元、净利润2.99亿元，资产总额57.24亿元，上市公司“城市传媒”获全国文化企业30强提名，“五个一工程”奖《靠山》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通报表扬，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宛如大厦巍然屹立，彰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与价值。

献身出版，坚持信仰

刘社长始终坚守“以文化人、以文树人、以文育人”的社会责任，把“社风正派，书品高洁”“传承文化，传播知识，传递幸福”“向时代呈送一流的阅读产品”作为基本的理念，正是有了刘社长这位第一掌舵人，青岛出版社顺利从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为后来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笃义社长始终坚定不移坚持对党的信仰，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出版事业。刘社长退休后身体欠佳，日常行走艰难，然而但凡退休干部党员活动、党课学习以及党费缴纳等事务，他必定亲力亲为，从未有过懈怠，直至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失去自理能力。在生命的最后几周，身体多处于昏迷状态，即便清醒，也被病痛折磨，痛苦呻吟。但在那些艰难时刻，唯有两件事能让他展露笑颜：一是重孙子和外孙的探望；二是翻阅《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即使后来无法自主阅读，也会示意我们帮忙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