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0日，A公司（作为发包方）与B公司（作为承包方）签订了针对某特定项目的《北京市****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核心内容包括铝合金百叶的施工与安装任务，合同总价为593,272.1元，并明确了项目的开工日期为2020年6月25日，预计竣工日期为2020年10月30日。（注：本案中涉及的公司名称、人物等信息均为虚构）
此工程项目实际由林某与张某团队负责施工执行，而李某则在2020年9月期间与A公司商定合作细节后，组织施工队伍进场作业。工程竣工后，李某与A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共同签署了《劳务结算会签单》，确认最终审定结算金额为574,296.19元。截至2021年2月10日，A公司已直接向李某或通过B公司转付413,000元，随后又陆续支付了总计164,427.83元（部分款项扣除5%费用），累计付款额达到577,427.83元，超出了原结算审定金额。
随后，李某将A公司与B公司共同告上法庭，要求两公司连带支付剩余的劳务费208,470.24元及其利息，理由是他按照A公司的要求进行了施工，并挂靠于B公司名下，且各方最终确认的剩余劳务费为上述金额，但多次催讨无果。
面对诉讼，A公司与B公司均表达了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的态度：
A公司辩称，合同遵循相对性原则，其已将劳务合法分包给B公司，李某不应将其列为共同被告；同时，质疑李某提交的与B公司的结算文件缺乏明确性，且指出即便按李某所述结算日期为2021年5月18日，此后B公司仍有转账记录，表明A公司已通过B公司足额支付了所有款项。
B公司方面，通过恒略律师事务所代理应诉，明确指出：1. B公司与李某之间、B公司与A公司之间就该项目并无直接合同关系，B公司仅是代为转付A公司给李某的款项，并在扣除必要税费后全额转交，因此不存在欠付情况；2. 李某自称挂靠B公司，即便存在合同，B公司仅为名义上的承包方，未实际参与施工，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基于上述理由，B公司坚决反对李某的诉讼请求。
最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