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作越来越有意思：大竹永介谈出版》
一位资深出版人的思考
商务君按：这几天，大量国外用户涌入小红书，其中也有不少外国编辑、作家、图书博主……中外出版从业者开启了疯狂对账模式，“国外的出版工作怎么样？活得好吗？”“国外出版业图书利润高吗？编辑收入如何？”“营销也需要到处跪求博主推广吗？”……看了国外同行的回答，有网友评论道：“看到大家活得都不好，竟然一点都不意外。”国外的编辑也会在工作中遇到编发矛盾、“创造”与“做买卖”的冲突、想做的选题得不到支持等问题，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一位从业42年的资深出版人这样回复……
日本著名出版人大竹永介，从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于1973年入职讲谈社。此后的42年间，大竹永介从一名新手编辑一路做到讲谈社董事。先后从事漫画刊物、儿童科普类书籍、绘本等出版物的编辑工作。
2015年，大竹永介从讲谈社退休，开始仔细思考编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花了四年时间写就《工作越来越有意思：大竹永介谈出版》一书。新编辑如何锻炼看稿基本功、如何与作家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如何与市场联动……在书中悉心传授来自编辑第一线的实战经验的同时，大竹永介也传递出关于人生、关于出版文化的思考。
《工作越来越有意思：大竹永介谈出版》
作者：[日]大竹永介/著，唐亚明/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以下为《工作越来越有意思：大竹永介谈出版》部分书摘内容。
当一辈子编辑
有句话叫“当一辈子编辑”。不只是编辑，当一辈子教师，当一辈子铁路员工，什么职业都可以这么说。
这句话出自野村克也的“当一辈子棒球接手吧”。有不少人不想当干部（在公司里不想晋升），不离开“工作现场”，坚持“干好工作”，以此为人生意义，以此为自豪。
我知道好几个这样名副其实的优秀编辑，一直默默地编书直到退休，有的人退休后也作为自由职业者继续做编辑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准确，有匠人气质。这种“人生意义”不能否定。
但是，还有一种想法。
我觉得“当一辈子编辑”的说法，有当干部不是好事的含义，也有干部不是编辑的意思。事情果真如此吗？（细说起来复杂，杂志和书籍部门，总编、出版部长级的干部情况各不相同。杂志被称为“总编的东西”，不当总编就不能按自己的意图编杂志。而书是一本一本地编，编辑自己就是总编。下面我主要谈谈书籍领域。）
实际上，有的编辑明确拒绝当干部，也有的编辑没有明确拒绝，当了干部后因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而“意气消沉”。
的确，当了干部后（比如说出版部长），要管理统计数字，还要注意编辑们的工作状态。从做书（编辑）的意义上来说，干的都是“多余的工作”。
而且部长理所当然不担任责编，工作不算“有意思”。（这也因人而异，有的部长喜欢自己“编书”。我认为，这样没有他人的监督检查，所以原则上自己不担任具体编辑工作。我在《把日本国宪法告诉孩子》那章里写过这些情况。）
但是想一想，自己当了干部就不做编辑工作吗？干部能当什么样的编辑呢？编辑到底是什么呢？
我因为讨厌干这个才进了出版社！
我是2000年6月就任出版部长的，是调到书籍编辑部的第四年。我当过两次少女漫画杂志的总编，这是我第三次的“莫名其妙”。如果我没干好，那别人会说：“他纯粹是个傻瓜”，我感到压力很大。
暂且不谈“感情”，（出版）部长的使命是什么呢？
杂志总编辑的使命比较明快，一句话，就是增加发行数量。
最近杂志不景气。漫画杂志本身发行量小，但是把刊登过的作品做成畅销的漫画单行本，增加收益，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说起来，没有一个总编辑不想扩大杂志发行量。
与此相比，书籍就没那么简单了。书是一本本完成的，不论部长怎么加油，与册数增不增加都没太大关系。
有的人把“一年出一本畅销书”作为目标，有人把出版迄今为止没有的种类作为目标。
不用说，目的是数字，简单说就是增加收益，最终目的与杂志的“增加册数”是相同的。
只要我们的工作不是业余爱好或业余团体，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盈利事业，这一目的就是理所当然的。
我啰啰嗦嗦说了半天，也许读者觉得这都是不用说的废话。但是对干部来说，考虑编辑工作时，关键问题就是“数字”。换句话说，“当一辈子编辑”的自豪感背后，似乎是对这种数字的反感和厌恶。
事实上，有很多编辑“不擅长数字”。
我不是说别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一看销售统计表，一看一大串数字就头疼。我当干部后，让我看各部门的收益报表时，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我因为讨厌干这个才进了出版社！
不说笑话了，不管你擅长不擅长，其实就是不喜欢“做买卖”吧。
“创造”比“做买卖”强，这是一种价值观。而当了干部后，就不得不转换成相反的价值观。可以说，许多编辑的意识深层里有这种想法和困惑。（“编辑”和“营销”合不来，也是出于相同的理由。编辑经常对营销不满，认为他们不懂书的价值，随意削减册数；而营销往往气愤地回答：你就不会编点儿好卖的书吗？）
也许这与我们面临的永不褪色的问题有关——多卖就好吗？卖不动就不好吗？
好书卖不动也没关系
我从少女漫画领域调到儿童局，有一件令我非常惊讶的事，就是似乎有“好书卖不动也没关系”的想法。这对于在漫画杂志成长过来的人，简直不可思议。
说起《周刊少年JUMP》，经常被引用的是漫画领域的“问卷调查”。我不说这本杂志“绝对正确”，但是我所在的《NAKAYOSHI》和《FRIEND》，最关心的是在问卷调查时，自己编辑的作品的销售数字，根本不可能存在只要作品好卖不出去也无妨这种想法。（不得不承认，我本身对“问卷调查”很反感。我不详说了，这会成为冗长的议论。我认为，日本的漫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原因之一是“问卷调查”，即完全对准读者的视线。我自身的“反感”，是如何与读者较量，而不是“无视”读者。）
话说回来，“好书卖不动也没关系”的想法，准确地说，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不仅是童书领域，比如说纯文学、哲学这种不指望卖多少本的书（简单说就是不起眼不好卖的书），成为书籍领域的“传统”。
当然，出版是文化的一部分，的确有“不计成本也要出版的，有价值的”出版物，编辑也需要有这种判断能力。也许，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传说”，变成了编辑“好书卖不动也没关系”的想法。
如果意识深处有这种想法，的确成问题。当时讲谈社儿童局是赤字。因为我有周刊杂志竞争激烈的经验，我刚调来时，上任不久的局长对我谈了“改革意识”的必要性。
可是，我并没有在当了干部（部长）后，向编辑们讲改革意识的大方针。
就像我刚才形容为“传说”那样，这种意识若隐若现，至少在我所知的范围内，编辑们无人公然说“卖不动也没关系”。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时，我一有机会就谈这种想法很可笑，也没人提出反对意见与我争论。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到底有没有编辑觉得自己编的书“卖不动也没关系”？自己辛辛苦苦编出来的书，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
尽管如此，“创造”与“做买卖”对立，“编辑”与“营销”不合。
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思考“创造”与“销售”为什么乖离，思考如何使“创造”与“销售”相结合。
我不清楚我当时觉悟到什么程度，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似乎是“干部做编辑工作”的核心问题。
这不仅是我当部长时，也是我当局长时遇到的问题。
“进度”问题
我具体的工作是，认真听取营销部门的意见。
我刚才也谈了，“编辑”和“营销”的想法时有对立，营销有营销的不满。我在少女漫画时期，就有很多想对营销部门说的话。我想，那就好好谈谈吧，互相说出心里话。
这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通过优秀的营销人员了解到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充分说明我对书籍编辑的无知。我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进度”。也许这不仅是童书领域的问题，包括销售、安排印刷等营业部门，对编辑部最为不满的就是“进度”问题。简单说就是不按计划发稿（书出不来）。（“进度慢”是笼统的说法，其实是包括开始策划到书籍出版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从稿件完成到送进印刷厂、校对、校完后出书，这一系列的程序都没有按预定计划完成。）
当然，编辑也不会认为不按进度行事是好事。编辑典型的说法是：“就算按进度出来了，书不好也不行吧。”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我和作者谈漫画稿时，明知再修改就来不及了，可还是不能同意自己不认可的作品。这就是编辑。如果没有这种坚持，那最好别当编辑。
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这儿。营销部门也没说请你编你不认可的书。
延误进度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销售人员耐心地解释给我听：不按进度走的话，“想卖也卖不出去”“本来好卖的书也变得不好卖了”。
销售人员特别强调的是，决定出版册数的问题。
当时，出版的一个月前召开会议决定新书册数，编辑和营销双方出席，介绍作者情况、书的内容以及所用成本等，双方共享和确认这些信息后，决定首印册数。
可是……营销人员说：“有时开会连校样也没有，标题和封面也还没定下来。”
“连封面和内容都不清楚，怎么决定册数？你们让我们怎么卖这种书？”
我无言以对。的确有这样的情况：编辑未能按期完成，开会时没校样（印出来的校对稿，看了可知内容），正式标题也没定，封面设计未完成，等等。
他还说，这不光影响决定册数的问题。
写得太详细就繁杂了，我简单说，这不光是社内问题（决定首印册数），而且还影响对外宣传等工作。
需要做工作的对象很多：经销商、书店、网站、图书馆等。营销人员气愤地说：我们向他们宣传，要出这样的书了，请你们多多关照……可空口无凭。图书馆选入“推荐图书”，就会有具体的购买册数。编辑部提供图书信息越早越好，出版前一个月连标题都没定下来，这算什么事？
我觉得他说的完全正确。编辑连这些最起码的工作都没做好，只能用“羞耻”一词来形容。
如何编自己想编的书？
我曾经问过童书专业出版社的编辑，他们说一般在发售前一个月，拿着样书到书店去转，了解书店的反应，把预约数作为决定印数的参考。有时还带去校样，根据对方的意见进行修改。
对于专业出版社来说，一本童书是否卖得好关系到生存，当然会不遗余力。
也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编辑“被惯坏了”。只要编出“好书”，卖书是销售部门的事，而没有认识到自己为了“卖”应该做什么？
我同意销售人员的意见。我在前面也写过，希望自己编出来的书卖得好，是编辑们的共同心愿。我决定说服编辑们。
说你们得快点儿干呀，或是说你们快干有这么多好处，这两种说法哪个有效呢？
我省略细节，编辑部的进度得到改善（尽管编辑心里明白，加快进度也不是容易的事），在开会决定印数时，书的标题、封面、内容齐全的情况多了起来。
另外，一个月前开会决定太晚了，我们就改成了两个月前，还开始实行“书店试读制度”，挑选大书店的店员，请他们事先阅读校样。这一制度延续至今。
我写了很长，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当干部（部长，局长）后，做的许多工作是与营销部门密切联系和合作。
这不是因为我身处管理统计数字的地位，采取了“为了增加销售额”的对策，而是为了更确切地“完成”编辑工作。
编辑和营销立足点不同，有时会产生对立。但是，不让“对立”表面化，成为纯粹的“对立”，而是要找出好的方向，减少对立。这是我们的工作实质。（我在这主要写了销售部门的事情，我们与计算成本、同印刷厂打交道的营业部门的关系也一样。如果编辑或装帧家希望用的样式、纸张、印刷方式，营业部门说“太贵了”，那就无法进行。经常有这种事情，这不能认为是营业部门干涉“创造”。编辑想做的是什么样的书？有没有其他办法？这都需要双方一起协商解决。）
当然，这要求双方都具有专业经验和知识。
我经常对编辑们说，你们要从策划阶段起，尽早听取营销部门的意见。这不是巴结他们，也不是光编营销部门认为好卖的书，更不是单方面听取和盲从。对自己不同意的，或是不专业的意见，要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因为这关系到编辑工作的根本——如何编自己想编的书？
正像我在《把日本国宪法告诉孩子》那一章里写的，得到反对你的部门同意，这种书才厉害。
当不当干部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是偶然和必然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命运。不用说，当不当干部，不会改变编辑本身的价值。
我想说的是，并不是当了干部就不是编辑了。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的确有人当了干部就不做编辑工作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不论职务如何变化，“编辑工作”的本质不会变，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一点。
什么是编辑？——在读者和作家之间
对“人”的工作。如果我说编辑需要的是“策划能力”或“与人交往的能力”，那我会觉得是不是漏掉了真正重要的什么。
我这样重新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编辑是极具“人情味儿”的工作，这是不会错的。
不，说有“人情味儿”，不如说“就是人做的事”，可以说，这才是编辑工作的特点。
“就是人做的事”是怎么回事呢？这和一般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后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我在前面写过，出版社也是企业，理所当然要追求利润。我不打算改变我的想法。
不论是做铁锅的公司（当然不是锅也行，什么都行。因为从前我经常听老编辑说出版社不是做铁锅的），还是出版社，在资本主义社会从事“商业行为”义不容辞。
但是，如果炊具公司的“商业行为”是销售铁锅，那么出版社的“商业行为”是什么呢？出版社做什么商品，卖什么得到利润呢？
有人会说，你说的都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出版社出售的是杂志和书籍。时代变了，现在说“版权”，可源本不就是杂志和书吗？
我说不对。出版社做的和卖的不是书和杂志。
那些只是“容器”，我们做的是装在那里面的“什么”。说起我干过的工作，有漫画，有绘本，有儿童读物。
那些没有形体的“什么”，在纸上印刷后装订，可以做成各种形式，比如说夏目漱石的作品，文库本也好全集也好，都是夏目漱石的作品。
传递的意愿。我是不是在罗列歪理制造混乱？我想不是。
也可以说那个“什么”是“感情”，是“思想”。我们“阅读”那些没有形状的“什么”时，或共鸣，或反感，或感觉出“什么”。我们的（我特意用这个词）“商业行为”的基础，就是这个“什么”的互换。不称之为“就是人做的事”，那该怎么称呼呢？
其实买书和杂志“阅读”的行为本身，就极有“人味儿”，与消费者买锅使用的行为明显不同。
自从泡沫经济崩溃，出版不景气以来，经常有人说：“出版社和一般公司并无两样。”
这是为了消除自己是出版文化旗手的“自傲”心理，并严加控制经费。
我反复说：“只要是好东西，赤字也无妨。”这种想法在企业难以成立，这是有一定正当性的。
但是，在进行这种议论时，经常使用“读者＝用户”的说法，对此我不同意。
我以前为了“消除自傲心理”，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在进行反省的同时，再次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读者不是用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出版（编辑）工作的本质。
另外，我还想谈一下“制作”这个词汇。
我一直说我们“制作”的是人的“什么”，这不准确。因为画漫画的是漫画家，写绘本和读物的是作家。
那么，出版社，具体说编辑是干什么的呢？
当然，与作家商量，鼓励和帮助作家，有时要出主意，提建议，当作家的后盾，也不是不能说是“制作”。进一步说，那是“传递”，或是“试图传递”。传递给谁？当然是“读者”。只有读才能成为“读者”，我们是传递给“许多不认识的人”。
编辑工作的“核心”，是对“眼睛看不到的什么”产生“共鸣”，并“试图传递”给“更多的人”，难道这不就是出版工作吗？
连接的纽带。我想起了上桥菜穗子的责编给我看《野兽奏者》（2006年讲谈社出版）稿件的事。
当然是在出版之前。我当时有事住在东京都内的酒店里，早晨在房间里读完时的感动，至今难忘。
真不简单！我被震撼了。我坐立不安，面对稿子嘟囔道。我非常想告诉谁这部作品如何有意思。
也许责编第一次读完稿子时，心情与我相同。
把作品编成书，让不认识的人们读到它，这不就是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吗？
读者与作家与编辑——我们必须认清出版工作的基础，就是这三者的关系。（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这里谈了以“作家”为中心的工作。我认为时事杂志也好，时装杂志也好，本质是相同的。）我们最应关心的是，如何维持这三者的紧张关系。
连接作家和读者的是编辑。
编辑在维持与双方的紧张关系的同时，力图把自己感到的“什么”通过作家传递给读者。
也许有时要求作家，你这样表达不清，要更换手法。这不是迎合读者，也不是抹杀作家的个性。另外，也不能过分迷恋作家的个性，而把它强加给读者。如何连接这两者？能否“传递”出真正重要的东西？可以说，这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走钢丝”似的工作。
我在这本书的最初部分写过，我当时最大的疑问是：“漫画家和编辑谁了不起？”结论是相等。
也许应该以“读者”为媒介考虑这个问题。不存在哪一方“了不起”，问题是如何把作家的“想法”更好地传递给读者。
另外，常说的“文化性”和“经济性”的问题也一样。问题不是只要能卖出去就做，或是即使卖不动只要是好书就行，而是如何让读者读到书和杂志，如何向读者传递各种“想法”，这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而“销售额”和“利润”是结果。
我刚才写过：“读者不是用户。”
如果用近似的说法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传递”，而不是“销售”。编辑希望自己编的书（杂志）销路好，是因为“卖出去”的结果是传递了信息，而不是为了“销售额”和“利润”。
也许有人认为我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是我觉得这两者很不一样。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懂得：“只要卖出去就行”，或是“（只要是好东西）卖不动也没关系”这两种想法都是行不通的。
我再重复一句，编辑工作是极有人情味儿的工作。编辑想传递的，是不能用语言或数字表达的“什么”，即只有人才能有的“什么”。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青山学院大学的原晋教练因箱根接力长跑出名，他这样说：“教练像函授教育那样不去现场，也不知学生在宿舍里干什么，只看他们提交的作业，那可不能指挥他们呀。我想对企业的人事部门或干部说：你们为了追求效率，只看用电邮发来的营业报告，就提拔干部或决定工作方向，那是极大的错误。人必须面对面。这看似落后且效率低，但这是最重要的方法。”（ZAKZAK／2018年1月5日）
我觉得这就像谈“出版”工作。
编辑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力图传递给他人的意愿”。
《出版商务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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